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吉耶曼：當年如何在南京為大屠殺取證
【文/ 珍妮·吉耶曼】
中國的案子，控方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能夠上庭呈堂的證據，並且要組織得條理清楚、令人信服。沒有這些證據，戰爭罪行就無法得到歷史的糾正；而有了這些證據，全世界都將會記住法律的審判。兩位調查員將集中調查丙級危害人類罪的罪行，同時獲許收集甲級侵略戰爭罪和乙級違反戰爭法規罪的相關信息。
1946年3月12日下午，中國檢察小組一行從東京飛越東海，到達了上海。當飛機抵達江灣機場時，薩頓第一次看到了這座位於長江入海口、黃浦江畔的城市。異常多雨的冬季淹沒了這座城市西部的沼澤，使上海看起來就像一個被泥沼包圍的小島。在港口，一艘美國戰艦拋錨停泊，附近有小漁船和舢板上下沉浮。
薩頓（穿深色西裝者）與其他參與審判的法律工作者開會，圖片來源：law.virginia.edu
薩頓、莫羅和豪克斯赫斯特被安頓在華懋公寓，那是一家14層樓的酒店，位於破敗不堪的法租界。法租界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有些淵源。1932年和1937年，上海先後兩次遭受日軍襲擊的時候，法國耶穌會神父饒家駒（Jaquinot de Besange）在法租界為中國平民創建了一個安全區。1937年德國商人約翰·拉貝（John Rabe）、美國傳教士等外國人創建的南京安全區就是參照此處。
饒家駒
中國檢察小組一行抵達上海後的第二天上午，薩頓和莫羅一早就開始工作，與47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殷王氏面談。殷王氏通過翻譯，描述了1937年冬天日本士兵入侵城裏的一處難民營的情形，他和他的兄弟是難民營志願者隊的成員，組織這個志願隊是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日本人誤認為他的兄弟是中國士兵，將他用刺刀刺死，其頭部中三刀、脊柱也中數刀。薩頓標註了一下，考慮把殷王氏當作證人。
殷王氏的證詞從筆錄再用打字機打出來，並讀給他聽，然後殷王氏印上指印，最後由莫羅簽上字。這種認證的程序——訪談、謄寫、翻譯和公證簽名——將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裏不斷重複，為這批險些成為無名受害人的倖存者錄下證詞。
這天和這周接下來的日子，大家都在上海忙得不可開交，按照計劃或是臨時自發地聯繫證人或是尋找證據。當莫羅去詢問軍方消息來源時，薩頓就與上海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劉世芳共進午餐。來自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小組的裘劭恆也參加了午餐會，但卻並不需要擔任翻譯。
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濬檢察官一樣，劉法官也是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法學家；他曾在奧柏林學院讀本科，後來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學位。之後，他在柏林大學學習哲學，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東西方不同的司法概念。
當薩頓在做筆記的時候，劉世芳告訴了他“南京大屠殺”的情景。他談到女孩們被剝光了衣服，用繩子綁着展示在哈哈大笑的日本士兵面前——這些場景的照片成了日軍的紀念品。劉世芳還談到了日軍在南京對中國男性的羞辱。例如，那些不向路過的日本軍隊行禮的人必須跪12—30個小時，這是對他們不敬行為的懲罰。最後，他描述了大規模的屠殺，受害人懷疑是國民黨的部隊。“太可怕了。”他對薩頓説。
第二天，3月14日，兩名檢察官奔走於美國陸軍和領事館的一個個辦公室，解釋他們的任務是什麼。他們還抽出時間，造訪了國際基督教會。長期以來，國際基督教會一直支持中國的禁煙運動，而且能夠提供兩卷有關南京大屠殺和1938年漢口淪陷時類似暴行的檔案。該會負責人鮑引登（Charles L. Boynton）告訴他們，金陵大學歷史系的美國教授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曾目擊了南京的暴行，他和其他師生東躲西藏了三年，現在已經回到了南京。鮑引登建議道：“貝德士可能是最好的證人。”
