“無名譯者”金曉宇：別叫我“天才”，我需要努力

電影《美麗心靈》中，天賦異稟的博弈論大師，數學家約翰·納什“用自己的精神戰勝了自己的精神疾病”。

杭州50歲“無名譯者”金曉宇，數十年與自身所患雙相情感障礙共處，十年間用僅能看到的一隻眼睛，完成了22部共600餘萬字的外文譯著。

這是一場跨越時間與空間、藝術與現實的互文。

真實生活中，金曉宇、父親金性勇、母親曹美藻，兩代人相互扶持走過風雨境遇，憑藉信念與愛，保護着人之為人的體面。

1月18日，當我走進金曉宇家時，他和86歲的父親正坐在擺滿桌面的譯著後面，平靜地等待新的造訪者。

比起天才傳説，金曉宇的翻譯才能表現得更加踏實具體——始終專注，經常較真，忍常人之所不能，將冷板凳坐穿。

找到媒體時，金性勇含淚完成了口述。他説：“我感到很孤單，希望有人聽聽我們的故事。”

1月19日，金性勇坐在家中，牆上是愛人的遺像。 本報記者鄭夢雨攝

1月19日拍攝的金曉宇家的客廳。 本報記者鄭夢雨攝

1月19日，金曉宇坐在電腦前。 本報記者鄭夢雨攝

不完美小孩

老屋約60平方米，屋內昏暗、陳舊、無序。這是金曉宇（父親稱其“小宇）一家人自1988年生活至今的地方。

更狹窄的一間屋子是小宇的卧室，屋內一窗、一牀、一桌、一櫃、一書架。書架上零散堆放着書籍，更多是不同語種和版本的辭典。小宇戴着一副黑框眼鏡，唇邊一層薄須。絕大多數時刻，他就這樣沒有表情地坐在這裏，面對着電腦。

童年時一次意外，讓小宇右眼晶體破碎。高中輟學，後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躁狂和抑鬱交替間歇發作。1992年開始，小宇幾乎每年都要去醫院。

要不要給小宇開殘疾人證明？金性勇心裏不安。他總不想承認自己的兒子一生將會是殘疾的。但是父親希望孩子未來能走得更順，咬了咬牙，最終小宇被醫學認定為精神二級殘疾。

眼睛壞掉後，小宇上學越來越沒信心，躲在家裏看書，放棄了高考。在他的人生彈簧裏，往後是被“狠狠壓扁”的日子——復讀、去工廠打工、讀書、退學、自考、自殺未遂、去新華書店和浙江教育書店做兼職……他不想與人打交道，於是把自己關在家裏，自學語言。

父母的工資擠出來炒股票，想為兒子多留些錢，奈何投資失利，母親曹美藻身體頓然垮掉，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卧牀三年。這個知識分子家庭，一下子遭遇了兩種讓人類束手的精神類疾病。

命運的小舟在生活的巨濤中搖搖晃晃，一家人沉浮與共。

小宇最近一次被關進醫院，是因為一個人跑去了温州。那是病情發作的前兆，他沒告訴父親，失聯了一天一夜。父親又一次把他送進了醫院。小宇在醫院裏沒有意識地吃飯，沒有意識地睡去。醫院於他是個令人“害怕”的地方。

這一住就是兩月餘。沒有人曾料想到，出院後他沒有媽媽了。

較真的“畫匠”

《本雅明書信集》的樣書，是金曉宇去年12月份在醫院拿到的。金性勇把書送到醫院門口，由護士轉交。翻譯這本德文書，小宇花了兩年多時間，煌煌53萬字。

在家期間，小宇自學了德語和日語，鞏固英語。他認為學習語言的經驗是相通的，最開始看德語教科書，然後看翻譯相關的專業書，再之後讀原文小説。“我學一門外語，至少要讀20本原版小説。”金曉宇説。

有時原文看不懂，他就去圖書館拿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查。在浙江大學圖書館，他看完了幾乎所有德語和日語教材。

早期，他用收音機聽廣播。“在短波收音機上可以收聽到英語和日語廣播。我從小就用那台收音機，用了十多年，後來家裏買了電腦才開始看劇，日劇看了60多部，就為了學語言。”

每次翻譯時，他都先將原文通讀一遍，再十頁十頁地翻譯。每十頁再次通讀，每三十頁做一次備份。翻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電影的元素》期間，導演的每部作品他都至少看了兩遍，書中提到的電影細節還會反覆對照。

小宇用過三台電腦。第一台是父親花一萬多元買回的大聯想機，小宇發病時家裏電器都被砸壞過，但沒砸過電腦。還有一台嶄新的、鍵盤上覆蓋着一層保護膜的筆記本電腦，是表哥最近送來的。

強度最高時，小宇吃完早餐就開始翻譯，一天工作七八個小時。為了保持好體力，他每天用一個小時，散步三個公交站的距離。

他的翻譯語言平實，常用短句。讀者評價他的文字“準確又細膩，比原文還好”。有時他去圖書館看到長長的借閲記錄，覺得“更加不能出錯”。對待註釋他也十分較真，多年來，文稿的“第一讀者”金性勇只挑出過一處錯誤。

十年翻譯22本書（其中2本未出版），內容橫跨小説、電影、音樂、哲學等多個領域。小宇自己寫道：“據業內人士反饋，這個速度相當了得。殊不知裏面有多少自己的努力和老天爺的恩賜。”他覺得老天既然賜給了他這個本事，就得往前趕路。

