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莫費·博爾達喬夫| 既非親生母親，也非繼母——俄羅斯與其周邊鄰國：在地緣政治與歷史之間-季莫費·博爾達切夫
【文/季莫費·博爾達切夫，譯/尼基塔】
前宗主國的正確政策應該是積極剋制，有必要讓原來的僕從國有機會獨立走上成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國的道路。
作為統一國家解體後30年，俄羅斯似乎能夠確定在其國界周邊形成的國家最可行的存在形式——相對強大的主權國家，能夠追求獨立和其合理的外交政策。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不斷激化的混亂狀態，或者是在俄羅斯控制下的帝國秩序的迴歸——都不會對俄羅斯構成生存威脅，但從21世紀其自身在該地區的首要任務和發展方向的角度來看，這兩種選擇均不可取。因此，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俄羅斯周邊鄰國在建立國家性過程中保留他們所建立的東西或從人為的失敗中恢復以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應對擺在他們面前的任務。
從地位重要的大宗主國與其以前領地（國家）之間關係的歷史，便可知曉這個問題的正面和負面答案的許多例證。同時，很難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前宗主國應該對以前那些領地（國家）的命運表現出特別的同情。也許最正確的應該是採取積極剋制的政策，這將使新國家有機會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參與者獨立走過成長之路。
獨立、理性的外交政策首先以客觀評估自身地緣政治地位和周邊空間力量平衡為基礎和在國際環境中的行事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説，俄羅斯、美國、中國等核大國是個例外。這些國家的地緣環境是全世界，在實力上處於國際秩序的頂端。但是對於所有其他國家，即本文所論述的俄羅斯周邊鄰國來説，具體情況更容易本地化。這些國家與俄羅斯處於單一地緣政治空間框架內，歷史地與俄羅斯聯繫在一起。
一個尚未失去的帝國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國家獲得了對其發展來説相對和諧的規模和內部結構。英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利文 (Dominic Lieven) 公正地指出，在所有現代帝國中，只有俄羅斯帝國在一個世紀內崩潰了兩次，這首先是“俄羅斯民族反抗帝國義務及其所依據的意識形態”的結果。引發這種情況的最重要因素是，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競爭失敗所帶來的威脅。
俄羅斯國家於1721年成為一個帝國，其地理範圍與300年後大致相當。這並不妨礙俄羅斯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大國，是一個能在歐洲力量平衡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國，當時的歐洲力量平衡等同於全球平衡。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俄羅斯的自身能力沒有得到顯著增強，在1917年帝國解體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得以保留下來，集中在烏拉爾到太平洋的廣闊地區。
雖然1991年的地緣政治變化使俄羅斯國家的實際規模縮小了，但並沒有像20世紀上半葉大英帝國、奧匈帝國、德國或奧斯曼帝國那樣失去其最重要的特性和資產。蘇聯帝國擺脱了外部重負，但並未撼動其力量基礎——集中在西伯利亞到太平洋廣袤地域的資源儲備與軍事力量，並得到歐洲部分的行政資源和人口資源的強力支撐。
俄羅斯國家現在仍然是多民族國家，因此，它仍然面臨着管理多民族社會的任務。但俄羅斯民族占主導地位並有能力控制整個疆土，因為俄羅斯民族在國家任何地區都佔大多數。
與此同時，在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的廣大地域，俄羅斯民族與其他民族共存。這並沒有讓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縮小到極限程度，並未像 19 世紀歐洲其他帝國——大英帝國、法國、奧匈帝國或奧斯曼帝國那樣，變成一個狹窄的國家核心的極限程度。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迄今為止成功地避免了試圖對1991年後消失領土恢復直接控制的誘惑——尚未失去的帝國不需要重建。俄羅斯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施加的壓力，很可能不是新領土擴張進程的開始，而是在解決一些問題，要麼是消除安全威脅，要麼是對其鄰國的行為進行長期修正。俄羅斯接受這些國家已經獨立的事實。
