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經：展望2022年中國經濟，是調控框架內新舊目標的切換與融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經】
一．2021年經濟數據回顧
2021年經濟數據公佈，全年經濟增長8.1%。匯率GDP比2020年大增20.4%，達到17.73萬億美元；預計美國2021年GDP約22.8萬億美元，中國達到美國的77%-78%。人均GDP為12551美元，首次超過世界平均值，甩開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進出口以美元計增長30.1%，達到6.05萬億美元大創新高，遠高於十四五規劃的2025年5.1萬億美元的目標，順差6760億美元也是新高。
全年經濟亮點還有很多，如新能源汽車表現極為亮眼，月銷量佔比快速升到了約20%。2021年汽車銷量2627.5萬輛，高於2019年的2576.9萬輛，結束了三年的下滑勢頭。新能源車還帶動中國品牌市場份額上升了不少，汽車業彎道超車有戲。
但是下半年的經濟增速下滑也引人關注，值得分析。2021年一季度增長18.3%，二季度增長7.9%。上半年同比增長12.7%的數據出來時，筆者與許多人的感覺是，雖然年初定的經濟增長目標是“6%以上”，但是全年達到9%似乎不難。
四季度增長4%，有些出乎之前的預料，這延續了三季度4.9%的下行趨勢。由於疫情防控的優勢，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非常顯著，是多年罕見的高增長。在外部需求較好的情況下，三季度和四季度增長偏低，這説明下半年投資和消費增長碰到了不小的困難。
從近年來的政府規劃看，中國經濟增長目標是6%。即使考慮到疫情的因素有波動，因為2020年與2021年都受影響，下半年經濟增長6%仍然是正常預期。四季度下滑到4%，應該算是偏離目標有一定幅度了。
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2021全年固定資產投資54.45萬億，增長4.9%。2015-2019年固投增長分別為10%、8.1%、7.2%、5.9%、5.4%，規模大了增速下滑算正常。但是2020年2.9%增速較低，2021年固投增長本來應該“恢復性增長”多一些，就如2021年上半年增長12.6%那樣。全年4.9%的增速説明，下半年地方政府投資碰到了一些困難，各類開支壓力大。
消費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4萬億，同比2020年增長12.5%，看上去還行。但由於2020年是同比降3.9%，兩年平均增速只有3.9%。從上圖可以看出，2021年8月以後，每月社消同比增速顯著下滑，2.5%、4.4%、4.9%、3.9%都偏低。最新的12月社消數據是41269億元，同比僅增長1.7%。這説明2021年下半年消費增長確實碰到了一些困難。
2021下半年投資與消費增速下降、經濟增速下滑，具體原因應該是多重疊加，確實碰到了一些不利情況。疫情防控壓力加大、能源價格大漲供應出現缺口、芯片短缺，造成了“供給衝擊”。另外，多個行業出現了較大的預期變化，下半年房地產銷售不暢，互聯網行業無序擴張受到整頓，教培行業因雙減政策急劇收縮，碳達峯節能減排目標對煤炭供應有不小影響。
總體來説，四季度經濟增長偏低已經有所預期。某財經傳媒調查了14家國內外機構，增速預測區間是3.0%-4.5%，均值與中位數都是3.7%。實際4%的數字出來，算是“低迷預期中較好”的。就如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相比2020年下跌11.5%。之前一些預期説得比較嚴重，這已經算是好於預期了，沒有跌破1000萬，人口增長48萬，沒有出現負增長。
其實以“正常”的6%目標算，四季度30萬億的GDP，增速下滑到4%，相當於少了6000億的潛在GDP。中國經濟規模已經不小，像教培行業這麼大的衝擊，GDP有個數千億的波動是正常。類似的還不止一個兩個，考慮到這些情況，最終四季度能有4%的增長率，及時的調整應該是見效了一些，如煤電供應的問題迅速得到解決。
