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從春節“開年”到元宵節“結年”看中國節日的意義系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茂松】
元宵節這一延續幾千年的傳統節日，“百姓日用而不知”，藴含着極為深刻的中國文明原理與文明智慧。
要深刻理解元宵節藴含的文明原理、文明智慧，就不能只就元宵節談元宵節，而毫無疑問要把元宵與春節甚至整個元月過年結合起來，完全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即終始保持“元”之初心。進而由此深刻理解中國傳統節日系統的複合多重而非單一的功能、意義，以及傳統節日系統的底層文明結構，也就是中國禮樂文明。
一、合元旦、元宵之整體方可深刻理解其中的天人合一之道
1、從元旦“開年”到元宵“結年”的十五天過年代表着一整年
大年三十除夕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春節，中國傳統稱為“元旦”，現代因為採用西方曆法的緣故，就把公曆的1月1日稱為“元旦”。但我們這裏要從中國文明的視野來理解春節，尤其是將元旦、元宵視為整體來理解元宵節，還是要如孔子所説“必也正名乎”，先回到舊有的“元旦”的本來名字。
舊稱元旦的正月初一春節是過年之“開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則是“結年”，一開始、一結束，正所謂“物有終始”。俗語説“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正月十五元宵還在年關之內，過了正月十五才真正算是新的一年。
古有刑名之學，循名責實，“元旦”與“元宵”相對。元旦之“元”為始，“旦”為朝、為日之升，元旦被稱為“三朝”，即《尚書大傳》所説“正月一日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又稱“三始”，“始”就是“朝”。“宵”為夕、為夜，元宵代表一年開始的第一個滿月。正如“通宵達旦”一詞所顯示的，“旦”與“宵”相對，分別代表了“陽”與“陰”，而“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是作為中國文明核心原典《五經》之首的《周易》的核心要義。
按《周易》藴含的中國文明底層結構的象數思維，從正月初一元旦到正月十五元宵這十五天的過年，就代表了一整年。合春節（元旦）、元宵，方能理解其中藴含的中國文明之“道”，即文明原理與文明智慧。
2、元宵節之“見龍在田”以及終始保持“元”之初心、至善
元宵節像中國其他傳統節日一樣，與天象有密切關係，元宵節舞龍這一代表性的特點更與天象有關。元宵節在天象上是立春之後二十八宿的東方蒼龍慢慢上升於東方夜空，露出七宿之首即角宿，這就是《周易》乾卦九二爻“見龍在田”，到了俗語所説的“二月二龍抬頭”，角宿在東方夜空就更加明顯。
《周易》為《五經》之首，“乾”卦則為《周易》之首卦，象徵天、天道的運行，即“天行健”，而“人道”取法“天道”則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德性，這即是“天人合一”之根本所在。
乾卦為龍之象，乾卦的龍之德性為“乾元”，也就元宵之“元”。元宵之“元”代表着初始，即《周易》乾卦的卦辭“元亨利貞”之“元”，元之為初，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生氣與元氣，是無雜無私的純粹之善與仁心，即“初心”；亨是亨通廣大，秉持初心之德，則由“德”而生“業”，事業能不斷由小而發展壯大；事業大就產生利益，利不是少部分的利，是“利者，義之和”，是照顧到所有人共同利益的利才是真正的利；堅持“元”之初心，事業方能貞固、永久。合“元亨利貞”四者為一體，則體現了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國文明最重開始，強調慎始，《周易》強調初始“乾元之德”，《五經》中的《周易》、《春秋》、《詩經》、三《禮》、《尚書》這些經典無不強調慎初、慎始，這正是中國文明作為禮樂文明一開始的出發點所在。中華文明正是強調始終褒有初始的善心、仁心即“初心”，才能可大可久而保持連續未斷裂。