薩頓和莫羅隨後找到了澳大利亞記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侵華日軍暴行錄》（What War Means）一書的作者，現在受僱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但由於田伯烈沒有目睹南京大屠殺，所以作為人證他並不能證明什麼。不過，田伯烈的著作倒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日記和信件的合集，這些日記和信件的作者都是安全區裏的目擊證人，他們可能會提供強有力的證據。
前面已經提到的貝德士博士是南京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他是田伯烈的主要信息來源。田伯烈又加上了約翰·馬吉（John Magee）的名字，馬吉是一位美國聖公會牧師，他用500英尺長的膠片拍攝了大屠殺影片。在美國廣為流傳的選段，記錄了可怕的殘殺、搶劫和對城市建築物的破壞。
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照片，圖片來源：wiki
第二天，在一次漫長的會議上，一羣美國軍官激動不已地向薩頓講述日軍虐待戰俘的罪行有多重，不僅僅是殺害杜立特飛行員。他們還談到了巴丹死亡行軍、菲律賓、中國台灣和朝鮮，特別是瀋陽的囚犯，那裏有1000多人死於毆打、疾病和飢餓。
盟軍統帥部法務科的卡彭特已經收到了20—30份瀋陽戰俘的宣誓書。那天在上海還有一場會議，會上一位美國律師跟薩頓交換了更為全面的意見，他告訴薩頓，中國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技術援助。薩頓認真地做了筆記。“中國有着聰明智慧的人民，”這位律師告訴他，“她的人民就是她的資源。應該發展小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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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學地處南京鼓樓區。1946年4月3日晚，薩頓在大學附近貝德士的家中與他會面。大學的師生曾經南撤，但現在已返回南京。儘管遭遇了不少困難，但貝德士的大多數文件和記錄都還保留着，這使薩頓如釋重負。
貝德士邊喝茶邊解釋説，安全區委員會最初是真正的國際性組織，由丹麥人擔任主席，成員中有英國人、德國人、蘇聯人和美國人，但日軍入侵後，就只有德國人和美國人還留在這座城市了。
西門子的德國經理約翰·拉貝成了委員會的新任主席，金陵大學的美國社會學教授史邁士則擔任秘書。美國、英國和德國大使館幫忙通知日本和中國的軍隊，要在南京境內劃定一個禁區，以庇護平民免遭戰爭的危險和即將來臨的襲擊。安全區的目標是在城市被圍困期間為人們提供容身之處和必要的食物。安全區委員會還幫助建立了國際紅十字委員會，貝德士便是紅十字委員會的成員之一。1938年2月拉貝被召回德國後，安全區委員會副主席威爾遜·普盧默·米爾斯（Wilson Plumer Mills）繼任主席。
貝德士，圖片來源：wiki
除了拉貝，還有一個聯繫不上的人就是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她是負責金陵女子大學的緊急委員會主席，她把金陵女子大學變成了女性的庇護所。魏特琳擁有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碩士學位，當她看到難民從東面湧入時，她無心逃離。南京的日軍暴行讓她深陷痛苦之中，1940年她剛回到美國不久，便自殺了。
貝德士願意作證，他目睹了一系列日軍無緣無故槍擊平民的事件，其中一些就發生在他所居住的安全區內。日本士兵強姦了他的兩個中國鄰居的妻子，然後開槍打死了她們的丈夫，並把屍體扔進了貝德士家旁邊的池塘裏。他還在附近街道上看見了成堆的屍體。貝德士認為，在日本人佔領南京後最初的72小時裏，有多達3萬名放下武器的士兵沒有被當作俘虜受降，而是被屠殺了。安全區委員會僱用了工人來埋葬他們。
更多的屍體則是被扔進江裏，被水流捲走或是被其他人掩埋。日本人仍然相信有中國士兵躲藏在城裏，他們花了三週時間在安全區和難民營圍捕嫌疑人，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在這兩處避難；他們逮捕並射殺了一大批體格健壯、手上長滿老繭的人，用的估計是來復槍。貝德士承認，一些中國官兵脱下了軍裝，打扮成平民的樣子，但他認為，絕大多數被處決的人都只不過是體力工人。
在談到中國婦女的命運時，貝德士講起了日本兵犯下的數百起輪姦案。通常每夥士兵有15—20人，他們衝進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甚至強行闖入私家住宅。有兩次，貝德士都親自出面阻止了日本軍官在他的大學裏強姦女性。從魏特琳等人那裏，貝德士聽到了許多可怕的故事，女孩們被抓起來，被連續強姦數日。他看到過一些照片，照片上中國婦女被剝光衣服，陰道被插入棍子，極盡羞辱。他可以千真萬確地證明，就在他的大學裏，日本士兵強姦了一名9歲的女孩和一位76歲的老奶奶。
