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康：印軍步兵第7旅旅長達爾維是怎樣被我軍俘虜的？

【文/張小康 等】

俘虜達爾維的經過

1962年10月20日7時30分，克節朗戰役打響。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一聲令下，我軍炮兵羣的120毫米迫擊炮，各步兵團、步兵營屬的82毫米迫擊炮、57毫米無後座力炮、75毫米無後座力炮，以及各步兵連屬的60毫米迫擊炮，共190多門火炮，對克節朗河南岸的印軍步兵第7旅及沙則據點實施了15分鐘的炮火急襲。

克節朗河谷炮聲怒吼，羣山震顫，天崩地裂。我軍突然、猛烈、密集的炮火，準確地擊中了印軍的要害。早在印軍前階段大規模炮擊我邊防哨所陣地時，其炮兵射擊陣地位置以及其他工事目標就被我軍炮兵牢牢地釘在射擊圖板上的方格網上了。

印軍的主要炮兵陣地被摧毀，喪失了火力支撐；部分工事被我軍炮火破壞，減少了我軍步兵衝擊時的阻力。

特別是印軍步兵第7旅指揮所與各營、連指揮所遭到我軍炮火重創後，通訊中斷，很快上下之間的指揮與聯絡就基本陷於癱瘓。

我軍炮兵向克節朗河南岸的入侵印軍實施火力急襲

印軍步兵第7旅旅長季·普·達爾維准將在回憶錄《喜馬拉雅的失策》一書中寫道：

“1962年10月20日清晨5點整（注：新德里時間），三號橋對面的中國軍隊打了兩發信號彈。緊接着150餘門大炮和重型迫擊炮的炮彈傾瀉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我們在三號橋、四號橋的陣地，章多的炮陣地、後勤基地，木橋、臨時便橋和離河岸約一千碼的第7旅旅部，都受到了猛烈轟擊。中國軍隊用的是自動裝填、自動發射的76毫米加農炮和122毫米迫擊炮。（筆者注：達爾維不瞭解我軍炮兵的裝備和數量，但對我軍炮兵火力指數效果的評估還説得過去。）”

“這是真理的時刻。在這一時刻，塔格拉山脊不再是一片土地，而是衡量、考驗、精煉印度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的化驗爐。從我們頭上呼嘯而過的炮響，有幾分鐘把大家嚇得目瞪口呆。這場面同迄今沉寂狀態相對照，更加令人震驚。雙方軍隊如此靠近，又使人感到似乎很難相信。事變開始了。這是多年的錯誤估計、許多月的焦慮和許多天的希望的終結，也是混亂、恐怖的一週的終結。事變爆發的這一天，是印度將永世不忘的。每一本印度歷史的初級教科書都將記載這個可悲的丟醜的故事。克節朗之戰肯定會給巴尼帕特戰役和普拉西戰役抹黑。”

“在中國軍隊發動進攻幾分鐘之內，第7旅即分崩離析。無論如何，要想增援或者扭轉戰局已毫無希望。我沒有後備兵力。我同各營的通訊聯繫很快也被切斷。由於一切電話線路遭到破壞，營長們也不能同連長們取得聯繫。無線電台的報務員們也停止收發，因為中國軍隊開始向他們的指揮部發起攻擊，他們必須進行自衞。”

我軍發起戰役總攻後，達爾維旅長很快就發現他的旅指揮所與各營、連間的通信聯絡已中斷，在“遭到中國軍隊優勢兵力包圍，堅守不住”時，即下決心撤逃。達爾維原計劃撤往章多，準備利用章多的有利地形組織二線部隊固守。

但是，達爾維在從色兄朗溝往章多逃跑的過程中，發現印軍已被我軍炮火打得“七零八落，頭尾不能相顧”，他“同旅部的主體部分失去了聯繫”。達爾維帶領少數人員南逃，不久發現章多已被我軍佔領，“去章多沒有什麼意義”時，便“翻越高達18500英尺的扯冬摩天嶺”，向龍布普方向繼續逃竄。

達爾維經過兩晝夜的艱苦跋涉，終於在10月22日清晨踏上了哈東拉至龍布普的小路。此時，達爾維正“陶醉於自己判斷方向路線的高超技術”，確認自己已經逃出了中國邊防部隊的合圍圈。

10月22日上午9時許，西藏軍區藏字419部隊步兵第154團團屬82迫擊炮第2連勇猛地追擊從克節朗地區逃跑的印軍。該連62名指戰員，攜帶6門82毫米口徑迫擊炮及彈藥，雖然人均負重70斤以上，但個個鬥志昂揚，在追擊中無一人掉隊。