從元旦到元宵的元月十五天過年，才是節日的完整的意義呈現，這就是終始保持“元”之初心。“天人相應”、“天人合一”是中國文明最重要的特質，這首先體現於“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節日禮俗中。
3、元宵的天、人雙重意義以及溝通幽明之際
中國文明強調天、地、人三才齊等、並重，這也體現在元宵的多重意義上。
元宵首先從“天人”的“天”的層面的意義來説，元宵之圓滿，意味春聯所説“福滿人間”。
福滿人間是上天賜福，道教以正月十五為上元天官賜福之辰，道教《正月十五慶祝》的祈福文中説：“賜福則風雨調和，年登豐裕；赦罪則自新有路，人盡善良。”
“滿”這一字不簡單，藴蓄着幾千年來每個普通中國百姓的樸素情懷、樸素道德。“滿”是如天一樣的普遍，人間皆蒙覆育。要能做到這點，根本上是基於代表天、代表創生的乾卦的“乾元”的無雜、無私的純粹之德。
上天賜福而福滿人間，意味着中國文明傳統的“天”不是與人相離、相隔而不可及的外在、純客觀的天，而是不僅與天子相關同時與每一個普通人有關的天，是世俗的天，是給人間帶來美滿幸福的天，是可以人人親切稱為老天爺的“天”。
由此我們可以更真切地理解“福”這一字，藴涵着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價值觀，所以過年貼福神、貼福字的意義，只有放置在中國文明的底層結構中才能有深切的體會。由此，我們也可以從國家治理的高度來理解“五帝福”，即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五位皇帝給大臣與天下百姓書寫“福”字的深意。
同樣，一年一歲，過年春聯中的“天增歲月人增壽”中的“壽”這一字所藴涵的價值觀也就不難類推地理解，其中真意誠如“福壽雙全”四字所説。以“福”來統舉，“壽”本身是“五福” 之一，春聯常貼 “五福臨門”，今日最常見的“五福臨門”淵源甚早，“五福”最早出自五經之《尚書》的洪範篇，《尚書 · 洪範》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好的德行也是五福之一。民間則將五福説成“福、祿、壽、喜、財”。
長壽是中國人的美好願望，但中國文明對於人的生命意義的理解與重視不止是在生前，還同樣極為重視死後，重對於逝去親人的祭祀，這就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中國人最重祭祖。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元宵節被稱為上元節之意義所在。
正月十五的上元節與農曆七月十五的中元節、十月十五的下元節相對，合稱“三元節”。大家對中元節與逝者有關比較熟悉，其實與中元節相對的上元節同樣與逝者有關。有些地方迄今還保留着上元節晚上河上放紙船送燈的習俗，只不過其中的功能是上天給亡靈送福。
所以上天給地上人間送福，不止是給生者，同樣是給亡靈的，所謂“事死如事生”，這也是《易傳》所説溝通“幽明之際”，也是溝通顯隱、溝通有無，這裏有着中國人甚為深厚的大情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也是中國文明能夠可長可久的根源所在。
元宵從“天人”的“人”的層面的意義來説，過年從元旦到元宵，意味着過年的結束與圓滿，在根本上是意味着家庭的圓滿。而從初一到十五是一個過年的完整的過程，也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系統，意義就在過程中，離開了這完整過程，意義則是有所欠缺的。
4、元宵節背後的禮樂文明精神：秩序與和諧的張力
大年三十除夕夜全家老小團圓守歲，正月初一給長輩拜年，這兩天中國人都是在自己家裏過年，一般最早初二以後才是由內而外、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地給同宗、外家以及其他親戚家互相拜年，再是給鄰居、朋友拜年。
舊時拜年時有送禮，就有回禮，多以年貨為主；有宴請，就有回請，都是強調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可不要小覷這“禮尚往來”，這背後有着中國文明的抽象精神與文化價值，有來有往的雙向性才能使核心社會關係不斷得到再生產而保持連續、不斷裂，而這也正是中國人的家國意識形成文明內凝力的關鍵所在。
