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133期：美國的黨爭-範勇鵬、張維為
“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洗腦術，他告訴老百姓，你現在的一切苦難，確實是很痛苦，但沒有更好的了，這是你能拿到的最好的。美國整套洗腦術，非常成功。”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老説中國政策不穩定，鄧小平就講得蠻直白，我們政策很穩定，你們的不穩定，你們大選時候一個説法，選舉之後又是一個説法，他點得非常透。”
在東方衞視2月14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33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教授，通過美國兩黨黨爭這一政治現象去解讀其背後的政治制度。
範勇鵬：
2021年1月，美國發生了一次政治危機，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度佔領國會。從2004年美國大選開始出現紅藍州現象之後，美國政治極化就開始抬頭；到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後，黨爭更是日趨白熱化。
黨爭現象不是美國的一個特產，因為不同派別、羣體之間的利益之爭、意氣之爭，在人類政治生活裏面是難以避免的。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黨爭這種政治現象，以及美國黨爭的制度根源。
黨爭現象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階級矛盾,城鄉民族宗教矛盾，人口結構的變化，還有新政治勢力的興起，都會造成黨爭。我今天主要講一個人們很少關注的方面，就是國家規模。
首先讓我們想象一下，在小規模羣體活動裏邊，是不是經常會出現不同人羣之間的衝突。比如在居民小區、村莊，甚至小到學生的班級、寢室等，這種規模特別小、且缺乏權力中心的自治羣體生活中，非常容易產生一羣人反對另一羣人的情況，甚至在平時家庭朋友聚會的時候，吃火鍋還是吃炒菜，也會產生意見分歧。
其實人類早期國家也是面臨同樣的問題。後來隨着規模上升，一方面政治權威變得更加集中、更加理性，有助於克服一定的派性，就像老子講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它能夠產生一種超然於地方性和小集團利益的國家權威，就更容易做到不偏不私，來抑制小集團的爭鬥。另一方面，隨着國家的增大，政治生活的範圍也就更大，也就更難以形成陣線分明的派別。
我們過去對世界政治制度的認識，往往缺少了規模這個維度。很多人講西方制度先進，鼓吹三權分立、多黨競爭、聯邦制等等，殊不知這些制度形態都和規模有密切關係。
西方政治傳統的一大特點就是小規模，像古希臘城邦最多就幾萬人、十幾萬人，羅馬帝國雖然大一些，但主要的政治生活也是發生在一個小小的羅馬城裏邊，仍然遵循着小規模城邦政治的邏輯。到了中世紀，封建國家以及像意大利這些地方的城市國家，也都很小。一直到近代，歐洲開始產生這種君主集權國家，雖然比以前要大了，但從我們中國人的視角來看，也是非常小的。
因而在整個西方思想史上，他們的哲人思想家們想都不敢想大規模的國家問題。比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他想象中的理想國家人口有多少呢？5040人。從亞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盧梭、孟德斯鳩，他們眼裏的理想國家也都是非常小規模的，基本上是一眼能看到頭的這種國家。開句玩笑，西方經典的政治思想，某種意義上無非就是“鄉鎮政治學”而已。直到今天美國學者談論中美關係，還喜歡談什麼“修昔底德陷阱”，用的還是古希臘一二十萬人的小城邦爭霸典故。
後來即使到了美國建國時，規模和今天的美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當時的美國有多少人？不到300萬人口，放在中國古代戰國時期都算不上一個大國，放在今天的中國，也就是大慶、秦皇島這樣的規模。但在當時，這個規模已經成為美國立憲者面臨的一個不小難題了。當時他們就討論，如果不搞君主制，用什麼樣的制度才能統治這麼多的人口，這是縈繞在他們心中的一個大問。
因而，西方政治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國家規模始終是一個重要因素。國家小就很容易採取一種所有人廣泛參政的制度，政治生活就在公共廣場上進行，政治權力就來自於演講、修辭，去説服別人，爭取民意，或者以此煽動人們的感情。這種政治模式恰恰是產生黨爭的温牀。