炮2連追至龍布普附近時，副連長彭君先發現離騾馬小道不遠的森林裏有印軍，連長吳栓柱和彭副連長立即組織全連攜帶手槍、步槍、衝鋒槍的十幾名指戰員衝入森林，直插印軍側後，很快將這股印軍包圍住，迫使印軍步兵第7旅旅長季·普·達爾維准將以及同行的獨立第17傘兵營的連長塔爾瓦爾上尉等9人舉手投降，繳獲機槍1挺及步槍、衝鋒槍8支。

戰後，154團團屬82迫擊炮第2連榮立集體三等功。

然而，炮2連的指戰員並不知道他們抓獲的印軍俘虜中有達爾維旅長，因為當時中印雙方人員中都沒有翻譯，彼此語言不通。

被我軍俘虜的印軍步兵第7旅旅長達爾維准將（中）

識別達爾維旅長身份的經過

時任藏字419部隊政治部主任的魏克同志回憶説：

154團、155團連夜追擊，藏字419部隊指揮所與部隊一起徒步追擊，第二天抓到了達爾維。他跑到山上去，沒有東西吃，又餓又凍就下到路旁的森林來了。部隊正在追擊，這讓154團一個炮兵連撿了這個洋落，抓住他時軍銜看不出來，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當時也沒有翻譯，幾個戰士押着他，我和柴洪泉司令員、陰法唐政委等人從那裏路過時，他還給我們敬禮。

當晚我們在龍布普宿營，這是印度軍隊一個屯兵的地方。部隊還要追擊，因為政治部管俘虜的事，就把這幾個俘虜交給我們，政治部也沒有警衞部隊，我就叫炊事班幾個戰士輪流看着這幾個俘虜，後來我找來英文翻譯洪邦裕，我説：“你去問問路上交來的俘虜是什麼職務，是幹什麼的？”翻譯去了一問：“你是幹什麼的？”他説：“我是第7旅旅長達爾維！” 洪邦裕翻譯高興得不得了，回來給我説：“他是第7旅旅長達爾維！”我不太相信，我要親自去問問他。

我親自去問：“你有什麼東西證明你是達爾維？”他説他跑的時候沒有來得及穿軍裝，只穿了件襯衣，但是襯衣口袋裏有張照片，是他到7旅上任時，第4軍軍長考爾歡送他，請他吃飯時，他和考爾在後花園照的。他讓我看照片，我問他還有什麼作證明，他説沒有，旁邊一個被俘的印軍空降兵連長説：“我能證明他是7旅旅長達爾維。”

我就問達爾維，你為什麼承認自己是旅長？他説：“這是規定呀。”達爾維一來就承認身份，是因為印度軍隊比較熟悉國際公約，他們對兩國交戰比較有經驗，印度軍隊有個規定，被俘期間照樣發工資。達爾維的軍銜是准將。

我就問他被俘以後有沒有遇到什麼麻煩？他説：“沒有！你看我的金戒指，金手錶。你們這個軍隊是個文明的軍隊。”我問他需要什麼？他説：“請先生給我找幾支煙吸。”

我不會吸煙，陰法唐政委也不吸煙，曹宗奎參謀長會吸煙。我給曹宗奎説：“你借給我兩包煙。”他帶的煙也不多，但聽説是達爾維要的，便毫不猶豫地説：“給你兩包。”這就解決了達爾維的煙癮。

我又問他還需要什麼？他説渴得很，我就對俘虜的印度兵説：“你去背半麻袋牛奶罐頭來。”牛奶也是從印軍繳獲的。我問他還需要什麼，他説不需要了。他對我説：“你放心這些人（指印軍俘虜）不會找什麼麻煩，我讓他們老老實實守規矩。”

第二天早晨，我對他説：“為了保證你的安全，把你送到後方去。”

藏字419部隊政治部主任魏克在繳獲印軍坦克前留影

西藏軍區政治部的曲明顯同志在回憶中説：“我分工負責押送印軍俘虜後送任務。我見到了被俘的印軍旅長達爾維准將，他能吃能睡，他想吃什麼東西，我們儘可能滿足。在軍區前指停留的3天時間裏，他吃了水果糖、白糖，還給了他幾條香煙。他在吃飽喝足之後，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西藏軍區前指的石伴樵副參謀長、呂義山主任先後跟他談過話，給他講解中印人民友誼和此次衝突的原因。達爾維表現平靜，談笑自如。但八一製片廠要給拍照時，他卻不願意了，説是害怕在報紙上公佈出來，以後不好生活。”