當前俄羅斯擁有真正的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地位。
俄羅斯同時面向歐亞大陸所有最重要的地區——歐洲、中東、中東和東亞。正因為如此，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在選擇首要任務方面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不能專注於某一個地理方向。
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並不是約束和限制，而是其外交政策的資源，其主要任務是與其他國家進行實力競爭。領土是國家在戰爭期間採取行動或在和平時期進行談判的基地。在這方面，俄羅斯擁有極其豐富的資源，可以在地球上最大的大陸——歐亞大陸的各個方向大展身手。
軍事力量與經濟潛力相結合，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地位證明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任何一個外交政策方向對俄羅斯具有存在主義的意義。
正如我們近年來所確信的，不能長期專注於其中一個方向會產生諸多成本。如果其結果對國家的生存沒有根本意義的話，很難提出令人信服的論據來支持將國家所有精力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外交政策方案上。例如，俄羅斯“轉向亞洲”政策受到抑制，正是由於俄羅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難以證實僅對其中一個方向給予特別關注的結果。俄羅斯的任何新的“地理”作用力——西伯利亞或南部地區，即使它成為首要任務，但出於客觀原因也只是短期效應。俄羅斯人口相對較少，地域遼闊，資源豐富，關鍵是不依賴於與外部環境的互動。
但是，正如俄羅斯歷史所表明的那樣，好處遠比損失大得多。保留帝國規模、權力自治和地緣政治選擇自由使現代俄羅斯獨立於外部環境，因此，必須奉行一項政策，其基礎不是應對外部挑戰的需要，而是出於社會發展的需要。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堅持尊重自己的正義理念的願望與國際秩序中缺乏必要性之間的無休止的搖擺，當然會引起智識的不適。然而，它們的起源具有客觀性質。
在俄羅斯外交政策討論中，有請求組建“朋友圈”的提議，對俄羅斯“沒有盟友”一事感到痛心。然而，這種怨言的誠意總是受限於潛在朋友和盟友對俄羅斯國家生存和發展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與美國和中國一樣，俄羅斯擁有世界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綜合實力。
因此，這些大國總是難以確定他們為什麼需要盟友——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對他們具有重大價值。
然而，作為一個孤島式大國和貿易大國，美國需要可以彌補其地緣政治孤立地位成本的基地。這種脆弱性是一種獨特的補償，在這種情況下，地理位置可使美國在外交意義上審視大多數地區安全問題。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在達到一定程度的內部經濟穩定後，也可以推行封閉政策，限制其全球存在。對中國來説，內部狀況總是對外部事態重要得多。俄羅斯由於人口稀少，選擇封閉要承擔很高的代價，因此不能走向封閉，但外部聯繫也不會為俄羅斯解決自身生存問題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回到18世紀
如果沒有比地理位置更易變的因素的影響，俄羅斯就不可能真正認識到其地理位置的特性和優勢。2020-2021年之交，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新模式最終形成，而其周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則可使人們在俄羅斯的行為中辨別出此前很少表現出來的特性。
全球大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國家由於內部危機及需要説服本國民眾相信其現有社會經濟結構的公正性，其影響俄羅斯周邊中小國家的能力已經下降，無力為這些國家的發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國的崛起及其推行積極外交政策的能力迫使美國及其盟國將其外交政策集中在這一方向上，無暇顧及其他方向。
蘇聯解體後出現的俄羅斯的所有鄰國，都寄希望於大國獨自或在聯盟框架內為其提供保護，將其作為自己的外交資源。但目前這種希望正在減弱，中小國家賴以結成聯盟的國際制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世界主要大國對這些國際制度重要性的下降卻處之泰然。