貝德士還描述了日本人對這座城市的搶劫掠奪。作為學校應急委員會的主席，他畫了一份圖表，總結了搶劫和建築物毀壞帶來的損失，他估計這些損失已超過3萬美元。金陵神學院也遭遇了類似的災情，食物、衣服和傢俱都被洗劫一空。美國聖公會的教堂12月12日之前已經被炮彈毀壞，這時又遭到了洗劫和燒燬。各種各樣的美國企業——一家木材公司、一家劇院和一家貿易運輸倉庫——都被搶走了設備、卡車和汽油。房主逃離後留給中國人看管的房屋也被反覆搶劫，然後又被縱火焚燬。
在大多數情況下，成羣結夥的日本士兵肆意地偷取他們想要的東西。而另一些時候，盜竊是有組織的，在日軍卡車車隊的支持下，軍官們清空了銀行的金庫，搶光了工廠、商店和民宅。任何可移動的東西都被隨意帶走。幾個月後，幾名比較有影響力的外國居民獲許取回他們的鋼琴，他們在一個倉庫裏找到了自己的鋼琴，當時倉庫裏還放着200多架被盜的鋼琴。
薩頓問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安全區委員會的抗議到底達到了哪一層？貝德士一清二楚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已經通知過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他還親自寫信給美國大使館的外交官，並將信印發給他們。但他並沒有依據來判斷美國國務院是否在與東京的溝通中使用過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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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面後，第二天早上8點，貝德士和薩頓再次見面，這次談論到的是另一位大學教授史邁士，他也是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證人。
對薩頓來説，史邁士的信息將是乙級或丙級戰爭罪的理想證據來源。作為安全區委員會的秘書，史邁士和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每天兩次輪流提交中國人傷亡情況的詳細記錄。自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入南京後，他們這樣堅持了六個星期。
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一樣，史邁士也寫信給他的妻子，她在南京淪陷前就已經離開了，所以這些信他都先保存着，待日後重聚時再給她。他向她描述了日軍入侵的前三天裏，他和拉貝如何竭盡全力阻止日軍屠殺被懷疑為中國士兵的男子，日軍判斷的依據僅是手上有繭，可能習慣用槍，或是留着短髮，或者僅僅因為他們身材健壯。結果史邁士和拉貝的努力都是徒勞。
史邁士稱日軍對中國女性的性侵犯簡直令人毛骨悚然。12月21日，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在最為混亂的週六和週日，我們估計每天晚上肯定有1000多名婦女被強姦，而且在這兩天裏，安全區白天被強姦的婦女可能和晚上的一樣多！任何年輕婦女以及少數老年婦女一旦被發現，都無法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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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晚，莫羅上校、裘劭恆以及國際檢察局的助手傑克·克勞利抵達南京，入住大都會飯店。第二天早上8點，第一批大屠殺倖存者抵達了大都會飯店的大廳，在裘劭恆的帶領下來到了312房間。其中許多人是和家人一起來的，他們都穿着防寒的棉襖棉褲。他們與南京城大街上的任何一個路人都沒有差別。然而，他們的證詞卻足以引發噩夢。
兩個中國人開始講述他們的經歷，1937年12月，他們住的房子在城郊，兩家人，一共14口。日軍入城的第一天（應該是12月13日），來了約80名士兵，命令這兩家人排成隊站到屋外。日軍指控這兩家的三名成年男子是中國士兵，然後開槍打死了其中一名，又用刺刀刺殺了另外兩人。還把第一個男人懷孕的妻子踢打致死。
接下來，一名27歲的年輕人作證説，日本人檢查了一名廚師的右手，發現手上有繭，就開槍打死了他，一口咬定他手上有繭是因為當兵用槍。這位年輕人手上沒繭，所幸被放過了。他還看到兩名日本兵把一名不斷掙扎哭泣的中國婦女拖進了一間屋子，應該是要強姦她。大約兩週後，他又看到日本兵把一名大約13歲的女孩拖進了另一所房子。後來他聽説女孩在那裏慘遭強姦。