2020年發生了百年一遇的疫情，又碰上百年變局，這兩年的經濟增長出現一些波動在所難免。中國相比世界其它國家肯定要強得多，甚至可以説考驗讓中國的優勢更為突出。例如國際上一般認為中國、印度、越南經濟增長率較高，經常互相比較。中國與印度的GDP倍數差距，從5倍發展到接近6倍；越南2020年GDP增長2.91%在全球表現最強，2021年疫情破防，增速跌至2.58%，遠比中國四季度的增速下滑要嚴重。
由於其它國家疫情過於拉胯，中國不應該滿足於和別的國家相比，沒有可比性。更值得總結分析的，是中國經濟調控的框架；問題是如何產生、發現、解決的，按自身的標準如何能做得更好，2022年預期如何。
實際上國際上一些機構又因為中國下半年的一些困難，風言風語搞起了唱衰。一是疫情防控越來越難，話裏話外“勸説”或“盼望 ”中國放棄動態清零策略。另一個是下調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世界銀行1月11日預計中國2022年經濟增長率5.1%，比起2021年中的預測下調了0.3%，算是比較客氣的。同日，高盛將2022年中國增長預期從4.8%下調到到4.3%。
如何評價中國2021年的經濟表現，2022年的預期如何？筆者認為，通過理解中國的經濟調控框架，問題並不難回答。
二．中國經濟調控框架
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正式引入市場經濟，政策闡述也引入不少宏觀微觀經濟學名詞。如以前最大的經濟政策叫“宏觀經濟調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最大的兩個，其它政策也都在“宏觀”基調之下。
這種理解似乎是暗示，中國要向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政府學習經濟調控，就要先搞銀行改革，建立現代貨幣銀行系統，讓貨幣體系可以支持市場經濟。2000年代初期，中國銀行體系確有不少扯不清的歷史問題，技術性地説，壞賬應該是比率不低；後來通過翻了約20倍的M2數值，原先存量問題的比例就很小了，要有事也是新增量的問題。
2021年12月末，M2達到238.3萬億，與GDP的比值為2.08，比2020年降了一些。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餘額232.25萬億，其中住户約102萬億，企業68萬億，機關團體32萬億；人民幣貸款餘額192.69萬億，其中住户約70萬億，企事業單位120萬億。存款主要是貸款派生出來的，一些住户、公司和機構借了錢又轉賬或者直接存進銀行。個人和單位有存款也有借款，貸款能越搞越高，其原理是有“資產”作擔保。
貨幣體系的要義是工廠、基建、房產等為貸款背書的實體資產，通過建設開發不斷大幅增長。貸款規模增長，經營主體再動態還款、貸款維持“現金流”。有的個人或者公司沒錢了，就出現危機。小危機問題不大，每年有一堆公司或店鋪關門又重開。稍大一些的危機，中國幾乎從沒有發生過，全部都化解了，因為總是可以定期給危機單位發新貸款撐住，把老的欠債還掉，然後慢慢整頓業務。
一個懷疑是，中國全世界最大的貨幣體系，是背靠實體資產增長出來的，還是不斷增加貸款撐住危機、年復一年捲上來的？樂觀的就説是前者，悲觀或唱衰的就説是後者。因為很多年都沒有事，各種基建和資產也看得見，物價也穩定，一般認為是前者。例如，房價作為資產，大漲後又一直不跌，就逐漸被羣眾接受，變成貨幣體系的支撐。
“資產+貸款”結構的典型是中國國家鐵路集團，負債5.6萬億，多年來不斷上升；每年利潤也沒多少，2020年因為疫情還導致虧損955億，2021年前三季虧損698億。外網有些視頻“揭發”中國高鐵的真相就是負債，因滿足了某些看客的心理而大受讚譽。其實只有在中國的發展框架裏才能理解，鐵路不僅有負債，還有資產。這些資產是受貨幣銀行體系承認的，“債主”很放心，到還錢的時候就發一筆新債，一點問題沒有。
這個架構的好處是可以放手搞“投資”。投資做出來的資產，直接對應優質貸款、無需還錢，就可以大膽放貸、大搞投資。不需要投資回報直接還錢，銀行認可資產就可以了，比傳統的貨幣銀行體系要更先進。負債5.6萬億，建出近4萬公里的高鐵，其實也就夠美國人發一次錢，所以沒有不認可資產的道理。