建立在均勢而非制度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未必有利於缺乏綜合實力的國家的生存。
俄羅斯在原蘇聯空間的實力優勢及其地緣政治完整性，不是其與更廣泛國際背景相隔絕的保證。在這方面，存在一個最重要的特殊問題，即對中等地區強國（例如土耳其、伊朗或巴基斯坦）來説，出現了像中國這樣可替代西方模式的發展源泉。其結果是，他們的自主性及應對冒險行為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俄羅斯除與西方發生衝突外，還積極與像伊朗、土耳其或巴基斯坦這樣的中等強國發展關係，此前這些國家或為其意識形態對手，或為美國的絕對盟友。
因此，俄羅斯與其鄰國及與其他中等強國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這些國家脱離俄勢力範圍而轉向其他國家求得庇護的過渡。這些國家與俄羅斯一樣，都在共同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形成。
所謂“後蘇聯空間”在國際政治方面作為一個完整主體的本質正在發生變化，變得模糊不清，但不是以解體的形式，也不是其組成部分被納入其他權力極邊緣，而是正在形成更廣泛的共同體。
包括俄羅斯周邊地區在內的國際政治，全部迴歸為更加靈活的均勢模式，如同18世紀那樣。當然，中等強國無力與大國進行平等競爭，但它們掌握着與其實力相當或更弱小國家積極互動的資源。但對俄羅斯來説，土耳其或伊朗在後蘇聯空間的存在不會構成其生存威脅，就像與俄羅斯具有同等競爭實力的力量中心在那裏確立起了自己的影響力一樣。
莫斯科對其主權邊界以外具有“荒野”特點的國際政治越來越有信心，在那裏形形色色的大國都可以發揮作用，如果它們不直接代表西方的利益，俄羅斯都能容忍它們的存在。至於中國，其軍事實力與美國一樣可與俄羅斯相提並論，但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其善於將某些國家變成其利益的盲目代理人。這也是使中俄關系得以穩定的一個因素。
在新的國際條件下俄羅斯的政策如何演化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當地時間8月29日，俄總統普京表示，俄方承認8月9日舉行的白俄羅斯總統選舉合法，他已祝賀盧卡申科贏得選舉勝利。
直到不久前，莫斯科的行為還是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在它與鄰國的關係中，除地緣政治和綜合實力考量外再無其他更大問題。但是俄羅斯似乎已經開始轉向，在與周邊鄰國關係中，開始理解其自身規模與利益之間需要維持一種平衡。2020年白俄羅斯、南高加索和吉爾吉斯斯坦連續發生的危機表明，莫斯科有能力根據可能出現的後果與其基本安全考慮之間的關係來作出反應，而不是顧及歷史陳規。
以白俄羅斯為例，俄羅斯的行動非常果斷，與此前其對民間表達不滿即“顏色革命”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早在8月份，俄羅斯最高層就已宣佈準備對白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雖然俄羅斯也懷疑盧卡申科政府的忠誠度。起重要作用的是，對白俄羅斯政府採取最積極敵對行動的力量來自於其周邊鄰國——波蘭和立陶宛。無論波蘭還是立陶宛，都不是具有自主性的大國，他們在東歐地區代表着俄羅斯敵對者的利益。
在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戰爭中，俄羅斯的立場也是由戰略優先方向所決定的，而不是出於歷史形成的某些期待。在這一事件中，土耳其站在阿塞拜疆一邊，但是土耳其與西方之間的關係如此令人混沌不明，以至於雖然亞美尼亞遭到失敗，但也不能説歐洲或美國在那裏的地位得到了增強。長期以來，具有自主決策能力的土耳其都在充當着俄羅斯夥伴的角色，這使莫斯科相信，土耳其的活躍行為總是能被俄羅斯自身或像伊朗這樣的中等強國所平衡。
2020年10月熱恩別科夫政府的垮台並未引起莫斯科的嚴重不安，因為這一事件與有影響力的大國限制俄羅斯影響力的企圖並無關聯。吉爾吉斯斯坦的權力更迭只是導致其國內政局更為複雜，並未觸及俄羅斯利益。此外還可以看到，吉新政府的多項決定具有限制或減少西方存在的痕跡。尤其是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後，中亞國家開始極為擔憂其安全問題。
2021年10月18日，集安組織成員國的官兵在塔吉克斯坦與阿富汗邊境地區參加反恐演習。
2021年俄羅斯對阿富汗局勢的變化採取了折中立場。這種立場不是基於塔利班過去掌權的經驗，而是基於地緣戰略考慮，即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及積極看待美國在中東減少其存在。此外，莫斯科對阿富汗事件的立場也表明，阿富汗並未將俄羅斯視為對其主權領土構成威脅的源頭。至於俄羅斯在集安條約組織中的夥伴國家的安全，或與之相關的與烏茲別克斯坦的盟友關係條約，莫斯科的立場也是堅定的，8月份在阿富汗邊境舉行的軍事演習可證明這一點。總體來看，俄羅斯一些鄰國加入集安條約組織的軍事政治聯盟，既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制約因素，也是其對外政策資源。