中國的家國意識在根本上是來自中國文明的底層文明結構，這就是禮樂文明。禮樂文明的抽象精神即文化價值是秩序與和諧之間的張力，秩序與和諧二者缺一不可。
一個家庭有長幼順序，父母對於子女既要有嚴也要有慈，子女對於父母則是孝敬。過年家庭、家族、親戚、朋友的酒宴，都有座位的次序安排而不能亂，否則是失禮。座位次序安排或以年齡、輩分，或以客人的尊貴程度，或以與主人的情誼親疏程度等為原則，這就是禮樂文明底層結構之所在。一方面座位次序顯示禮之秩序，但酒宴上敬酒、回敬的飲酒之合歡、活絡感情，則顯示了禮的和諧的面向，如此才不會上下之間過於懸隔而不親。
5、過年鞭炮之響應乃溝通天地之氣：有“響”方有“應”
從正月初一元旦到正月十五元宵，更多的還是凸顯和諧、熱鬧、歡樂的氛圍，因為春主生髮之氣，所以以陽為主。《周易》的哲學思維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感應。春天之陽氣生髮，同時意味着天地、陰陽之感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過年從春節初一到十五元宵放鞭炮背後甚深的意義。
鞭炮之響聲響徹天地之間，如同《周易》之震卦。震卦之象為雷，春雷之震動響徹大地，正是這響聲才能震醒大地，陽氣發舒才能溝通天地之氣。人間創造的鞭炮正是取法、取象於天上的雷。而有“響”才有“應”，陰陽才能相互迅速交通、感應，無“響”則無有“感應”，《周易》“鹹卦”就是專門講感應之道。
東漢崔寔《四民月令》中説元旦是“道陽出滯，祈福祥焉”，“道”為引導疏通之“導”，要把嚴冬阻滯不通的陰陽二氣在初春元旦之際引導疏通。放鞭炮需要點燃引信才能炸響，“引信”之“引”就是導引，“信”貫通天地人，《呂氏春秋》謂：“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生”，天地陰陽感應有常則為恆信，這也就是《周易》鹹卦之後為恆卦的原理所在。
初春陽氣發舒，代表着生命的生髮，所以是快樂的，而鞭炮就是人們內心的歡樂、喜慶的外化表達，同時也是有內外響應的問題。過年祈福祭拜祖先、迎接財神是高興的事，都需要放鞭炮，這也是與祖先等的感應。元宵舞龍放鞭炮，統統都是一種響應。
總之，鞭炮代表着初春陽氣的發舒，在除舊迎新、萬象更新之際，陽氣不能發舒出來，則可能鬱積而有抑鬱。鞭炮除了響聲，還有爆炸後產生的氣味、硝煙，這些在傳統思維看來是消除邪氣。清人顧祿《清嘉錄》記載：“歲朝開門，放爆仗三聲，雲闢疫癧，謂之開門爆仗。”
我們小時候的記憶、經驗，小男孩包括幾歲男童都喜歡自己放小鞭炮，膽大者甚至用手捏着放，這其實是對於小孩膽氣的鍛鍊。因是最小的鞭炮，也就不會炸着孩子而出危險。所以在於度，只要控制鞭炮體積不過大、鞭炮火藥不過多而適中，就不會造成空氣污染以及危險。尤其是要充分權衡中國一直以來的放鞭炮的傳統給中國人帶來的種種“發乎情”的情感滿足、情感凝聚的無形作用，就不必因噎廢食，而可以中道處理。
故而鞭炮之物雖細，其所關聯、維繫則不小，而不可輕忽。大城市往往都會對過年放鞭炮開口子，在幾環之內、初幾之前可以放鞭炮。不過往往到了下面，甚至原本過年放鞭炮祝福之習俗極盛的一些人口並不太多的小縣城反而完全禁止放鞭炮，這顯然是有點過頭了。
6、有餘暇過足年而後能養天地人間之和平之氣、從容之氣
從大年三十除夕、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元宵節這十五六天，在中國傳統是一年的休閒、歡樂、聚會、祭祀的集大成，具有複合多重的功能。
在中國傳統來説，十五天的過年要過足。而十五天的過年時間是傳統中國社會當時的中道，即《周易》之“時中”，中國禮樂文明強調“禮，時為大”與“夫禮，所以制中也”。
中道是既不能過，又不能不及，如此過年的節日的原本所具有的複合多重功能、意義才能得到充分發揮而不會有所欠缺而不圓滿。過年時間不充足，最直接的影響是，時間上來不及從本家到宗親、外家、朋友等都拜上年，這就減弱了在過年期間非常重要的情感凝聚的功能。
過年的十五天，是養從容之氣，而非侷促、操切，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強調從容而有餘暇對於養國家、天下和平之氣的精微而長遠的意義。
