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布蘭德斯：擴張過度的超級大國要能同時對付多個對手嗎？

【文/赫爾·布蘭德斯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喬•拜登總統任期的第一年結束了，而和其開始一樣，美國仍在多個領域面臨危機。在2021年春，由於中國對台灣地區的警告和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進行軍事集結，戰爭恐慌氣氛同時出現在了東歐和西太平洋的上空。2022年初，世界並未變得更為平靜。中國仍在台灣地區附近繼續舉行演習。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俄烏邊境集結了一支更強大的軍隊，正威脅要發動歐洲近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戰爭。與此同時，圍繞伊朗核項目及其地區霸權野心，德黑蘭和華盛頓似乎正面臨一場新的危機。成為一個全球超級大國就意味着美國永遠不能奢侈地只關注一件事。

這給了拜登當頭一棒，他剛上台時曾希望緩和次要地區的緊張局勢，以便美國能夠集中精力解決最關鍵的問題：中國。這也表明華盛頓的全球戰略有一個更大的弱點，這個弱點不是拜登製造出來的，但卻被拜登繼承了下來。

美國是一個過度擴張的霸權，其外交政策與支撐外交政策的國防戰略之間已失去了平衡。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已經表明，當華盛頓擁有的責任和敵人多過它擁有的強制手段時，管理一個不受約束的世界有多難。從長期來看，一個超級大國如果不能量力履約，那麼它就可能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亞洲優先

拜登最初的外交政策理論是直截了當的：不要讓較小的挑戰分散了應對大挑戰的注意力。拜登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出，在華盛頓面臨的所有威脅中，中國“是唯一能夠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隨着中國加快努力顛覆亞洲的實力平衡，這一挑戰變得更加嚴峻。

拜登上台後，美國軍方領導人公開警告説，北京可能在2027年前攻擊台灣地區。拜登並沒有天真到認為其他問題會憑空消失。然而，隨着這一主要矛盾不斷髮酵，他確實在設法先平息其它矛盾。

拜登避免了另一次註定要失敗的對俄關係“重啓”，轉而與普京提早舉行了峯會，試圖建立“穩定和可預測”的美俄關係。他還試圖設法重回美伊2015年核協議，從而減少了中東日益加劇的對抗風險。

最後，拜登還結束了阿富汗戰爭，他為自己的撤軍決定辯護説，是時候將注意力和資源重新集中在印太地區了。美國在處理同盟關係時也遵循同樣的模式：拜登政府不再反對連接俄羅斯和西歐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項目，他要賭一把：結束美德爭議，將更容易換取柏林的合作以對抗北京。

拜登新推出的防務戰略也有類似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國防戰略方面做出了重大轉變，認為五角大樓必須堅持不懈地準備應對大國挑戰，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挑戰，儘管這意味着要在其他地區承擔更大的風險。拜登任內的美國軍方同樣花了2021年一整年的功夫研究如何阻止或擊敗中國的入侵，實施的策略包括從中東撤回諸如防空導彈連這樣的稀有資產並進行更長期的軍事投資，意在“把應對中國及其軍事現代化作為我們的當務之急”。

狼煙四起

儘管華盛頓對中國挑戰何時會變得最為緊迫尚存分歧，但拜登認為中國挑戰比所有其他挑戰都更嚴重，這無疑是正確的。拜登在其執政第一年已實施一系列重大舉措來應對中美競爭——擴大西太平洋地區的多邊軍事規劃和演習規模，使北約和七國集團等組織關注北京的咄咄逼人，與澳大利亞和英國達成奧庫斯合作協議。然而，拜登在其他方面卻並沒有享受到類似的喘息之機。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加速了阿富汗政府的垮台，引發了一場耗費美國精力的短期危機並埋下了更長期的戰略和人道主義隱患，這些隱患很可能還會損耗美國的精力。同時，埃塞俄比亞作為非洲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慘烈的國內衝突已破壞了這個國家的穩定。最成問題的是，美國與伊朗和俄羅斯的關係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伊朗在重啓核協議的談判中採取了強硬立場，同時穩步縮短了自己的秘密武器生產時間。德黑蘭的代理人還定期襲擊身在中東的美國人員及其合作伙伴，這麼做部分是為了迫使美軍撤離該地區。