上述事例表明，莫斯科在周邊地區的行動是出於其國家安全和發展的考慮，同時也是出於反擊基本威脅的需要，這是俄羅斯與兩個與其力量平等的大國——中國和美國進行互動的領域。在這個意義上，歐洲並不是俄羅斯重點關注的對象。上述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根本性，取決於那些最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就是構成俄羅斯與蘇聯解體後新出現國家之間關係的戰略框架。
力量、空間、時間
影響俄羅斯對鄰國行為的因素有三：傳統的實力關係、統一的地緣政治空間和共同的歷史經驗。國際政治的特性表明，最重要的因素是參與者之間力量的簡單對比關係。但對本文所論及的問題而言，地理特徵和數世紀以來所形成的聯繫也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俄羅斯曾經並仍將是所謂“後蘇聯空間”占主導地位的大國，因為它擁有眾多的人口、世界上最強的軍隊和核彈頭數量最多的兩個國家之一。然而，俄羅斯必須始終考慮到，地形並未為其提供與鄰國劃清界限的可能性，其所作出的決策取決於共同的歷史經驗。
因此，俄羅斯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既不是其控制鄰國的可信保證，也不可能與鄰國相隔絕。有人認為，許多問題的解決可能還是要回到過去，回到對前加盟共和國內部發展進行直接控制的某種形式。但這需要俄羅斯凝聚力量，從長遠來看，這對俄羅斯經濟和國家地位都將是致命的。與鄰國相隔絕的政策，需要針對靠近俄羅斯本土最重要中心的邊界制定防禦戰略。但在軍事上的主導地位將創造出一種必要的機會，目的在於在俄羅斯周邊形成一種有利於建立穩定國際秩序的關係，這種國際秩序不是帝國秩序，即不是直接管理鄰國。
在更漫長的外部邊界，俄羅斯被很多國家所包圍，這是一些僅依靠內部資源無法解決發展和安全問題的國家。這將使俄羅斯不可避免地成為主要的力量中心，使其鄰國產生相應的期待並促進第三國的參與。
對俄羅斯的期待不容忽視，引入第三國參與的條件是不能限制俄羅斯鄰國的主權。
莫斯科面臨着一個問題，即需要確定與其鄰國發展互動關係的新形式，這種形式不需要俄羅斯為其鄰國制定國內生活規則或決定其對外政策，但要保證俄羅斯的安全以及相對穩定的邊界和平。這項任務是莫斯科對所有鄰國的統一的戰略，無論這些國家在共同地緣政治空間中處於何種位置。
俄羅斯未來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延續現有經驗的基礎之上。
在當今世界，一個國家，即使是像俄羅斯這樣擁有豐富資源及實力雄厚的大國，也不能無休止地重複過去的錯誤。
這將與其內部發展和周邊國家正在經歷的變化發生衝突。同時，從國際關係學最流行的理論來看，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關係遠不如俄羅斯與歐洲、美國或中國的關係那樣易於分析。
在力量格局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任何新的國際秩序，都將建立在一系列恆定因素之上，處於首位的就是歷史和地理。
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有着共同的地緣政治空間和共同的歷史經驗，它們影響着所有的理論推論。
中國無論變得如何強大，除北方外，其四面八方仍然被幾個世紀以來對它並不信任的中小國家所包圍。無論印度的經濟進步和人口指標多麼令人印象深刻，這個國家永遠是一個半島，很容易被敵對國家或自然屏障與大陸相隔絕。無論歐洲在國際政治中的意義下降到何種程度，其中心地位及其地理距離的便利仍將是相對成功和富有吸引力的決定性因素。
美國將在國際政治中保持其“孤島”的地位，無論未來幾年其與中國的力量對比如何變化，也無論美國社會將如何發展，美國始終不會將任何地區的挑戰視為對其安全的直接威脅。
就俄羅斯周邊的實力構成而言，在19世紀歐洲列強中，只有俄羅斯佔據着獨特位置，因為它仍然被從帕米爾高原到波羅的海的昔日帝國統治下的國家所包圍。只有在東方，俄羅斯與偉大中國接壤，俄羅斯從未控制過中國，除軍事實力外，在現代大國實力的所有方面，中國都超過了俄羅斯。與奧地利或土耳其不同，俄羅斯在規模和整體實力方面比鄰國強很多倍，在可預見的將來它仍將保持這種地位。
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三國民眾發起示威，抗議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圖自AP
對所有鄰國來説，30年來俄羅斯的興衰起伏都是其發展及實現其目標的最重要因素。
對從西部的愛沙尼亞到東部的吉爾吉斯斯坦這14個主權國家來説，俄羅斯對其國家安全都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