有人説，為什麼要給貸款，為什麼不停貸，讓鐵路公司賣資產還錢，讓有錢人低價去買？這就是國家體制在貨幣銀行體系中的具體表現，國家認同。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給出指標，鐵路公司要繼續發力基建，負債更多不是問題。負債搞資產，債主和借貸的都很靠譜，不僅毫無問題，還是大發展的絕招。
再如恒大負債1.97萬億出了危機，外媒一度很“興奮”。恒大欠的大部分是期房的房款，把房子建成交房就沒事了；主要問題是現金流斷了，借不到錢。這時，並不會發生大危機，只要各方按流程處理一下，得到銀行體系認同借到錢，危機就解除了。其實現在應該差不多沒事了，外媒都認為恒大債務事件已經變成“茶杯裏的風暴”。當然，這個過程不一定很平和，相關事主是體面退出，還是剩條褲衩，需要看具體的處理情況。
多年來中國已經處理過上千次的“危機”事件，都沒有出重大問題，已經可以像物理定律一樣宣稱“大集團現金流斷了”“地方政府還不上錢了”之類的問題，都有成熟的處理辦法。四季度增速下滑並不是説危機很多，也不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注的重點。
當然，這事也有模糊地帶，主要是地方政府弄出來的“資產”，在銀行那裏算什麼。各地都要發展，除了鐵路、公路等“必建品”，還會折騰不少項目。有的就弄過頭了，例如貴州某縣搞得負債數百億項目。這些究竟怎麼個説法，並不是很清楚。如果事大了，危機要擴散，可能就得捏着鼻子認了，但是搞出事的幹部要處分；如果事情不大，就可能繼續放在那裏沒有明確説法，前任的賬，繼任的不管。我們確實要承認是有一些糊塗賬，説不清楚。一方面要防範金融風險，一方面要穩住保住經濟，領會精神後具體操作難度不小。
總體來説，中央部委牽頭的項目資產很優質，銀行體系認可沒有問題，能力越來越強大。地方上有好有壞，有的地方也和中央一樣建立起良心循環；但是也有些地方沒有起色，就顯得債務負擔重。2021年，地方又要防疫，又要發展經濟，負擔重、預期不好，情勢似乎愈發艱難，應該是多年來壓力比較大的一次。
2000-2018年政府財政收支（含中央與地方）。
另一個重要的調控手段是財政政策。中國政府的“一般公共性財政收入”，從2000年的13395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190382億（2020年下降為182895億），也翻了14倍。2021年前11月財政收入191252億，同比增長12.8%。政府每年收到的錢多了，就能花出去做各種事，調整花錢方向，就是財政政策調控。
理論上，要先研究每年貨幣增發計劃如何，偏緊還是偏松，M2增速多少；然後再看看財政政策重點，哪些領域重點投入，從西方經濟學或者市場經濟調控的手段，似乎就分析得差不多了。
當然，任何有點水平的中國經濟研究，都會知道中國政府還有以“土地出讓金”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其它名目是鐵路建設基金收入、民航發展基金收入、港口建設費收入等一些專項。2019年中國政府性基金收入84518億，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70679億是主要部分。有點類似於美國的“房產税”是各州政府自行收去用的，中國“土地出讓金收入”是給地方政府用的。
2020年，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增至93491億，其中“土地出讓金”82159億增長16.2%。房地產對地方政府基金收入影響很大，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還不錯，對財政幫助很大。地方上有了土地收入，就去搞好基建配套，就能把地“做熟”，賣地收入能更高，理論上良性循環滾動。
但是2021年下半年起，土地收入數據趨勢轉差。全年看，有13個省土地出讓金收入下滑超20%，雲南下滑73.3%。還有5個省下滑10%-20%，5個省下滑個位數。正增長有北京、上海、天津、貴州、江蘇、浙江6地。總體來説，三四線和一些較弱的二線省會城市，房地產預期不太好。房地税的傳言對預期有一定影響。
還要去了解一下，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預算收支”的分佈常識。開支方面，地方佔了85%，但是收入只佔55%，差額超過10萬億元。這個差額並不是用前面收的“土地出讓金”來補，而是中央政府來協調，對各省搞“轉移收入”。轉移收入的規模是很大的，確保了落後地區能跟上國家發展的整體節奏，不然和發達地區的差距會越拉越大。