另一名目擊者尚德義的證詞令人心驚膽寒。他在日軍機槍開槍時提前跌倒，五小時後從屍堆中爬了出來，驚險萬分地躲過了日本兵的機槍掃射和集體屠殺。
那天晚上貝德士帶着米爾斯牧師去見薩頓。米爾斯是個身材魁梧、目光深邃的南卡羅來納人，和貝德士一樣，他也獲得過羅德獎學金，並且子承父業，他的父親是一名美國長老會牧師。米爾斯和貝德士都對日軍的戰地指揮官松井石根進行了嚴厲的抨擊。
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騎着一匹栗色戰馬進入攻陷的城市，據傳教士們所説，在他試圖恢復城內秩序之前，足足有五個星期，他對一切放任不理。五週後，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殘殺，居民們如驚弓之鳥，許多中國人的住宅、商店和企業被搶劫和燒燬。米爾斯和貝德士堅稱，日本當局對這些暴行瞭如指掌，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親自對其提出過抗議。
例如，1937年12月16日，貝德士寫信給日本大使館官員説：“請允許我非正式地向你們提出關於公共秩序和公共福利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就在你們使館大樓旁邊的那所大學。”接着，他一一列舉了前一天所發生的搶劫和強姦事件——在圖書館大樓裏有1500名中國人避難，結果四名婦女被強姦，三名婦女被搶走，遭到強姦後被放回來，但還有三名被帶走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在信件結尾，他懇求對方能設身處地地思考，並且這樣敦促道：“為了日本軍隊和日本帝國的聲譽，以及日本當局和中國普通百姓之間的良好關係，也為了你們對自己的妻女姐妹的關心，請對南京的居民加以保護，使他們不再受到士兵的殘暴對待。”
安全區委員會向日本大使館官員系統地更新了更為詳盡的報告，並且向上海領事館提出了抗議。直到1938年1月底，美國國務院公佈了約翰·穆爾·艾利森（John Moore Allison，時任美國駐南京大使館第三秘書）的密電後，日本才有所反應。兩週之後，松井石根終於“告訴他的士兵得規矩點”。
不久之後，松井被勒令將指揮權移交給畑俊六，並且就此退役。雖然松井不是最高領導人，但他也被關押在巢鴨監獄，由於他臭名昭著，所以肯定會站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被告席——這讓南京的官員頗有些沮喪，因為他們希望能親自審判像松井這樣的戰地指揮官。
4月6日星期六，大都會飯店312室的訪談繼續進行。有些人的資歷引起了薩頓的興趣。例如，薩頓對62歲的許傳音進行了訪談。許傳音是中國紅卍字會南京分會的副會長，紅卍字會是一家中國慈善機構，在大屠殺發生後掩埋和處理了大量遇難者的遺體。
薩頓用英語進行了訪談；1917年，許傳音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不過他的英語有些生疏。許傳音的敍述肯定了薩頓的感覺：南京大屠殺屬於日軍典型的“戰爭模式”，這種模式在其他地區也如出一轍，比如許傳音的家鄉安徽，還有南面的江西。許傳音交給薩頓一份關於大屠殺的署名陳述書，這是上庭作證的堅實基礎。
接下來是更多的個人陳述。有位張太太描述了日本人進入南京後，如何燒燬了她家的房屋。這還不是最糟的。在和家人逃難時，他們遇到了12名日本士兵。那是在大白天，大約上午10點。她講述道：其中一名士兵佩着劍，應該是軍官，他抓住了我嫂子，當着她丈夫和孩子的面將她先奸後殺。她丈夫和孩子也同時被殺死了。丈夫被殺是因為試圖保護妻子，而兩個孩子被殺則是因為他們在母親被強姦時哭泣不止。女孩才5歲，嘴裏被塞了衣服窒息而死，男孩是被刺刀捅死的。孩子們的父母也都是被刺刀捅死的。我婆婆也被刺刀刺了，12天后死了。我倒在地上，後來帶着我的兩個孩子逃了出來。“我去了難民營，”她繼續説，“一路上看到許多平民男女的屍體。這些女人的衣服都被拉了起來，看起來她們應該是被強姦過。我看到了大約20具屍體，大部分都是女人。”
這些訪談，一個接一個的悲慘遭遇，到午夜過後才講完。
第二天，4月7日，薩頓和貝德士吃過午飯後，薩頓回到了飯店的312房間，那裏有幾十個中國證人在等着他，裘劭恆、莫羅和克勞利也都還在工作。一名男子説在城牆外的某處，有1000名受害者——可能是中國士兵——遭到了日本兵的機槍掃射。他提出可以領莫羅和薩頓去查看。