作用於人的性情、血氣而養和平之氣，乃是極為“潔靜精微”的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之道與術，是中國文明“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智慧。故有餘暇過足年，此所繫非小。非如此，則人心不能得真正之和平，不能真正安而有所止而後能有真正的安定，則心就可能鬱積而不自知，正如《大學》所説：“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中國傳統過年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現代過年同樣如此。若返鄉在家過足年而有足夠的放鬆而能養身、養心，那麼新的一整年就能積極工作。養得足，才能動力足。過年在家的親情、鄉情、友情的情感滋潤，是返回人生、生命的大本大源，而後能發用無窮。
如果去除往返路上所費時間奔波，在家只呆上三五天，則過足年而養身心的這一節日功能就大為削弱。一時的多幾天的上班時間的工作效率，與更長遠的養和平之氣的權衡，孰輕孰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今日中國的鄉村，較之城市更多地保留傳統節日的風俗習慣。像農村去城市務工的，不少還是堅持舊的風俗習慣，多是在過完正月十五才出門去城市務工。
禮與習俗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重“時中”。或許過年未嘗不可以考慮多放三天假，放到正月初九甚至初十，現在有些鄉村還有“有食無食，歇到初十”的説法。這樣去掉往返旅途時間，在家過年能呆上一週最好。多放的三天假，其中兩天可以在後兩週調休，而不是在緊接着的之後一週就調休。這樣實質上就只多放了一天假。即使多的三天在後兩三週全調休，估計大多數中國人也樂意選擇，因為這是基於中國幾千年過年傳統的積澱。
過大年多放假、調休幾天，也是更好地滿足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尤其是對於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的嚮往。基於此點，考慮到元宵節在中國傳統節日中的重要性，元宵節也可以考慮放一天假。此外，為了不影響辦事，也可以安排一部分人在大年初七後就值班，但可以在元宵節期間休息，這樣也照顧到這部分人也能過足年。
7、“吾不與祭，如不祭”：過年與祖先、故土的共同體關係
過年看來就多放這兩天假，但給予國人的精神滿足是無形的。而過年多調休幾天，較之五一節小長假着眼於旅遊的調休，更顯示文明底藴。故此增加過年的節假，並不是為了有更長假期到外地旅遊尤其是到境外旅遊。中國幾千年的過年傳統都是在家過年，而不是出外旅遊，這裏有中國文明的哲學。
一方面，過年是以養為主，是養和平之氣，是靜而養動。如果出外旅遊，尤其出國旅遊，其中的勞累不算，更最重要的是與中國文明傳統的天人相應之道相違，人當合於天道、順道而為，有“道”斯有“德”，而“德者，得也”，“得”是得之於心，是發乎內在的自洽之得。過年在最深層次是安身、安心而安神，也可謂是中醫的精、氣、神三者皆安。
另一方面，一年忙到頭之後趕回家過年，就是為着與一大家子的親人相聚吃年夜飯，這是顯的。還有隱的，那就是在過年時記掛着逝去的祖先，通過祭祀與逝去的祖先相感、相聚。過年的歡樂、祝福不止屬於生者，生者還與去世祖先過年同樂，這也就是“祝福”、同樂更為深層的意義所在，是中國人根底深處的精神信仰所在。
中國文明的共同體意識是包括了逝去的列祖列宗的。不止於此，這種共同體意識還包括人與故土，與生養其的一方土地的共同體關係，這是人與自然的命運共同體更深層的精神、信仰的根基。父母以及祖先、故土皆為生養自己者，都需要回報。中國文明的本質是禮樂文明，禮的產生就在報本反始，過年就是“報“這一文明原理的全面而深刻的體現。
中國禮樂文明中所報最大者，體現為傳統中國家家户户必立的“天地君親師”的牌位，這就是兩千多年前的荀子所説：“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先師。是禮之三本也。”化簡到只有五個字的 “天地君親師”牌位，百姓在家中日日見到，可謂是中國文明保持連續性的根本所在。