但是，這些國家的發展和對外政策行為，仍然是俄羅斯保障安全及與在國際政治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其他大國互動的一部分。因此，俄羅斯與其鄰國都是統一整體的一部分，它們在更廣泛的國際背景下進行互動。
歷史、歷史事件及歷史經歷是影響國家行為的慣性基礎，因此不可否認俄羅斯與其鄰國的共同歷史。尤其有必要認真對待那些限制性因素，這些因素使俄羅斯在其地理空間內依賴於特定的大國行為路徑，而且，共同的歷史經驗形成的一些後果與俄羅斯的戰略文化密切相關。但與地理條件不同的是，過往情形和決策對外交政策的決定性是可以克服的。一國在民族國家疆界外要按照可確保其未來生存的路徑來行動。實際上任何成功的對外政策都是克服既定路徑的範例，要利用一國可支配的資源，鞏固其持久性。作為實施這一戰略任務的一部分，地緣政治地位和武力並不是其負擔，在俄羅斯與鄰國的關係中，地緣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是它的資源，這與其他國家一樣。
無論是俄羅斯還是它的鄰國，直到現在，也就是蘇聯解體30年後，才開始為自己創造新的歷史經驗。俄羅斯由於其規模及強大國家性的持久傳統（至少五百年），在既定條件下的行為從來都是理性的。對其鄰國來説，克服歷史“路徑”則更為重要，它們（無一例外）才剛剛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其地緣政治和客觀實力佈局的框架內對自身命運承擔着責任。
如果現實政治是面向未來的，那麼歷史經驗決定着現實政治應該超越的框架。而且，在30年時間裏，前蘇聯所有國家都走過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獨立發展的漫長道路，在此過程中，與俄羅斯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關係。否認共同的歷史經驗或試圖與鄰國相隔絕，不應成為一種目標，因為這與地理位置相矛盾。但是，如果一國的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復仇性，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政策才是過去路線的延續。
期待俄羅斯在歷史框架基礎上制定對鄰國的政策，就意味着認為回到過去是一種任務。這就是説，莫斯科正在管理着與外部世界相隔絕的帝國秩序，意味着現有的獨立國家要重新併入俄羅斯。這種可能性已超出理性和願望的界限。因此，俄羅斯對其鄰國的政策不應基於歷史預期，而應基於我們這個時代正在形成的國家利益的觀念。
正是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性使得俄羅斯可以更靈活的方式與鄰國互動，引入處於歷史形成的邊界以外的大國，共同解決俄羅斯對外政策任務。換言之，俄羅斯可以一種新的身份並依靠其地緣政治地位，沿其外部邊界推行對外政策，這種政策不應在利益範圍與俄羅斯的存在之間規定清晰的分界線。與其直接接壤的近鄰空間本身沒有實際意義，只有在更廣泛的全球性進程和任務背景下才顯出其重要性。如果一個與俄羅斯具有同樣規模和雄心的國家將自己的利益侷限在明確界定的地理區域內，那將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利益區意味着關係的專有性，在現代世界難以想象。但這也要求鄰國能夠不以歷史經驗和神話為基礎，而是在評估自身狀況的基礎上執行成熟的對外政策。
既不為理性，也不為人心
俄羅斯新的政策正在形成，説其新，表現在將以更加個性化的態度對待每一個鄰國。
這種新政策的基礎是尊重各國主權，同時考慮不同國家對俄羅斯領土安全的重要性。
這種新政策能夠使用共同的歷史遺產，但不能成為歷史遺產的人質，同時依賴於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的獨特地緣政治地位，可在多個戰區行動，並通過增強與鄰國互動的靈活性，實現保障自身安全政策的持久性。
為使這一政策取得成功，靈活、開放的互動哲學應該成為其周邊地區合法的國際秩序的基礎。俄羅斯對這種秩序的形成負有特殊責任。這一進程不可能是簡單的，也不可能按照制度有序實施，但這一進程要符合俄羅斯國家利益。
俄羅斯不大可能追求在其周邊形成清晰的分界線，儘管在某些鄰國相對古老的進程中，希望出現這種情形。文明的邊界取代自然地理障礙，在國際政治上尚無先例。土耳其與現代歐洲政治文化的差異已成為土耳其融入歐洲共同體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正是因為存在着地理先決條件——博斯普魯斯海峽將歐亞兩洲分隔開來，雖然土耳領土的極小一部分位於歐洲海岸。