一名24歲男子講述了他當時住在難民區的一所公共房屋裏，親眼見到日本兵在那裏圍捕婦女。“有一個女孩想辦法回來了，”他説，“她告訴我，她看到另一名女孩被強姦，而且被強姦之後，日本鬼子還把雜草塞進了她的陰道，這個女孩就因此死掉了。”後來，他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祖母時，又見到一個男人在日本兵把他妻子拖走時挺身反抗。女人的丈夫緊跟着日本兵，想要阻止他們，結果被日本兵抓住，日本兵用鐵絲貫穿了他的鼻子，然後把鐵絲的另一端綁在樹上，就像綁牛一樣。日本鬼子接着就用刺刀往這人身上到處亂捅。男人的母親也出來了，滾在地上號啕大哭，鬼子被惹怒了，繼續用刺刀猛刺她的兒子。他們讓這個母親回屋裏去，否則也會殺了她。男子當場被刺刀捅死。我當時就站在門裏，看到了整件事情。
莫羅上校和一名擔任翻譯的中國陸軍上校對27歲的陳福保進行了訪談。1937年12月14日，日軍將陳福保等39名中國男子從難民區帶走。他和另一個人因為手上沒有長繭，所以倖免於難，未被處決。他親眼見到建築物被縱火焚燬，還目睹了兩起強姦，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個16歲的女孩，另一名是孕婦，他跟她夫妻二人很熟，因為大家就住在同一所屋子裏。日本人屠殺了一羣中國人之後，招他去收拾屍體，他告訴採訪他的人：“我幫他們把屍體扔到了池塘裏。”四個月後，才由紅卍字會從池塘裏打撈起了遺骸，安葬了死者。
那天下午，薩頓把他的同事們留在了312房間，自己去了美國大使館研究材料。1938年1月8日後，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回到了南京，他們保存有與華盛頓和日本外務省的電報通信記錄，並且還收集了大量安全區委員會的領導及其他人向日本官員頻繁提交的抗議書。
大使館正處於從重慶回遷的過渡期，使館工作人員白格（David C. Berger）讓薩頓瀏覽了好幾卷這些珍貴的記錄。薩頓在其中三卷裏找到的電報和報告，都證實了貝德士等人對他所説的話。安全區委員會非常有系統性，確保將其所有的觀察——不論細節有多可怕——都一絲不苟地正式記錄在案。薩頓甚至找到了貝德士博士在1937年12月最後兩週裏寫給日本大使館的一系列信件的副本。12月17日，貝德士抗議南京城所遭受的“恐怖統治”，一一列舉了暴力事件和搶劫事件。
在大使館的記錄中，薩頓還發現了重要證據，證實了安全區委員會和貝德士博士、魏特琳等個人所報告的暴行。日本兵對留在城內的少數西方人的襲擊也被記錄在案。有起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美國大使館秘書艾利森遭日本兵扇了兩記耳光，這名士兵試圖阻止艾利森進入一棟軍事建築，而那裏據説是強姦案的現場。在場的人都證實艾利森沒有做出任何挑釁就導致了這樣的攻擊。
對“艾利森事件”的控訴，最後來到了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的辦公桌上，這場摩擦才總算告一段落，結果是一名日本特使親自對艾利森傳達了正式道歉，另外，日本駐上海的總領事（穿着晨禮服、條紋褲，戴着高禮帽）保證將把該部隊的指揮官和20名士兵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在此期間，屠殺、強姦和搶劫仍在繼續，而日本士兵對待西方人的態度也越來越粗暴，包括對進入市中心的安全區委員會成員也是如此。
大使館的材料還記錄了美國財產的損失和利益的受損情況。在日本入侵這座城市的前三週裏，所有無人看守的建築都可能被洗劫一空，美國大使館（有兩個大院）、德國大使館和意大利大使館都未能倖免。在此期間，南京的14名美國人的住所多次遭到士兵搶劫；汽車被盜，甚至連大使館的汽車也被盜走。金陵大學大約有100處院落和建築被搶劫，有時一天還被搶多次。士兵們從農業經濟系搶走了育種中的動物，又從商店和職業培訓班偷走了工具，還隨心所欲地破壞門窗。英國人在南京的資產比美國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都多，這也是日本人明令禁止英國人返回南京的一個原因，這樣就免得他們保護自己的資產。
在查閲使館記錄的時候，薩頓意識到，他和莫羅一樣，也找到了關鍵證據，因為這些記錄便能證明，當時安全區委員會等方面的抗議已經到達了東京的最高層。
1938年，美國駐東京大使約瑟夫·克拉克·格魯（Joseph Clark Grew）給南京大使館發來了一封電報，其中詳細提到了相關報告，以及格魯與日本外務省官員（包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在內）對這些報告所進行的討論。在2月12日與格魯的照會上，廣田弘毅承認了這個問題：“在南京發生了多起案件，現確認是因城市管理不力而導致的。”雖然大使館不太願意交出任何原始記錄，但薩頓還是要求將第二、第八和第九卷帶到東京，作為證據提交，在季南的幫助下，這成為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