無論在古希臘、古羅馬，還是歐洲中世紀的共和國歷史裏，黨派鬥爭始終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之一，部落、家族、階級、教派，還有商人、軍人團伙，以及各種各樣的小集團，勾心鬥角，拉幫結派，合縱連橫，引狼入室，其中充斥着陰謀、間諜、謀殺、械鬥、叛亂和政變，然後精英們在元老院或者議會里大打出手，甚至直接在肉體上消滅政敵，比如抬着屍體扔到羅馬的台伯河裏邊。
下層則密謀發動革命，血洗城邦，握有軍隊的人發動血腥的內戰和國際戰爭，握有教權的人則把對手打擊成異端，革除教籍，甚至把他們送上火刑架。總之，這幾千年的歷史是極盡人類罪惡之能事。
羅馬元老院/圖自維基百科
西方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最痛心、最關注的也是怎麼能夠消除黨爭。比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把黨爭視為最大的一個禍患，為了消除黨爭根源，他提出了很多的想法，比如主張在保衞國家的階層裏，實行經濟共產主義，廢除私有財產，廢除家庭，婦孺共有，就是為了克服人的私心，最終還提出要找一個哲學家來擔任君主。
後來，希臘人和羅馬人還提出了一種辦法，就是通過混合政體，讓不同的黨派力量來相互對沖，今天我們在美國的制度裏仍然能看到這樣的因素。中世紀意大利思想家馬基雅維利，他認為小共和國必然會產生黨爭，他説希望一個共和國能夠團結一致，完全是自欺欺人；按他的原話講，這種共和國“不是在自由與奴役之間搖擺，而是在奴役與放肆之間搖擺。”最後他提出的一個出路，也是期待一位賢能統治者來制定法律，平息黨爭。
到了美國建國時代，制憲者們對這些歷史非常熟悉，瞭然於胸，同時心有餘悸，所以美國最早採取的是一種統一程度不高的非常鬆散的邦聯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當時已經開始發生各種亂象，包括農民造反，野心家煽動，還有各州之間互相傾軋，以及歐洲各國干預操縱。很多有識之士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更大、更集權的國家和政府來解決這些問題，所以要搞聯邦制。但很多人不同意這個憲法，於是制憲者需要為這個新憲法來辯護，他們立論的一個很主要觀點就是大國優勢。
比如後來做過美國總統的麥迪遜就講了一句話，建立一個大規模的國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防止黨爭，因為社會越大，就越能夠包容更多的黨派和利益集團，它們之間就能夠互相抵消，不容易形成全國性的派別；即使發生派別聯合，後果也不那麼可怕。另外，國家規模大、人口多，也更容易選出適合的官員，野心家也不容易通過煽動或不道德手段來當選。
他這個説法其實是有道理的，但非常不幸的是，第一，他們沒有中國這種長期大規模國家的歷史經驗可供借鑑；第二，美國是通過各個殖民地的一小撮財主精英發動的一場所謂的革命而建立的，實質上類似於一羣公司法人搞了一個合併，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最後只能煮成一鍋夾生飯，搞出一個集權國家的半成品，也就是今天我們非常熟悉的聯邦制、代議制、選舉制、三權分立等這套制度，這些制度都是為了讓一羣小國拼接成一個大國而設計的。
應當説，這些制度在當時確實比較好地制約了美國內部的紛爭，推動了統一國家的建設，但效果有限，而且很快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比如選舉制和代議制，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它會讓地方性、集團性的利益通過選舉一層層向上傳導，最後進入國家政治生活裏，任何選舉，首先有一條都是以劃選區為基礎的，那麼原則上，一個選區的代表就是服務於本選區的利益的。於是，在國會中就會形成不同選區利益的勾結妥協。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所説，議會是最容易滋生黨爭的地方。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美國製憲者希望由大國政治來克服派性，這個理想很豐滿，但一旦出現全國性政黨，這個理想就無效了。為什麼？因為全國性的政黨會成為一箇中介，會把地方性的派性給轉化成全國性的黨爭。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任的時候，美國國會就出現了兩黨黨爭的苗頭，他對此十分擔心，後來在告別演説裏邊專門警告美國人，要防止出現政黨。可惜美國最終還是演變出了兩黨政治。