清朝帝制被推翻後，“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在民間被改為了“天地國親師”。筆者二十年前在雲南楚雄彝族老鄉家中猶見“天地國親師”之牌位，禮失求諸野，誠然。今日或可思考於此當如何守正創新。
南方過年傳統禮俗保存完整的農村，初五之前，過年的最初幾天上午，家家户户都會到祠堂去，將帶上的酒、葷素熟食供奉給祖先享用，並燃香、放鞭炮。祭祖後，往往還會再收攏、帶上這些酒、葷素熟食到社官那供奉一遍。
所謂社官，就是鄉村裏的一方土地爺，這可謂是中國管轄地方最小的土地爺，城裏則有城隍廟。傳統中天下最大的土地爺莫過於京師社稷壇中的“社”，而京師社稷壇的左邊則是太廟，這在每一個普通百姓家則對應的是祠堂，這就是家國同構的文明原理的體現。
中國文明“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家國共同體意識乃是由小而大、由內而外、由近及遠。首先是最小的家庭、最小的本鄉本土，最後擴展到天下。家國共同體意識的養成，最在日用而不知的層面就是禮樂文明的各種儀式。
過年的祭祀儀式必須是祭祀者本人在場，這就是《論語》所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孔子強調：“吾不與祭，如不祭。”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延續幾千年的節日的儀式之化育人心是比宣講更移易人心於無形之中，無形之“無”往往勝於有形之“有”。
基於以上緣由，我們理解了中國文明傳統過年一定要在家過，是有其一套哲學的。與過年的休息相對的是工作、生產，其實過年也是各種最核心、最底層的社會關係的再生產與持續化。這種年復一年的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在根本上保證了文明傳統的延續，其中有可大久之道。從元旦到元宵十五天的過年，藴涵着中國文明甚深的智慧。
明乎此，則如《論語》記載孔子所説：“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指出明白了禮的原理，治國易如反掌。故而過大年不止是個人、家庭的私事，還深層次地聯繫着國家、天下太平之公，所以家家户户的春聯橫批經常有“國泰民安”，而“泰”就是《周易》泰卦——“天地交，泰”。
二、元宵燈節好一“燈”字了得：中國百姓對於和平、幸福的追求與守護
將元宵節放在從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過大年的整體結構與意義系統中理解清楚後，則“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這樣就可以來討論元宵節本身了。
元宵節最為大家熟悉的兩個意象是吃元宵與看燈會，元宵節還被稱為燈節。元宵節之所以被稱為燈節，實在是因為“燈”在元宵節中佔據的最中心位置。元宵節有觀燈、打燈謎、舞龍燈、求燈、送燈等等，豐富多彩之極，可謂好一“燈”字了得。
燈在元宵節中具有複合多重意義，寄予了中國人生命深處對於人間世俗美滿生活的追求，從中可以深深地體會中國文明、中國人善良、講和平的本性。
1、賜宴、觀燈與燈謎：萬民同樂、萬民一體
元宵節是新年第一個月圓夜，元宵節張燈、觀燈從漢代就開始，至唐朝尤其是宋朝而大盛。唐玄宗規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官署休假三天，與民同樂。宋太祖則甚至將休假增加到正月十七、十八兩日，元宵節的休假期達到五天之多。北宋時期皇帝還在宮中賜宴羣臣，以示君臣一體、萬民一體。
北宋長達五天的元宵假期這幾日，城裏街上可以通宵達旦觀燈，人山人海，觀燈可謂是達到了過大年收場前的最高潮。天下太平、五穀豐登，百姓盡歡。古今一體，筆者猶記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過年期間每個單位的大門都用新折的柏樹枝紮成一座醒目的拱門，象徵着龍門，上面掛滿了五顏六色的小彩燈在夜間閃爍，頗有古之元宵節之遺風。
