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琪:新冠疫情肆虐,在澳大利亞做護士是種什麼體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嘉琪】
兒時的除夕,在我的印象中是充滿了濃濃的火藥味,混雜着一呼吸就能灌進肺泡兒裏的寒氣。
春節對我來説不存在“南北之爭”,我什麼都不挑,餃子、湯圓我都可以,最不能缺少的背景音樂便是春晚。
自打我記事起,每年的春晚我都不會缺席,必定是堅持看到主持人激動地進行新年倒計時,敲響零點的鐘聲。絢麗的煙花綻放在冬日深藍色的夜空中噼啪作響,伴着《難忘今宵》這首歌,又是新的一年了。
後來,我到了澳大利亞學習工作,南北半球經歷着兩個完全相反的季節。所以每個本該在寒冬臘月裏哈氣搓手的除夕,都變成了漫長的炎炎夏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們選擇了家裏有大廚房和大客廳的同學家作為了據點,從白天就開始張羅着晚上的盛宴,買食材、包餃子、看春晚。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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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人圍坐在餐桌旁,盯着僅14寸的電腦屏幕,期待着和國內的同胞們在同一個時間倒數。由於澳大利亞要比中國早三個小時,當主持人宣佈新年鐘聲敲響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凌晨三點了。
與以往不同地是,迎接新年鐘聲的不是煙花綻放的聲音,而是夏夜漸涼後的蟬鳴。除了偶爾有輛車經過外,漆黑的街區空無一人,鄰居們已經睡去,只有我們這户還亮着燈。

初來澳大利亞,沒有疫情的墨爾本。作者供圖
畢業工作後,我成為了一名註冊護士,在老人院工作。
澳大利亞老人院的工作並不輕鬆,雖説不用直接照顧老人們的吃喝拉撒,但是心理上也飽受着各種雜亂事件的煎熬,而疫情使得我的工作更加心力交瘁。
2019年12月武漢疫情爆發的時候,我周圍所有的人都在關注這件事情,還有一些不良的澳媒惡意抹黑中國。
那時候,大量的留學生和在澳華人自發組織援助武漢,捐款捐物資,在網上接力給武漢同胞打氣。藥店和超市的口罩以及防護服被華人買空,一箱箱的寄回了國家需要的地方。
甚至在這個網購不那麼發達的國家,網上的防護服和口罩也全部售罄,被中國人買斷。有許多華人公司把公司口罩的庫存拿出來全數捐贈給了武漢,一隻也沒有給自己留。
在這樣“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信念下,武漢迎來了2020年的春天,南半球的墨爾本也正式進入盛夏。
墨爾本的第一例新冠確診病例是在同年的1月25號被發現的,那一天正值大年初一,熬夜看春晚又賴牀的我睡了一覺起來看見新聞,心裏有説不出的滋味,有種隱隱不好的預感。
在澳華人圈子在新聞播出後瞬間警覺了起來,大家開始動作迅速地囤口罩,囤防護服、囤消毒液。一週之後,澳大利亞的國境對中國關上了大門。

這兩週,途經中國的遊客禁止進入澳大利亞。作者供圖
澳大利亞從一開始的封鎖兩週,到一個月、半年、一年、兩年,現如今仍然有大量留學生在國內上着網課,甚至有些留學生成了不折不扣的“從未出過國的”海外高校畢業證書持有者。
澳政府在第一時間禁入了中國旅者,卻忘記了本土疫情已經悄無聲息地蔓延開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南半球這座孤島正式打響。

封城下,墨爾本街道空無一人。作者供圖
國界封鎖引起了一部分華人的恐慌,甚至有些華人發起了國難財,把平時20刀一盒口罩,炒到了13刀一隻的天價。
當然,更多善良的華人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找到各種各樣的口罩來源,分享給更多的華人。
我也試探性地和工作單位提出,讓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戴上口罩來防止病毒傳播,保證我們老人院老人們的安全。然而,工作單位卻以衞生局沒有要求戴口罩為由拒絕了我。當時澳大利亞衞生局對於防疫的政策是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僅此而已。自主戴口罩上街的華人,被很多人投來異樣的眼光。
新增從個位數到十位數,然後到幾百幾千,當地民眾終於慌了,各大超市和小型便利店的廁紙被搶購一空,洗手液、消毒液幾乎售罄。