小宇覺得自己“不是天才，是個‘畫匠’”。翻譯就像描畫，描得越貼近越好。

翻譯的稿費並不高。他曾跟父親説，苦是苦，樂趣也有不少。“如果我不得病，可能就把時間浪費掉了，我把這事兒好好做下去，你也不要太為我難過。”

他在這600多萬字中，搭建了一個屬於很多人的世界。他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場景。

他幾乎從不主動表達，但他在這龐大的文字世界裏歌舞哭笑。沒有了形體的緊繃和束縛，那是一個自由舒展的地方。

“小車不倒只管推”

大約一個月前，小宇出院回家了。金性勇臨近家門才敢告訴他母親去世的消息。50歲的金曉宇抱住父親大哭出來——這是他在不發病時鮮少出現的激烈情感表達。通常，他看起來面無表情，也許是常年服用穩定情緒藥物的副作用。

他拿起筆，在紙上回憶起和母親的往事：“母親在很大程度上規劃了我的翻譯生涯。按倒敍來説，她通過校友會與留校教課的陸教授交流溝通，再通過陸教授的女婿的籃球朋友，也是出版達人楊先生為我謀得了第一個試譯的機會。”

母親曹美藻不僅是當年的高材生，還培養大兒子考入復旦大學，大兒子後又到澳大利亞定居。唯有小兒子小宇成為夫妻倆最深的牽掛。

曹美藻對小宇管得很嚴，按小宇的説法，“她在我人生的道路幾次關鍵環節（替我）扳動軌道”。小學時，她讓小宇轉去更好的學校，長大後小宇想學歷史，她卻想讓他學國際貿易，也想盡辦法讓他變開朗。小宇很在意母親的話，卻又不知所措。

“她生病之後，對我的控制力減弱了。”小宇説，語氣中不知是輕鬆還是遺憾。

小宇譯的書，被堆放在客廳一塊木板上。這木板下就是母親生前常用的縫紉機。這台縫紉機，是小宇“失控”時也沒有碰過的另一件“貴重”物品。

母親踩着縫紉機踏板的聲音，就像一支搖籃曲。小宇穿着母親做的衣裳，四季覺得温暖，小宇不砸它……

曹美藻“痴呆”了三年，小宇從沒對她發過脾氣。買菜，洗臉，每兩小時接一次大小便，抱着母親上下牀。他記着母親的好。

當小宇從醫院回來，想要“像照顧小孩一樣照顧母親”時，她卻毫無知覺地走了。

小宇記得母親常説一句話，“小車不倒只管推”。“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他問我，隨即自己給出了答案“就是我生病了也要把我推出去，不能一直待在家裏”。

這是她生活的信念。小宇的車沒有倒，那就得繼續往前推。

我們不分開

對於《本雅明書信集》的樣書，金性勇提了幾點意見。除了在文字上把關，他也把關於裝幀設計、開本尺寸的想法都告訴了編輯。

“我爸爸很有耐心，在我生活裏扮演了很多角色，幫我跟出版社編輯聯繫，給我做助手，以前還幫我校對，改得很仔細。”

金性勇也愛好讀書，尤其喜歡屠格涅夫。1967年大學畢業後，他被分到天津藥物研究所做研究，後又調到杭州民生藥廠（今杭州民生藥業），行事認真細謹，“做實驗都要自己去看過才放心”，退休後還在做產品評估和資料工作。

每天清晨，金性勇不敢起牀太早，他怕打擾小宇睡覺。

客廳裏沒有電視，不僅因為小宇砸壞過三台，更是因為他擔心會吵到小宇翻譯。

社區書記説，每次小宇發病傷人後，總會出現一個顫巍巍的老人，跟對方講“這是我兒子，他有病，損失我來賠”。

媒體的報道突然給父子倆帶來巨大關注，有愛心車隊想為老人提供服務，金性勇婉拒，“謝謝你們，我有月票，我坐公交習慣了”。

面對物質上的幫助，金性勇總是答覆對方：“我夠吃夠喝了，人心要滿足。我沒那麼困難，不太會請別人幫忙。這樣我心裏更舒服，謝謝社會各界。”

“心裏老是不平靜，老是覺得吃虧，就要犯錯，就很危險。”他始終保持着知識分子的體面，温和平靜、堅韌持守。

父子倆互相攙扶，“相依為命”，關係越來越親密。杭州放映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小宇説“爸爸，有空我們一起去看”，金性勇説“我陪你看，雖然我不一定看得懂”。

金性勇近來的開心事是，杭州市殘疾人託管中心答應讓他和兒子一起入住。“我們不分開”，金性勇哽咽，“我要抓緊時間陪兒子”。

小宇希望在父親88歲前完成他的第二本本雅明著作《拱廊計劃》的翻譯，之後暫停工作，開始學習西班牙語。

“我不是天才，我需要努力。”金曉宇説。

我問金性勇：“愛是什麼？”他説：“愛是最寶貴的東西。”

電影《美麗心靈》中，約翰·納什在諾貝爾獎答謝辭中説：“在愛的支持下，我能夠找到生活的邏輯和生命的理由。”

這“愛的支持”裏，有温柔、關照和尊重，讓“金曉宇”們守護住自己的“美麗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