因此，中國基礎性的經濟發展調控框架就是：現代貨幣銀行體系的“貨幣政策”，以國家認可不斷壯大的“資產+貸款”結構為主軸；中央與地方分賬的“財政政策”，輔以中國特色的“土地財政”與“轉移支付”；其它就是和各國差不多的，公司們在市場經濟體系裏生產銷售，個人在社會上找工作賺錢消費。
理解到這個程度，基本上就能超過很多外國經濟學家了。許多人對中國統計局的經濟數據報表體系並不認真學習，而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視角去觀察（中國確實發佈了不少此類數據），加上一些西方媒體渠道的碎片化數據去瞎猜，不時有驚人之論。
中國經濟數據並非不可理解，但由於一些歷史性、技術性的問題，經濟統計數據自成體系，如果盲目從字面意義去模糊理解，確實容易誤解，對有興趣的人士不太友好，需要下一番功夫。
但是中央工作會議每年都正常開，統計局數據都在正常發佈，如果一直跟着看下來，能看出清晰脈絡。前一年的部署和後面一年、數年的經濟表現肯定有重大關聯。如果能基於經濟統計數據，將這些關聯總結出來，就多少會有一些感覺，甚至能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秘訣”有些瞭解。
例如，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明確指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
2010-2020土地出讓金收入
2015年，“國有土地出讓金收入”30783.8億，僅相當於上年的76%，這個數據不太理想，房地產企業庫存大不敢拿地了。通過經濟工作部署，2016年開始實施有力政策，通過貨幣化安置等政策，有效激發了市場購買慾望。各地賣地收入恢復增長，並在2017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國有土地出讓金收入”49997億，比2016年增長40%。之後2018、2019、2020年都繼續增長，2015-2020年均增長22%。
凡事有利有弊，土地出讓金收入增長不錯，居民購房壓力可能就大些。於是，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之後每年都重申，從一線城市開始進行了嚴格的限購。
其實不少領域都有這樣的現象：政策目標互相對立統一，形成了“既要、又要”的矛盾與螺旋上升關係，最後在精微的操作下儘量優化，實現了“中庸之道”的中國傳統智慧。全面、平衡、優化，這是中國經濟調控的哲學，通過多年實踐，很有深度。
表面上看中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要求很多很複雜，甚至難以理解。但這不是亂來的，也不是西方政客到處許願，而是一年年深思熟慮結合現實慢慢加上的。有的矛盾化解得不錯，就從工作要求中消失。政府工作和人民生活的領域越來越多，就加上新的對立統一的要求，用其利、防其弊。如能源生產要保證供應，也引入碳排放要求；既要防疫，也要發展經濟；既要穩增長，也要防範金融風險降槓桿。
中國政府的調控框架與能力，已經遠超世界任何國家，通過這兩年的疫情看得非常清楚。外國的操作，在中國看來就是極端化，如印度要麼下令全國隔離、企圖一下子解決問題，要麼就羣體免疫不管不顧。中國政府的風格是精細化操作，儘量想辦法保持平衡，確實是在按科學的辦法操作。
政府需要有一定前瞻性，解決長遠問題，所以中國在2021年加入了一些着眼長遠的調控目標。教育雙減、限制互聯網公司無序擴張、節能減排碳達峯、房住不炒，房地產税等。
其實每年都有增加一些新目標，不只是維持增長節奏。這就涉及到經濟調控目標和工作重點的“切換”，難度不大或者重要性下降的目標不作為重點，政府工作要更多切換到新目標上。
有時會出現一些意外情況，不可能“既要、又要”地順利操作，需要分“輕重緩急”。特殊情況下，不能都要，而是先要解決一些緊急情況，然後再回到相對正常的節奏。2021年情況確實比較特殊，出現了傳播率加強的德爾塔和奧密克戎，各地防控壓力增大，清零節奏變慢。國際國內一些情況疊加衝擊，經濟數據有一些下滑，市場和民間預期需要提振。
