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良：“想家了吧？想回就回來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春節回不回家？回去被隔離了怎麼辦？回去了回不來怎麼辦？

臨近春節，各地零星爆發的疫情又讓在外遊子的回家之路充滿不確定性。而地方政府為了守土有責，嚴陣以待，用高標準對返鄉人員進行管理，各地又標準不一，回家前打聽當地防疫政策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劃定疫情防控區域、減少不必要流動、做好個人防護，是應對不確定疫情過程中探索出來的重要經驗，並且絕大多數人也形成並認可了在中高風險區域審慎流動的自覺。然而，前些日子由“惡意返鄉”等問題暴露出來的疫情防控過程中的層層加碼卻引起了廣泛爭議：

在一些地方執行的防疫政策中，從低風險區域到低風險區域的流動，也被列入了多輪核酸檢測+隔離觀察的對象，動輒對返鄉人員家中貼上封條和居家隔離提示卡，則不免為老百姓生活帶來極大不便。深圳一女士在回鄉高鐵上接到了通知，落地後需要集中隔離7＋7，酒店費用每天300元，無奈之下，只能中途買票返回深圳。

除此之外，在執行防疫政策過程中，一些人員的粗暴態度也讓居民感受到了凜冬中的寒意。陝西某社區主任面對市民諮詢防疫政策，怒懟：“我不説，滾！”筆者的朋友打電話諮詢能否從低風險地區返鄉，也被基層幹部惡語相向，“敢回來摔死你……”。

當然也有暖心的故事。同樣是針對返鄉問題，一位在北京行程卡帶星號的網友曬出的浙江省返鄉政策卻讓人淚目，“沒關係，沒讓你們集中做核酸，就説明你在的那片安全。我們還是相信首都的。”“您想家了吧？想回來就回來吧。”

不確定性是近年來我們遭遇的最確定的事情了，如何應對不確定性的病毒，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穩定的社會生活秩序，是需要社會和政府共同應對的難題。對於疫情防控，當然需要嚴肅對待，但是一出現病毒，就談之色變，然後揮起一刀切式的政策大棒，用最嚴格的政策無差別對待所有羣體，顯然也是有失偏頗的。

尤其是在當前，經歷了兩年與疫情鬥爭的經驗積累之後，一些地方仍然用所謂最硬核的方式來防疫，既暴露出了地方治理能力的不足，也不利於和諧穩定的社會建設。

防疫政策如何打破一刀切魔咒

精準治理因為其靶向治理內涵而成為新時期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無論是從公共政策設計，還是社會需求，精準的政策執行顯然更符合社會的期待。然而，儘管精準治理成為了廣泛共識，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地方政府卻似乎難以走出一刀切式的魔咒。如果僅僅將矛頭對準基層幹部沒有采用精準的治理模式和手段，恐怕也有失公允。一刀切式的政策執行模式雖然廣受詬病，但之所以長期存在，也有一定的原因：

一方面政策執行需要標準，相較於社會事實的複雜性，單一清晰的標準更容易執行。尤其是一線行政，面臨的人員形形色色、社會問題紛繁複雜，對於具體問題當然需要具體分析，但是這是以時間和大量的人力投入為代價。而在地方能力相對有限的背景下，通過簡單清晰的政策執行標準可以提高應對社會事務的效率，但這需要以政策執行的不精準性為代價，容易“錯傷無辜”。

當然，越來越多的技術手段，可以輔助地方政府對複雜的社會事實進行篩選，健康碼、通信行程卡就在疫情防控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技術手段的應用場景依然非常有限，其對於治理的輔助功能仍然有着較大的提升空間。

例如，通信行程卡就是以行政區劃邊界為識別基礎，一個點位被判定為中高風險區域，則整個地級市區域都要帶上星號，很顯然這種方式對於行政邊界法的相鄰區域、對於社會大流動的社會現實而言，實際作用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承擔着屬地管理之責，相較於復重的治理任務和問責壓力之下，地方主官和衞健委系統的主要負責人則成為了疫情爆發後的主要問責對象。儘管這種問責主官的方式有助於壓實責任，避免基層人浮於事，但是其負面效應也比較明顯，一些地方的行政邏輯逐步轉變為避責為先。為了應對不確定性的疫情，通過層層加碼來提高政策執行標準，尤其是標準劃分的越高，也就不容易出錯。

河南鉅鹿縣第一城小區防疫卡口，圖片來源：新華日報財經

在疫情防控中，為何一些政策在層層加碼之後顯得機械和僵化就在於此。儘管低風險區域人員的流動存在的風險極小，但是並不排除一些人員初期核酸檢測陰性，後期核酸檢測陽性的可能性存在，因此，對低風險區域人員進行多次核酸檢測+集中/居家隔離的辦法，最有助於降低病毒傳播的可能。雖然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較低，但是通過提高政策執行標準，則更加方便基層把握和執行。

與此同時，通過設置高標準也更容易轉嫁責任和風險，即便是出現了問題，那麼地方政府也可以有理有據的將責任歸因於其他方面，或者返鄉者自身。既然無法有效阻止風險傳播，那就徹底將風險扼殺在搖籃之內。

由此可見，一刀切式的政策邏輯並非完全不合邏輯，但是這種邏輯是以犧牲社會流動性為代價，將符合返鄉條件的人員拒斥於千里之外，既不符合國家政策，也不符合社會情理。現代社會本就充滿着各種各樣的風險，既然風險不可完全避免，那麼為了應對小概率的風險事件而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不僅很難持續，也會給人們生活帶來諸多不便。

時至今日，我們確實需要系統總結和梳理應對疫情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完善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契機。

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重新審視在應對不確定性疫情中的權責關係，通過結構調試與部門聯動，能夠形成應對危機事件的合力至關重要。行政體制運行確實需要清晰的規則和明確的責任意識，但是也需要適度的容錯和糾錯機制，給予基層能夠甩開膀子去做事的空間和信任機制非常重要，要避免動輒處分幹部，影響基層做事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應急體制的完善不僅要表現在文本中，更重要的是能夠通過實戰的檢驗，儘管越來越多地方認識到了應急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其表現還是側重於文本化的“抄作業”，缺乏常態化的演變以及實戰檢驗，以至於一出現問題，要麼是麻木應對，要麼是如臨大敵、手忙腳亂，缺乏了應對問題的淡定和從容。在不確定性的疫情背景下，流調能力提升、常態化的核酸檢測演練等都是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底氣。

應對政策執行一刀切魔咒的良方當然是能夠精準治理，但是如何才能精準，恐怕不是抄作業那麼簡單。城市運行和管理是非常複雜的系統，由於財力、人力等差異，其治理模式也很難放之四海而皆準，關鍵還在於治理能力的長期提升。常態化的疫情防控當然需要我們嚴格認真對待那些有可能威脅到人民生命健康的不確定性事件，但是這並不排斥行政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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