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原副部長：亟需中國自己的NGO發揮引領輿論和話語權的作用

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院等16家研究機構聯合發起的首屆“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學術論壇22日在京召開。外交部原副部長何亞非在論壇上作了題為《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的主旨報告。

論壇現場

以下為何亞非的演講全文：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並付諸實踐已近10年。迄今，中國與147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合作項目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脱貧、治沙、畜牧、發電等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為“南南合作”的典範。目前，“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期，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尋求最佳實現路徑，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這十年是百年大變局的加速期、國際格局變換期、世界秩序調整期、全球治理重塑期。國際局勢動盪、地緣政治升温、世界經濟起伏和民粹主義氾濫成為各國面臨的“新常態”、今後一段時間的大趨勢。繼續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並爭取高質量發展，既是中國和世界經濟轉型的需要，也是“新常態”下國際合作模式多元化、實踐真正多邊主義的需要，面臨的機遇和困難都前所未有。

我們先來了解“新常態”特點，再探討“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思路和路徑。

首先，當今世界氣候變化、病毒流行、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明顯上升，已經對人類構成生存性危機。

蹂躪各國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最為典型，也是人們始料未及的全球公共衞生危機。至今病毒變異與防控防疫的拉鋸戰難有結局，嚴重阻礙國際人員、貨物的流動性，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國際流動性持續受阻還給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帶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疫苗鴻溝”繼續擴大。除了中國向發展中國家主要是非洲國家提供了20億劑疫苗外，不少發達國家囤積疫苗供國內使用，不願援助發展中國家。現在非洲國家接種疫苗低於5%。

氣候變化和網絡安全問題愈演愈烈。全球惡劣天氣增多造成俄羅斯、巴西等主要產糧區糧食減產，有可能形成糧食危機。網絡安全不僅涉及網絡使用，還涉及一國軍事、經濟、金融等國家安全問題。今後軍事衝突第一戰場很可能就是網絡空間。

二是世界經濟下行壓力有增無減，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風險顯現，推動全球生產鏈、供應鏈、金融鏈進行深入調整，各國經濟摩擦、金融動盪、通貨膨脹加劇。同時，經濟“創造性破壞”持續發力，智能製造與技術革命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動力，已成為各國經濟技術競爭的核心。

供應鏈調整起步。“創造性破壞”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主要指各種危機和新技術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創造”體現在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上。疫情此起彼伏和新技術層出不窮造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造性破壞”。全球和地區供應鏈調整，落後產能被淘汰。各國都在重新思考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在全球經濟分工（即供應鏈）中的位置，試圖重新掌控事關國家安全的產品供應鏈。世界經濟復甦出路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或者説技術革命，其核心是智能製造。為此服務的新基礎設施建設與新技術研發是關鍵，5G、人工智能、物聯網正推動數據產業化和產業數據化加速發展。

為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停滯，美聯儲放手量化寬鬆和負利率，美元持續疲軟，通貨膨脹上升，債務危機初露端倪。據統計，2021年全球通貨膨脹處於近二三十年最高位。美聯儲最早今年3月加息、縮表，以遏制通貨膨脹。全球資金開始迴流美國，美元指數上升，發展中國家資金壓力和債務負擔驟增，全球金融危機今明兩年爆發幾率增加。

三是地緣政治矛盾持續升温，地區衝突愈演愈烈。美國打壓新興大國衝動強烈，以意識形態劃線戰略競爭來囊括雙多邊關係，以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維護和平力量在上升，世界力量平衡繼續向有利於中國方向發展。

中美對世界未來和國際秩序重塑有很強影響力。中美關係進入合作競爭並存的調整磨合期、戰略僵持期。

拜登總統表示不尋求改變中國政治體制，不進行冷戰，但是美國國內一些人執意以中國為“假想敵”來凝聚力量，重整“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從美英澳AUKUS、美日印澳四國聯盟，到加強北約、召集所謂“民主國家峯會”，美國四處拼湊同盟，並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觸碰底線。

兩國關係處於微妙調整期，不少美國學者包括米爾斯海默認定美中已進入冷戰，而且熱戰風險大於美蘇冷戰。

當然，中美雖然分歧嚴重，尚未到“冷戰”境地。由於兩國體量大、影響大，發生衝突和對抗的後果難以想象，比較接近現實的可能是部分學者説的“muddle through”，即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頭過河”。今後中美是合作大於競爭，還是競爭綁架合作，要看雙方能否按照元首對話精神進行良性互動，逐步建立信任，減少分歧，加強合作。