這種情況並不新鮮，以前也出現過，是在中國經濟調控框架之內的。就會“緩一緩”，先把情況穩一下，一些能緩的目標先緩一下。這時往往就涉及新老目標的“融合”問題。
新目標需要新操作，經驗少，就會產生新問題。有操作經驗的老目標，也是很重要的，不能受影響太嚴重。這需要積累經驗，面對新情況調研討論，發展出更為平衡的操作辦法，不急於求成，也不驚慌失措，沉着冷靜應對。只要仔細調研、科學分析、耐心決策，通常不難找到融合的辦法。
有了新問題，並不是説新目標不對，更不是説放棄。能夠通過中央討論作為新目標提出來的，基本都是正當目標，有長遠戰略意義。融合是更精細化、更平衡地操作，將多個目標有機地融合在一起，讓中央的“既要、又要”成為可以實現的要求。戰略定力、中庸之道、節奏感，這些外國無法理解的操作，讓中國實現了全方位的飛速進步。
三．2022年經濟預期
通過上面的討論，對2022年的經濟進行預期就有了脈絡。
2021有疫情防控領先全球的有利時機，也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也是建黨100週年，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標，是鋭意進取、志存高遠，切換部分工作重心是正常要求。2022年，就需要將新老目標融合，讓中國經濟的調控框架更加成熟，“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操作更為周全。
中國的貨幣銀行體系指標不錯，之前幾年的降槓桿操作，與世界多國瘋狂地增發貨幣形成鮮明對比，也讓中國有了更多的自主操作空間。2022年完全有條件多放一些新增貸款，承認地方上項目的價值，繼續靠“資產+貸款”的結構發展，稍為發一點力，將投資的力度加大一些。這是必然的，從一些項目上看，已經開始操作了。
三季度、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4.9%、4%不盡如人意，並非中國能力只有這麼多，而是政府沒有發力。2021年也沒有發力的緊迫性，8.1%在國際上就非常好。但是2022年，如果經濟增長低於5%，感覺就真的偏低了。因此將經濟增長拉回6%的軌道，或者起碼在5.5%左右，應該是合理預期。
房地產情況有一些不穩，一些地方政府收入預期受影響。2022年預計會有一系列穩定市場的措施，如化解重點企業的問題保交房、放緩房地產税的推進節奏、增加貸款額度支持市場正常購房需求、信貸支持房地產企業拍地。總體來説，真正房價比較高的一線城市問題不大；房價相對低的地區需要的是發展和市場信心，消化掉過去數年漲幅過高的問題，還是有發展空間。
進出口方面，至少一季度情況還會不錯。全年會如何，需要密切關注疫情的發展、境外需求的變動。中國出口實力在過去兩年加強了不少，產業鏈完整性、口碑更上層樓。只要穩住進出口市場份額，情況就不會太差，並不需要繼續20%、30%的誇張增長，也不可能。這是中國的優勢領域，應該有信心，雖然一直有國際國內的傳言稱產業鏈遷出，但威脅不大。
在市場預期方面，2022年消費增長有望發力，增長應該比過去兩年平均3.9%要強一些。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兩年平均增長6.9%，比消費增速要高，並非無錢消費，而是消費受疫情影響。發改委已經提出了10個方面的舉措促進消費。如果在防疫與促進消費之間找到平衡，更為精準地操作，消費有可能成為2022年經濟增長的主角。
中國這兩年消費增長是比較拖後腿的，不如經濟增長率，甚至又被美國拉開了差距。社消總額本來是要超美國零售和餐飲消費總額的，因為美國瘋狂印錢消費，反而又退成了90%。中國完全可以消費發力，多想一些辦法。2021年是限制較多，2022年可能會促進較多。如果消費增長有驚喜，那麼2022年經濟增長會高於政府規劃。
個人認為，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勢頭，會比2021年下半年明顯回升，扭轉一段時間以來較為低迷的預期。當然，本來問題也沒有多大，都是在調控框架之內的。2021年切換了一些目標進來，2022年更好融合進調控框架，市場情緒將顯著好轉。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