達爾維的基本情況

達爾維於1920年7月在伊拉克出生，印度孟買市人，馬德拉斯族，屬剎帝利高等種姓，1940年11月畢業於孟買大學歷史政治系，旋即考入達拉頓軍事學院，1942年在近衞聯隊任職並被授予少尉軍銜，1942年至1945年隨英軍在緬甸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1950年進入威靈頓參謀學院學習一年。歷任連長、裝甲營長、陸軍總部作戰參謀、第15軍軍部行政官、達拉頓軍事學院副院長、克什米爾地區旅級行政官等職，曾獲得7枚勳章、獎章。

印度陸軍認為達爾維是個有作戰經驗的優秀指揮官，於1962年2月將他調到印軍王牌部隊步兵第7旅任旅長，委以入侵中國的重任。10月8日至10日，達爾維按照考爾軍長的指令，組織印軍第7旅所轄的旁遮普聯隊第9營100餘人越過克節朗河，在炮火支援下，向我軍邊防部隊駐守的尺冬哨所（印度稱其為“僧崇”）發起進攻，後被我軍擊退。10月20日上午，達爾維正在指揮第7旅所轄的第9廓爾喀聯隊第1營向克節朗北岸我軍邊防部隊陣地實施大規模迂迴進攻時，我軍發起了自衞反擊作戰。

10月22日上午，達爾維被我軍俘虜，他歎服地對我軍人員説：“你們在24小時內消滅了1個旅，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達爾維被送到瓊結印軍俘虜收容所。西藏軍區在山南地區瓊結設立的這個後方印俘收容所，共看管印俘996人，其中有達爾維准將以及印軍第4師通信團團長泰瓦利中校、拉加普特聯隊第2營營長M·S·瑞克中校、第9廓爾喀聯隊第1營營長B·S·阿魯瓦利亞中校、阿薩姆步兵聯隊第5營營長拉頓·辛格中校等校尉級軍官34人。

瓊結印軍俘虜收容所對達爾維實行單獨看管，給其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達爾維自選報刊、書籍閲讀，聽廣播新聞介紹。管理印俘的工作人員和達爾維進行個別漫談討論，重點是講清中印邊界問題的真相，介紹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建設成就等。

對於我軍的俘虜政策和俘虜管理工作，達爾維説：“你們能夠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澤東的指示，克服內心的仇恨，對俘虜以友好相待，這是一般軍隊難以做到的。”

在印俘收容所裏，達爾維和其他印俘一起觀看了《國慶十三週年》、《紅色娘子軍》等多部新中國的電影以及文藝表演。

被俘印軍官兵觀看文藝表演

達爾維等印度被俘校級以上軍官提出想去中國內地參觀。在中國政府的安排下，以達爾維准將為首的27名被俘印軍校級以上軍官到中國內地的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無錫、北京進行參觀。他們還自願參加了 “五一”節北京天安門廣場紀念活動。1963年5月，達爾維一行27名印軍校級以上軍官在昆明被釋放，乘飛機返回印度。

印軍被俘軍官（左起）：拉頓·辛格中校、阿魯瓦利亞中校、達爾維准將、瑞克中校、泰瓦利中校在拉薩參觀布達拉宮時的合影

達爾維的回憶錄《喜馬拉雅的失策》

達爾維被釋放回國後，在他的回憶錄《喜馬拉雅的失策》一書中詳細講述了自己被俘的經過，他感嘆地説：“我仍然活着，這是個奇蹟。至今我未曾去想我的運氣好，既沒有死，又沒有生病和受到侮辱。現在我要活下來，以便有一天把塔格拉之戰的故事大白於世。”

達爾維在回憶錄中敍述了克節朗之戰中印軍戰敗的一些情況。他認為，1962年印度侵華戰爭的失敗，“是戰爭高級指揮的失敗，反對黨派的失敗，參謀本部（包括我在內）的失敗；也是應負責任的公眾輿論和報界的失敗；就印度政府而言，是徹頭徹尾的失策。”

達爾維在回憶錄中披露了印度政府和軍隊蓄意製造邊界爭端，向中國發起大規模進攻的事實真相，抨擊了印度尼赫魯政府肆無忌憚地推行所謂“趕走中國人”的擴張主義政策，反映了印度政府的反華政策不得人心，強調了印中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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