美國大使館人員撤離烏克蘭

普京則威脅在春季發動烏克蘭戰爭並已經集結了部隊，美國官員擔心這可能是俄羅斯的一次大規模入侵，而且俄羅斯還會長期佔領烏克蘭。如不開戰，莫斯科要求西方承認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並撤回北約部署在東歐的軍事力量。普京對烏克蘭的具體想法尚不得而知，但“穩定和可預測”顯然不是他所設想的俄美關係。

這些都是2022年的不祥跡象。除了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持續加劇外，美國可能還會發現自己在歐洲和中東也面臨着嚴重的安全危機。這些潛在危機暗示出，在美國治國方略中存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這個問題已是多年頑疾：戰略性過度擴張。

以退為進

對於一個全球大國來説，在多個領域面臨麻煩是家常便飯。長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以及支撐外交政策的國防戰略）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應對這個問題。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國防計劃是“同時應對兩場大規模地區衝突”。本質上，美國致力於維持一支規模龐大、能力足以同時應對兩場地區性戰爭的軍隊。

美國戰略家們明智地認識到，如果多場戰爭碰巧同時爆發，華盛頓完全有能力同時應對這些威脅。他們的目的是確保美軍在忙於應對一場地區危機時，另一個戰區的敵人不會趁機偷襲成功，以此彌補全球性外交政策所固有的弱點。正如曾經的超級大國英國在19世紀奉行“兩強”海軍標準一樣（譯註：英國在1889年通過《海軍國防法案》，要求擴充英國皇家海軍實力，確保海軍擁有的戰艦數量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海軍戰艦數量之和），如今獨霸世界的美國也在1991年後奉行“兩戰”標準。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兩戰”標準變得無法維持。美國於2011年通過《預算控制法》，削減了國防開支（後來又因2013年的“預算減赤”而受到進一步削減），迫使五角大樓採取了更為寒酸的“1+”戰爭標準，目的是在擊敗一個強大入侵者的同時，阻滯另一個入侵者或使其“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

與此同時，威脅的數量正在增加。在後冷戰時期，五角大樓主要擔心波斯灣和朝鮮半島可能爆發衝突。但在2014年和2015年，伊斯蘭國肆虐敍利亞和伊拉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國謀求掌控南海，美軍在阿富汗持續展開行動，所有這些事件都表明美國的盟友及利益現已在多個地區同時受到威脅。

華盛頓的敵人也越來越強大。原先奉行“兩戰”標準主要是為了對付擁有二流軍力的流氓國家。如今，美國卻不得不去抗衡兩個實力相近的對手——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不僅擁有世界級的常規軍力，而且還擁有地緣政治主場優勢。在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任期結束時，如果北京襲擊台灣地區或莫斯科入侵波羅的海，美國能否擊敗它們尚存疑問。而明顯的是，應對任何一場這樣的戰爭都需要美軍拿出絕大多數戰力，而且要動用美軍幾乎所有的空運和海運能力。

這一認識促使美國國防戰略發生重大變化。特朗普政府的防務戰略宣佈，“兩戰”標準已經成為歷史。從今以後，美軍將重塑組織和規模以打贏一場以大國為對手的大規模戰爭。美國仍將有能力“威懾”其他戰區的侵略行為，但正如兩黨委員會（幾位拜登政府官員也在此委員會內）所指出的那樣，五角大樓並沒有明確説明怎樣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擊敗這種入侵。

轉變為“一戰”標準不失為明智之舉，這可以激勵昏聵的五角大樓官僚體系拿出創造性辦法，以應對與實力相近對手開戰這一緊迫而艱鉅的挑戰。這就要清醒地意識到，輸掉一場大國戰爭可能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造成致命打擊。2018年防務戰略也承認了美國擴張過度：美國只能通過收縮戰線來應對主要挑戰。拜登承接的問題就是由這一侷限性造成的，而且這種侷限性還會產生危險的後果。