網上的防疫衞生用品全部售罄/作者供圖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各大超市和小型便利店的廁紙被搶購一空。到現在,我仍然不能理解這個謎一般的行為。

超市貨架空空如也/作者供圖

廁紙超人會救你於新冠/作者供圖
澳政府終於宣佈進入緊急封鎖,各大城市晚上9點以後進入宵禁,無事不出門、不串門,一家人只能派一個人去超市,出門不能超過5公里。但是,政府仍然沒有要求民眾戴口罩,此時距離第一例確診已經過去了兩個月。
隨着防疫政策的出台,華人早已“備戰完畢”,我有幸得到朋友的300只口罩作為戰備糧草。當時我天真地以為戴完這300只口罩,就可以回國看家人了。事實證明我過於天真,現在戴完了3000只,我還是沒能回家。
我再次向單位提出戴口罩的請求,依舊被拒,這次的理由是“只有生病的人才會戴口罩”。於此同時,我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護士因為主動戴口罩上班被辭退的新聞。看着這呈指數增長的確診人數和令人髮指的衞生局政策,我選擇了辭職。辭職後沒過多久,強制口罩令正式在澳大利亞啓動。
然而口罩令的頒佈卻引起了很多當地人的不滿,理由是侵犯了人權和自由。他們認為,澳大利亞是個自由度很高且民族文化多樣化的國度,這樣的強制命令哪會讓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乖乖聽從。
於是,大量的反口罩遊行在市中心舉行,且以一週一次的頻率穩定的進行着。政府在民眾的壓力下,開始了疫情津貼的發放,凡是因為疫情收入受到影響的個體或者企業,都有資格向政府申請補助。
即便這樣,舉行遊行的人也沒有收斂。以至後期疫苗令的頒佈,也有大量反對的人站出來吶喊“這是侵犯人權的行為”。也許在他們眼裏,人權比人命更重要吧。

澳大利亞民眾的反疫苗遊行。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整個2021都很空白,每天都是重複的“兩點一線”——家和老人院。每天神經緊繃着去上班,疫情也讓平時簡單的工作變得繁瑣了起來。
大家漸漸習慣了戴着口罩生活,我們醫護人員漸漸也習慣了戴口罩上班。忽好忽壞的疫情讓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種精神疲倦中,口罩也從普通的醫用口罩升級為了N95。
儘管如此,澳大利亞的許多老人院也沒有躲過新冠大暴發。離我家不到10公里的一家老人院,當時疫苗還沒有普及,38名老人因此去世。逐漸地,出現了醫護感染,甚至有些人把醫護當成“過街老鼠”,出現了有護士在街上被暴力傷害的新聞。
澳大利亞沒有方艙醫院,只有醫院裏的新冠病區,而感染了新冠的輕症患者政府也不建議去醫院就醫,而是居家隔離直到自身免疫戰勝病毒。
新冠疫苗的普及讓當地人民更加放飛了自我,各種防疫政策形同虛設,2021年就在這種霧濛濛的病毒陰霾下,整整封國了262天,我也對回國的願望漸漸失去了希望。

澳大利亞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屋漏偏逢連夜雨,我所在的老人院也在2022年年初迎來了新冠變種Omicron大爆發。30多度的夏天穿着嚴嚴實實的防護服,戴着N95和麪罩,儘管開着空調卻依然汗流浹背。
本就因為口罩和麪罩的遮擋聽不清同事之間説話,更別指望大多數聽力都有問題的老人能聽清楚多少了,每天都在用力的喊話。加上單位並不給提供單獨的住宿,我也從不敢摘口罩喝水,生怕成了攜帶者回家感染給別人,所以一天班下來,嗓子都冒煙兒了,臉上也被口罩勒出了深深的勒痕。有兩個本就有嚴重基礎病的老人因此去世了,其他人大概在疫苗的保護下,都沒有呈現什麼症狀。
現在墨爾本流行的笑話是,在澳大利亞,如果你沒有朋友被感染,那隻能説明你沒有朋友。

今年貼的春聯/作者供圖
新的一年,人們的出行被限制,各類大型活動,比如墨爾本唐人街舉行的舞獅舞龍的活動也取消了。今年我依然是放着春晚的背景音,嗑着從亞超買來的瓜子,和國內的家人們一起倒數,許下了疫情儘快結束、儘早回國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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