元宵節盛行打燈謎，這與中國文明的士大夫文治傳統有關。打燈謎是歌頌昇平，有批評也是婉諫，傳承的是《詩經》的“温柔敦厚之教”。燈謎的謎面出自經、史、子、集，但也有出自傳奇小説、民間諺語，還有鳥獸草木之名之名，正如孔子所説學《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燈謎因此既有陽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燈謎從文人學士擴展、普及到廣大普通民眾，這也是因應着北宋以後平民時代的出現。
元宵節放煙火更增加光彩與熱鬧，元宵節燈上尤其是走馬燈上往往繪有古今人物故事，也是增加熱鬧、添加情趣，甚或有些人物故事還無形中兼有助教化之功。
有些地方鬧元宵還有社火、社戲的演出，社火、社戲既是娛人，也有教化，同時也是娛神，但在中國文明傳統的理性思維，娛神並非諛神，而是感謝、回報上天以及一方土地過去一年給予的風調雨順，才有五穀豐登，同時更祈求新的一年的風調雨順，所以這裏顯示的完全不是迷信，而是顯示中國文明根底的理性思維。
社火、社戲之“社”，就是社稷壇之“社”，社火、社戲所祭祀的就是最小一方土地。社戲娛人、娛神一體，這在中國傳統來説就是人天共樂、人神共樂，更全面地説，是天地人神共樂。共樂也是祝福，天、地、人、神一個不落，全都照顧到，這才是過年、元宵的圓滿之意，亦是中國文明高明而博厚的情懷，藴涵着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2、舞龍燈與舞文、武獅：止戈與德化
過大年期間，尤其是元宵晚上流行舞龍燈。舞龍，是古人認為龍帶來“雲行雨施”，帶來風調雨順。更深層次的是前面所説元宵節在天象上是二十八宿的東方蒼龍慢慢上升於東方夜空，露出七宿之首即角宿。
南方有些地方元宵節舞龍，是舞火龍，有的是竹篾扎、用紙糊的龍里面放置燈燭，還有的甚至是用幹稻草紮成一節節的龍，上面插上一根根點燃的香，更是十足的火龍，與角宿上升於東方夜空上下、天地遙遙相應，這是怎樣的景象。
具象的龍背後代表的是抽象的元氣。《周易》首卦乾卦，代表天、代表創生，乾卦又以龍為象，龍在乾卦中代表着元旦、元宵之“元”的元氣、生髮之氣。
南方民間舞獅子分文、武獅，由於是民間舞獅，故而其中深層的文明原理迄今發明不多。武獅之勇猛可見，而“獅”這一字的一邊為“師”，是與表示征伐戰爭的出師之師有關。《周易》的師卦，正深刻體現了中國文明出師、戰爭之道。師卦的各爻顯示，軍隊取勝首先要嚴明紀律。天子任用帶兵的主帥要得當，才能上下同心。主帥既不能優柔寡斷，又不能剛愎自用，要有勇有謀。舞獅子往往有獅王大賽，獅王大賽可視為象徵着戰爭中選拔堪為統帥者。
戰爭本身不是目的，戰爭是止戈為武，最終目的是以德感化，如師卦九二爻象辭所説“懷萬邦也”。但若無以戰止戰的手段、能力，則以德感化就可能落於空談。尤其面對外敵侵佔家園時，首先必須以戰止戰，才能守護長久的和平與幸福。所以武獅的威武是驅除邪惡，祈求和平。《周易》的師卦顯示了威武之師與仁義之師的剛柔並濟之道。
較之武獅子，文獅子則是相對温柔可愛的。武獅之“師”是出師討伐之”師”，而文獅子之“師”則是“天地君親師”之“師”，表示師道，表示文治、教化與柔道。舞文、武獅子，更是顯示剛柔並濟之道。
中國文明對於獅子形象的塑造，不是一味的武力勇猛，這就像中國文明的軍人不同於西方純粹武力的軍人，而是老百姓可以親近的仁義之師，當代中國的“人民子弟兵”有着深厚的文明根源。中國文明對於獅子形象的塑造，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從舞文、武獅子，我們可以深深地體會到中國文明下的中國百姓對於和平與幸福的無比珍視。一方面，中國強大了絕不稱霸，而當中國面臨外部侵略時，則不惜犧牲來守護自己美好的幸福家園。有如此中國文明，斯有如此中國文武獅子形象。
從端午節舞文武獅，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深刻體會中國人骨子裏的善良，中國人骨子裏對於幸福生活的追求。其中湧動着生生不息的動力，但這卻不是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天地人、天地人神的共同體意識。中國人不管是在日常生活，還是在節日中無不如此。
中國傳統節日的美、大美表面看是世俗的幸福，但大俗方是大雅。正是在這世俗的幸福，顯示了中國文明的文明底藴與文明智慧，中國節日傳統讓我們深思中國文明為何能可大可久，中國節日傳統中正存在着中國文明為何能可大可久的答案。