無能為力

東歐和東亞同時發生的危機彰顯出目前最顯而易見的危險是，美國可能不得不同時對中俄開戰。對於只准備打一仗的軍隊而言，這確實是一場噩夢。但全球安全秩序不用到崩潰的程度，因華盛頓進退兩難而引發的問題也會顯露出來。

首先，過度擴張限制了美國應對危機的選項。如果美國要在東歐劃出紅線阻止俄羅斯入侵，那美國要做出多大努力才能擊退伊朗在中東發起的挑釁，還有美國是否應該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成為核門檻國家？理性的人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

但美國現在越來越圍繞着中國製定本國的防務戰略，這一事實對其他戰區產生了制約性影響。如果一位美國總統知道五角大樓需要竭盡所能去與中國打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那麼他（她）就會遲疑對伊朗或俄羅斯使用武力，以免在太平洋地區爆發衝突時，華盛頓會措手不及。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在沒有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失去外交影響力。自2021年初爆發台灣地區危機和烏克蘭危機以來，一些觀察家推測俄羅斯和中國正協調發起行動，以使華盛頓陷入兩線作戰的危險境地。而現實是，要從美國的過度擴張中獲利，幾乎不需要進行明確的協調。

莫斯科和德黑蘭的領導人可以看到，美國在軍事上捉襟見肘，渴望更加防範中國。這刺激了他們加緊擠壓華盛頓，期望利用一個超級大國分身乏術的時機獲取利益。正如俄羅斯問題專家邁克爾·科夫曼（Michael Kofman）所寫，普京正利用軍事脅迫手段來改變後冷戰歐洲秩序，他之所以採用這樣的策略是基於他相信“來自中國的更大威脅”最終將“迫使華盛頓妥協和重新談判”。美國越關注中國，美國可能就願意付出更高的代價，在其它地區保持更大的剋制。

伊朗核設施衞星圖片

然而，過度擴張並不僅對次要戰區產生危害。外圍出現的弱點最終會造成中心也出現弱點。十年前，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以縮減中東軍力，轉而將其部署至太平洋。伊拉克隨後的崩潰迫使華盛頓重返中東，打了一場持續多年勞民傷財的戰爭。

類似地，如果美國到了要與伊朗攤牌的時候或者俄羅斯試圖改變東歐現狀，那華盛頓可能會發現自己要再次把注意力從太平洋地區轉向那些籌碼不足但仍對自己至關重要的地區。美國的防務戰略越來越關注印太地區，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卻仍固執地堅持全球性。這是在自找麻煩。

左右為難

顯然，軍事實力並不是全球事務中唯一重要的東西。但只要武力仍然是裁決國際爭端的終極力量，那軍事實力就是一項有效外交政策的必要組成部分。中俄和美國的其他對手不太可能被拜登的“無情外交”嚇住，除非他們也對支撐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力量感到畏懼。

從歷史上看，過度擴張的超級大國最終都會面臨艱難抉擇，要如何解決“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一困境呢？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英國發現自己已無力應對過多的對手時，它開始安撫那些不那麼危險且與自己關係親近（包括美國）的對手，以便集中精力遏制德國。當朝鮮戰爭表明華盛頓的軍力無法支撐其遏制政策時，美國被迫進行大規模的軍力建設以彌補缺口。

通過管控美國與伊朗、俄羅斯和其他挑戰者之間的緊張局勢，同時鼓勵歐洲盟國和中東夥伴承擔更多的本國防務責任，拜登政府可能試圖藉此迴避這一困境。這是可以理解的本能反應。在短期內，切實收縮防線所付出的地緣政治代價再加上重整軍備所付出的經濟代價，似乎遠比現在的無所作為更令美國舉步維艱。然而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已經表明，過度擴張會損害美國的戰略貸款分期償還計劃。最終，世界將會懲罰一個允許本國戰略赤字超長期過度增長的超級大國。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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