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相秒：美軍在南海事故頻頻，印太“雙支柱”戰略還撐得住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相秒】

據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官方證實，1月24日，正在南海與“林肯”號核動力航空母艦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卡爾·文森”號航母上發生墜機事故。

美方公佈的消息顯示，此次發生事故的飛機為2019年正式服役、2021年8月剛剛部署到“卡爾·文森”號航母的F35C艦載機。

應當説，F35C是美軍最新型五代戰機，但其發生事故似乎早有跡象。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一項研究，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間，美國海軍航空母艦艦載機損失了近12000架飛機和8000多名飛行員。自2008財年至2017財年，美國海軍陸戰隊一級飛事故發生率從大約2次/10萬飛行小時增至略高於5次/10萬飛行小時。而自F35飛機投入使用以來，事故頻頻，從F35A、F35B到F35C無一例外。

1月25號至26號，美國海空軍10餘架各型偵察機齊聚南海地區 圖片來自SCSPI

從技術和管理上看，導致美軍此次飛行事故的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根據美國國防部2021年初的測試報告，F-35戰鬥機目前仍存在可能會影響該戰機的戰備、執行任務或維護能力871個軟硬件缺陷。

二，“卡爾·文森”號航母可謂是事故 “多發地”，連日來發生了至少五起重大航空事故，包括F/A-18E“超級大黃蜂”、CMV-22B“魚鷹”運輸機等各式機型都曾發生過故障。

三，在海況和氣候條件複雜的南海執行任務，艦載機駕駛員的訓練難度及時長都遠遠大於陸地起降的戰機飛行員。但目前美國海軍飛行員緊缺，使得現有飛行人員極易發生因缺乏足夠適應性訓練和“疲勞駕駛”而導致的事故。譬如，2020年5月發生在美國本土的F-35A聯合攻擊機墜毀事件，就是因為飛行員在疲勞駕駛狀態下造成“認知退化”所引發的。

累計投入數百億美元研發成本、單機採購成本超過1億美元的F35C彙集了全球目前最先進的艦載機研發技術。此次墜機事故除了技術和設計本身的缺陷、管理與飛行員訓練隱患等客觀因素之外，美國在包括南海在內的印太地區奉行“武力至上主義”的戰略理念背後的根本性原因，它讓原本可用時間換空間、以解決隱患、克服客觀不利因素轉向惡化。

從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把兩洋60%以上的海軍力量和海外空中力量部署到南海，到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戰略”的背景下不斷加強在南海對中國的抵近偵察和航行與穿越行動，美軍印太地區的佈局完成了從力量部署到行動展開的轉變。拜登政府上台一年，美軍在南海及印太地區的戰略行動又再次做出較大調整，提出以“中國威脅”為導向、遏制中國為目標，建立有效穩定的威懾力為手段的新戰略理念。

為了達到讓“潛在敵人”清楚意識到“侵略的成本和風險與任何可以想象的利益都不相符”的預期目標，過去一年內美軍在南海及周邊地區的戰略性力量活動明顯趨於活躍。其中，據不完全統計，美軍航母打擊羣2021年全年進入南海活動至少13次，同時還有至少11艘攻擊型核潛艇潛艇在南海及周邊地區活動。

2022年新年伊始，美軍在印太地區的活動頻次和力量強度再次加碼。元月中旬，3個航母打擊羣、2個兩棲打擊羣和“內華達”號核動力潛艇，集結在從橫須賀、台灣海峽、關島到東南亞等覆蓋第一、第二島鏈的廣闊區域。

根據公開信息捕捉，美軍“卡爾·文森”號航母還聯合“埃塞克斯”兩棲作戰戒備羣繞行南沙羣島一週。此後，“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羣再度進入南海，同由日本近海一路南下的“林肯”號航母打擊羣在南海匯合，並舉行反潛作戰、空中作戰以及海上攔截等科目的演習。

“卡爾·文森”號航母（前）和“林肯”號航母同時起降F-35C戰機 圖片來自美國海軍

從“3+2+1”機動性組合到“雙航母”演習，美軍在南海及周邊地區的活動力度可説刷新了冷戰結束以來的紀錄。也正是這種頻繁軍事行動，使得美軍一線人員不得不經受強度比以往多得多的任務。尤其是從美軍在南海地區的演習科目就能看出，為了在預定時間內完成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反潛、海上攔截、空中打擊及兩棲登陸作戰等主要科目，兼具“實戰化”的戰術演練和“威懾性”的武力展示雙重目標的複雜型任務，疲於奔命的美國海軍人員所承受的任務強度早已超出常規水平。

美軍雖然已經意識到了人員、艦機的超強度運轉以及設備更新迭代週期強行壓縮的危害，也試圖通過補充人員和調整技術投入來修補漏洞，但在目前以南海為核心的印太軍事安全戰略的安排下，美軍不得不鋌而走險。

在數以百計的問題和缺陷尚未完全解決的背景下，美軍急於在“卡爾·文森”號部署F35C，就充分反映了美國試圖藉助該新型艦載機在隱形、作戰半徑上的優勢，強化在印太地區對中國的戰略縱深打擊能力儲備，“窮兵黷武”的理念一覽無遺。

正如美國國防部長2021年7月在新加坡的公開演講中所透露的那樣，美國正在四處推銷、精心策劃的“綜合威懾”戰略，將延續並強化“雙支柱”的戰略思路。

一方面，美軍把加強自身在印太地區的前沿軍事部署作為重點。根據已經生效的《2022年國防授權法案》，海軍仍將是美軍新威懾戰略所倚賴的重點，同時美軍還將重點發揮無人和智能化裝備、網絡和太空安全能力等新型作戰力量的作用。這一點也能從美軍今年高達71億美元的“太平洋威懾倡議”計劃中探知一二。

另一方面，與前沿部署同等地位、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動員盟友和夥伴國形成合力。以支持自衞隊裝備改良和擴大的方式扶持日本強化對重構中的印太地區安全秩序的影響力，同時支持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台灣地區提升軍事實力，在美國重建地區安全秩序的行動中增加參與度，以及在越南、菲律賓及台灣地區獲取新的前沿部署支撐基地。諸如此類的舉措都是美軍設計的、用來解決自身力量擴張跟不上戰略部署任務這一矛盾的重要方式。

美國“以武謀權”“以戰求利”的戰略理念和實踐給演變中的印太地區安全秩序帶來顛覆性的挑戰，不僅對冷戰後以東盟為中心、由中國與地區多數國家所支持的地區安全架構“東盟方式”發出“挑戰書”，也令以多邊主義規則為基礎的地區新秩序構建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在美國武力和外交的軟硬雙重壓迫下，地區國家在中美軍事競爭中將如何行事，區域內各國如何處理彼此間的矛盾和分歧，各國對地區軍事安全形勢的劇烈波動將如何抉擇，這些目前尚無定論的問題都是決定地區秩序何去何從的關鍵因素。

對於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而言，當務之急是一方面應避免走日本等部分國家的老路，成為美軍在印太地區推行“武力至上”原則的幫兇；另一方面應呼籲地區國家同心協力、為構建多邊主義地區安全新秩序貢獻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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