四是經濟全球化遭受逆全球化衝擊，全球化內涵外延在世界多極化和技術革命推動下，發生深刻蜕變，進入2.0新階段。

全球貧富差距、不平等現象持續發酵，在發達經濟體產生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民粹主義和身份政治氾濫，社會嚴重分裂；在發展中國家加深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鴻溝、疫苗鴻溝、資本鴻溝，實現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更加困難。

全球化2.0階段意味着東西方共同治理、共同推動。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由“西方”驅動，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方針。21世紀全球化邁入“雙輪驅動”階段，“東方”驅動分量增加，全球化路徑發生變化。這不是“全球化終結”，而是“再全球化”。

以傳播領域為例，奈飛公司2021年最受歡迎的連續劇不是美劇，而是韓國出品的“SquidGame”（魷魚遊戲），據統計有1/4的美國人在觀看。在創新領域，過去 “言必稱硅谷”，現在新加坡、中國深圳和上海已蜚聲海外。從基礎設施建設看，“一帶一路”正在以非西方主導、南南合作方式，把亞非兩大洲基礎設施連接起來，打通世界互聯互通“命脈”。

從上所述，“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嚴峻，困難增大，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積極創新，持續發力。

那麼，“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思路和路徑在哪裏呢？

一是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指導思想，“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要從安全和睦、經濟繁榮、民心相通三方面着手，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全球治理的主要領域，美好世界的主要標誌。

安全和睦是指，各國戰略意圖清晰，走和平發展、和平競爭道路，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競爭，並採取建立信任措施，逐步培育互信。

經濟繁榮是指，世界經濟因新冠疫情和經濟週期影響陷入嚴重衰退，需要加強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共同推動經濟復甦。

要從國家和世界共同利益出發調整全球供應鏈，既維護供應鏈體系，又重組部分供應鏈，以提高全球抗擊未來經濟金融危機的韌性和能力。要利用技術革命推動經濟全球化進入新發展軌道，而不是依靠對技術的壟斷試圖推動經濟、技術“脱鈎”，這與和平、發展大目標背道而馳。

民心相通是指，以“一帶一路”帶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要各國人民、各國文明之間持之以恆的溝通、瞭解和融合。

這些講的是為“一帶一路”建設創造好的外部環境。政府的對外政策包括國別政策需要充分考慮所在地區、國家推進“一帶一路”項目面臨的地緣政治和宏觀政策環境，從國家和外交層面，為企業排憂解難，保駕護航，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

最近我在浙江調研“一帶一路”民營企業面臨的困難時，就有在埃塞俄比亞開棉紡廠的浙江企業談到，美國在埃塞搞政府更迭（RegimeChange），給企業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難題。

二是繼續以開放、包容、進取的精神加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在“一帶一路”各合作平台、領域，遵循國家不分大小貧富都是平等成員的原則，努力從基礎設施建設、減貧扶貧、綠色發展，到文化交流、教育培訓、社交媒體，再到應對疫情、網絡安全、氣候變化，儘可能拓展合作的內涵與外延，開闢次區域、區域、全球合作新領域，與全球化2.0新階段無縫對接。

三是紮實做好“一帶一路”每一個合作項目，特別要重視民營企業的困難。1、當前重點是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種。要加大投入，幫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建立防疫體系，包括疫苗生產能力和接種網絡建設，為“一帶一路”建設排除人員安全風險。2、“一帶一路”企業遭到人民幣升值、美元迴流等金融風險，需要政府和金融機構從政策和行動上提供幫助。3、同時各級政府經濟部門要協調企業從“一帶一路”方向走出去，做好調研，引領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4、民營企業走出去沿襲在國內發展的做法，加上單個企業力量有限，沒有政府關係、社會責任、戰略研究等部門，需要利用行業組織力量，把相關企業聯合起來，資源共享，形成合力。

四是重視智庫的作用，做大做強中國自己的非政府國際組織，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我在調研中談到企業家講到，在“一帶一路”國家開展項目，會有無數個美國歐洲的非政府組織在盯着看、説這説那，牽涉許多精力，但是這些NGO不少帶着“有色眼鏡”看待中國企業。中國企業亟需中國自己的非政府組織能發揮引領輿論和話語權的作用。

總之，“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已經提上議事日程，隨着全球化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轉型加速、國際合作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的陰影，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關注度再度高漲。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