《中庸》言道、言中庸之道，一方面，“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另一方面，惟中庸之難能，中庸之道雖愚夫愚婦能知、能行，但到極致，雖是聖人也有所不知、不能。中國節日傳統的大俗而大雅之美，正深深藴涵着中庸之道。
中國節日傳統藴涵的中庸之道，讓我們能更深地體會到中國人對於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不是俗不可耐的庸俗，其中有對於祖先、對於上天、對於給予人類的萬物的禮敬與回報。
中國的天又不是高遠不可及的，是可以通過供奉、祈求以賜福的，但中國人深深地知道這種祈求不是坐等，反而是要求自己如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就是龍德之為龍德的根本所在。毋寧説中國人是在上天之德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自強不息的德性的投射。
唯有如此，我們方能深深地體會中國人骨子裏的和平之氣，這不是西方油畫式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式的激烈、極端，但其中卻有着持久的對於幸福生活的韌的執著。中國人不管有錢、沒錢，為了回家過年，可以不惜各種成本。
從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過大年的中國節日傳統讓我們深思沒，中國為何能成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過年，到底是珍視自家寶藏而安身立命、返鄉過年，還是到海外旅遊過年，答案應該越來越清楚。
3、送燈（“丁”）、點（添）燈（“丁”）與婦女過橋祛病
有些地方元宵節還盛行求燈、送燈（孃家給新嫁女兒送燈），燈與“丁”諧音，求燈、送燈深深寄寓着中國人對於子孫繁衍、生生不息的執著追求，這也是中國文明能夠在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保持連續而未斷裂的動力所在。
北方一些地區，尤其是南方客家地區，還有俗稱“點年光”即點燈的習俗，就是從除夕到初三、或到初五、初十，有的甚至到元宵，每間屋子都要點上一盞燈而保持不滅。當然舊時的點燈，現在是改為開電燈了。舊時為了節省燈油，常把亮度調到最小但保持不滅，也有的就集中到廳堂一個房間點燈。想想舊時過年夜晚萬家燈火不滅，是何等景象。
點年光一方面是以火之光明來驅邪、驅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點燈乃是“添丁”。再還有一方面，家中點年光也是記掛逝去親人，因為家裏點上了燈，逝去親人就能認得家門來回家過年，並保佑、祝福全家；同時逝去親人看到自家的燈火不滅，就知道家裏香火綿延而感到欣慰。
現在有不少人提議放開三胎，但目前城市很多年輕人對於二胎都不願生，主要是考慮到高養育成本而卻步。不過，中醫言精、氣、神，今人甚少能體會、覺察到作用、影響於神的層面者，如送燈、點燈之節日習俗就是無形的神之所在的作用。
再如大年三十貼福神、初五求財神等等，往往都被視為無用之迷信，其實中國人幾千年的思維絕非如此簡單。
在中國文明的原理與智慧中，事情在發生、可見之先，其實是有不易覺察甚或不可見的先機。要形成此先機，高明者先要佈局而逐漸形成場域。過年的種種儀式、祈求其實就是在佈局、形成場域，同時也是自我暗示，這就是想在、做在事情之先。
而貼福神、初五求財神乃是自我暗示、自我追求的外現；有此外現，藉此外現，則內在對於幸福生活的自我暗示、自我追求就在長時間內能夠不知不覺中由內而外地加以客觀化，從而也加以強化。
所以這乃是一種高度理性的智慧，若不能加以揭明，則難明“百姓日用而不知”中的甚深智慧，而斷然以迷信視之並去之而後快。這其中的哲學，乃是我們今天相對陌生的先秦的象數之學與刑名之學，但卻是中國哲學的底層思維結構，今日對此需要守正創新。
如同看似閒棋冷子，其實妙用在將來之一日。中國人甚深的智慧，尤其體現在圍棋的佈局，高手是在不知不覺中佈局而成勢。過年也是佈一個場、佈一個局。