芬蘭在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體系中處於特殊地位，恰恰是因為它們之間有最長的陸地邊界相連，沒有任何自然屏障。同樣地，歐盟東擴後試圖建立行政-文明邊界，以取代自然邊界，成為當前歐洲國際秩序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無論像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國的內部變化進程走得多遠，它們與俄羅斯之間缺乏天然屏障，其國家性的命運對莫斯科來説必然非常重要。況且在這些國家的另一邊還有另一個國家，我們無法相信這個國家能夠維持長久穩定。無論土耳其、巴基斯坦或伊朗的外交政策看起來多麼自信，這些國家在維持國內秩序方面都經常遭遇到各種困難。對安卡拉、伊斯蘭堡或德黑蘭的影響力寄予希望，認為它們可以穩定俄羅斯周邊國家的局勢，是非常輕率的。
普京：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無路可退” 截圖來自路透社
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俄羅斯在多大程度上認為自己有必要取悦於周邊國家民眾。 爭取“理性與民心”的概念本身似乎就是模稜兩可的，因為它基於一個假設，即武斷地否認合作伙伴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概念是20世紀下半葉歷史的產物，當時歐洲列強、蘇聯和美國正在應對民族自決運動的爆發。這一過程發生在兩極激烈對抗和相互排斥的意識形態之間進行鬥爭的條件下。兩種意識形態都要傳播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傳播與主權國家的權利相沖突。在大國競爭框架內，每個國家都難以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新獨立的國家不僅能夠在形式上獨立，而且能夠在不受外部影響的情況下獨立思考。
影響公眾輿論當然具有重要意義。況且，政策的大眾基礎不大可能縮小。一百年來，當大眾的意見真正開始發揮作用的時候，所有國家都形成了一種與輿論互動的統一模式——制定標準並強制大眾意見與之相符。在國際關係中，心理戰不僅逐漸成為衝突期間軍事行動的組成部分，而且已成為國家間關係的慣例，即便雙方合作期間也是如此。
從定義來看，如果俄羅斯不去左右鄰國的輿論使其有利於自身的話，那麼其他競爭性的大國也會去這樣做。換言之，呼籲莫斯科更積極地爭取鄰國居民“理性與民心”，無非是要求俄羅斯在其領土上與第三國進行激烈的心理戰。但是，這種戰鬥越是激烈，俄羅斯的鄰國獲得獨立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就越是遠去。隨着俄羅斯獲得宣傳自己的機會，它們的空間就開始逐漸變成沒有獨立意義的零和博弈的地區。
考慮到我們假設俄羅斯的戰略重點恰恰是鄰國的獨立性，爭取鄰國“理性和民心”本身並不是俄羅斯政策的優先方向。但這仍有必要：首先，提高俄羅斯的吸引力，以改變其人口狀況；其次，幫助新獨立國家的精英形成決策能力，使其遵循理性選擇，而不是依賴於外部所傳授的觀念。這項任務當然非常複雜，遠比通過國家政策培養一批對俄持積極態度的鄰國公民要難得多。惟其如此，這種做法才可為戰略上更加穩定的局勢創造先決條件。
為此，俄羅斯必須摒棄將鄰國武斷地視為自身勢力範圍的歷史經驗，奉行利用自身獨特實力的政策，而不是依賴於自身實力，不是將其作為保持特殊地位的先決條件。
俄羅斯的力量不在於鄰國依附於它，而在於在任何情況下其行事能力都比競爭對手更加有效。在力量平衡條件下，後蘇聯空間的主導地位是既定的，這種既定性總是因準備使用武力而得到增強。這種主導地位是俄羅斯有意使其鄰國獨立做出對外政策決策的主要原因。
俄羅斯的鄰國不應抱有莫斯科會為其忠誠買單的幻想，也不應認為可以忽視共同地緣政治空間內客觀的力量佈局。理解這一點，應成為改變對俄羅斯歷史認知的可靠方法，不應將俄羅斯視為宗主國，而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雖然按照定義來説它是一個友好大國。自主決策的能力意味着其行為不是基於歷史經驗，而是出於對其地位的理性評估。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已經表現出這種能力，其關心的是其與西方的衝突不要演變成為危險的軍事對抗。
為實現更長久的成功，俄羅斯必須調整其周邊政策的具體目標和任務。其內容總是要取決於更具廣泛性的考慮——全球範圍內力量平衡的變化，與中等博弈者（歐洲、土耳其、伊朗）的關係，以及鄰國的內部演變。現在還不能説哪種方法將使俄羅斯的行為在純粹的對外政策行政管理中取得成功。
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能否完成政策任務，將取決於上述條件。參與者在實力方面的差異以及他們沒有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在這一空間就難以形成地區性國際秩序。每個國家都不應在統一的規則和義務體系框架內，而應在與外部夥伴的雙邊關係中完成最重要的發展任務，俄羅斯在其中則佔據中心地位。從本質上説，俄羅斯因素是這一空間內唯一的系統性因素，其他國家都在因應這種因素的影響調整自己的政策。俄羅斯對鄰國的命運負有特殊責任，其自身安全與鄰國的命運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