非對於中國文明之智慧有精微、通透之理解者，不易覺察、體會中國傳統節日系統中深深藴涵着無、有之間以及先天、後天之間的相互轉化的甚精微之哲學與智慧。“無”在“有”之先，雖不顯現，但無用而大用，唯有高明者方能在起用、發用之前看似無心地佈局於“無”，這就是中國文明的戰略思維。不過對於普通百姓而言，不用去深究其中的高明道理，而只需要踐行節日中所藏的佈局。
元宵節這一節日與婦女、兒童特別有緣。元宵節南方一些地方盛行婦女過橋度厄、祛病、消災。這一節日儀式在於滿足人們對於身體健康、無災無病的追求，也是五福之一，自然同樣可視為老百姓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
4、吃元宵與探春、團拜：過年的餘味
宋朝盛行元宵夜吃元宵，象徵過年團圓、圓滿。元宵節中有一個生動的場景，就是孩童們在元宵節打着燈籠遊玩。當孩童收燈之後，並吃完了元宵之後，就意味着圓圓滿滿地過完年了。小孩穿上新衣服，長了一歲，要接着上學了，而大人過完元宵後則是就業。
不過中國哲學往往強調餘音繞樑，而不是戛然而止，結年是徐徐結年，留有餘味。所以有些地方在元宵節收燈之後，有到郊外探春之習俗，即到郊外宴遊，探聽春天的消息；還有元宵節後團拜的習俗，團拜有年前團拜者，也有年後團拜者。
結論 重新思考中國傳統節日系統的複合功能：天地人神生命共同體的色彩與昇華
中國過年的節日傳統，在時間以及大的禮俗上全國保持着一致性，但各地、各少數民族又有具體的地方特色的不同，而這本身就是中國文明所具有的“理一分殊”的特點，即統一中的多樣性。
中國文明的天人相應、天地人三才並重，本身就包涵着對各地地域差異的尊重。禮失求諸野，在鄉村、在少數民族地區往往更多地保留着中國傳統習俗，就像今天雲南的彝族、納西族迄今還保留着服三年喪的習慣。
今天的傳統節日大部分在漢代定型，唐、宋、明極盛。由於其長期傳承、積澱，其功能不像現代節日的單一，而具有多重複合功能。傳統節日尤其是像過大年，完全不像現代侷限於一天的概念。傳統節日最根本的是系統性地對於天人關係的處理、安置。
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就是今天所説的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最集中的體現。傳統節日乃是以節日的外在客觀化形式來安置中國人的身心。其功能從最初的祭祀，而不斷擴展到信仰、紀念、歡慶、社交、休閒、社交，但最終又返回到禮的大本大源，即通過祭祀而報本反始，“神道設教”、“民德歸厚”之核心秘密也正在於此，這也是中國節日系統最為重要的功能所在。
節日尤其是十五天過大年的完整結構，乃是相對於一年到頭的日常生活的平淡與勞作的辛苦的昇華，是在世俗中、不脱離世俗中昇華到不俗。過大年是色彩，是豐富多彩，就像煙火一樣絢爛，也像鞭炮一樣的震動、熱鬧。孔子説“繪事後素”，素之素樸德性本色打底，就是家國意識，但在本色打底基礎上需要神采、豐腴，而不是操切、偏狹而不可安、不可久。
回到家過年、過足年，乃是意味着回到家裏做主人，乃是關乎回報養育自己的親人、故土的價值觀以及自尊、自信，也關乎家國共同體、天地人神共同體的召喚與記憶。作為世俗性的人，需要在節日儀式中得到生命的昇華。個體、家族、國家生命意義的連續，歷史、文化的整合與社會的凝聚，全在傳統節日系統尤其是最長的過大年中被召喚而至。中國節日傳統與現代生活不是脱節的，恰恰是提示着傳統是如流水一樣的連續性。
過年一年又一年，小孩穿新衣服提示着新年，也提醒着人與時間的內在關係，作為中國文明核心原典的五經之首的《周易》最深刻地提醒着，人是在新年的新的時間中，同時又在家鄉、故土的空間中，過年同時提撕着我們在時間、空間中如何保持“時位中”。
節日傳統乃是經過長期積澱，藴涵着一整套關於家國天下的公共信仰體系。今天如何善加利用好節日的多重複合功能，有志於國家文化軟實力者，尤其是有志於中國文明覆興者，當深思並開掘中國傳統節日系統的多重功能。
當傳統節日系統的多重功能面臨與節日旅遊的單一功能的矛盾選擇時，二者雖不必然是矛盾的，但卻還是面臨價值的優先選擇問題。這時候我們更要重返中國傳統節日的禮樂文明的底層結構與大本大源，從而真正能返本開新、守正創新，讓中國傳統節日愈加“充實而有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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