此外，美國社會還存在一些其它複雜的種族、宗教因素，這些都會強化派性。所有這些因素一旦發生共振，就會形成劇烈動盪。因而我們看到，在美國建國200年的時間裏，除了戰爭或對外擴張時期，內部往往都是黨爭頻繁。好在這個國家，它的安全環境得天獨厚，資源又無比豐富，能對外擴張一起發財的時候，內部矛盾總是可以緩解的；但是一旦擴張不了，黨爭的因素就會上升。
最近，民主黨越來越多地把2021年佔領國會定義為“暴亂”，實際上是把特朗普和很多共和黨人定義成“挑戰憲法秩序的敵人”了。這樣一個定性詞彙，背後其實是有政治立場的。嚴格來講，2021年佔領國會的抗議者，要比美國在別國推動的“顏色革命”要温和得多。反觀共和黨，它同樣沒有拋棄特朗普，反而是越來越向他聚集，去排斥那些不忠誠的政客。所以在正常情況下，美國在未來一二十年，都有可能深陷黨爭泥潭。
《不要抬頭》電影海報
美國有部電影叫《不要抬頭》，講彗星要撞地球了，科學家告訴總統，但總統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選戰，媒體首先想到的是怎麼去獲取流量，政客和資本家想到的是怎麼賺錢，最後地球毀滅了。這個電影實際上就是影射了美國當前的政治亂象。但事實上我們不需要科幻，眼下這場新冠疫情，美國就已經演出了比科幻還科幻的情節。
當然，中國這樣的大國傳統，也不能完全避免黨爭，漢朝、唐朝、明朝這些高度統一的朝代，也都出現了惡性黨爭。探究中國歷史上的黨爭的話，會發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權威的虛弱，比如説皇帝闇弱或者怠惰。其實今天美國的黨爭，如果去看它的深層原因，也有類似的因素。因為在小規模政體基礎上拼接出來的大國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權威的缺乏。當然缺乏權威這種情況，是有意設計出來的。為什麼？因為有利於資本家統治集團，這樣他們就可以通過間接的手段在背後控制國家政權。
2021年的“七一”，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到這麼一句話，“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慼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這幾個“不代表”我覺得非常重要，這幾句話就是我們避免和克服出現美國這種黨爭亂象的不二法門。
我們不僅要破除地方性、部門性的利益堡壘，也要防止各種資本的、專業的和社會性的利益集團對國家權力的侵蝕，還要提防一些所謂的“公民社會”和議題組織，對我們的制度和政治議程進行綁架，以及對和諧凝聚的政治文化的危害。
總之，黨爭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種政治頑疾，西方的小規模政體傳統更容易滋生黨爭，但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我今天講美國，是希望我們能夠吸取美國的教訓，堅持我們的道路，不斷完善我們的制度。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剛才範教授給大家介紹了美國黨爭背後整個制度設計的由來。其實它一直在發展，到現在又發生了新的變化。比如現在美國社會的撕裂越來越嚴重，民粹主義興起等等，又跟黨爭原本制度性的困局攪在一起，它會產生哪些新的不同？
**張維為：**我的感覺是，隨着網絡媒體的崛起，包括社交媒體興起之後，好像什麼事情的速度都加快了，所以現在這個黨爭直接導致美國內部的混亂、極化。現在已經在討論美國可能發生內戰，原來是非常邊緣的一個話題。特朗普上台時有人開始在説這個事情，美國可能要分裂，現在在美國都變成一個主流話題了。
《紐約時報》自嘲説過去我們講中國即將崩潰，現在中國人關注我們會不會發生內戰。加州大學有一個教授，叫芭芭拉·F·沃爾特斯，她原來在中央情報局工作，專門研究其他國家的政治動盪，她寫了一本書《內戰如何開始以及如何阻止》。
另外，2021年12月時，美國三位退役將領説得非常直白，我們內戰可能要爆發，時間就是2024年；如果出現了當選總統和失敗的競選者，雙方都不接受，忠於失敗者的人可能會引起一場暴動，例子就是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騷亂。這些參與者，被民主黨稱為“暴徒”，其中十分之一是美國退役軍人。他們還舉了一個例子，美國有一個州，因為總統下令軍人都要戴口罩，那個州的國民警衞隊説我們不執行總統的命令，我們只忠於州長。類似這種情況過去是很少有的，現在都公開説的。
這就是政治極化之後，黨爭造成的問題更加極端化，速度在加快。因為西方民主，包括美國模式，特別強調程序。民主黨的支持者認為，就是要儘可能多地允許別人來參與選舉，共和黨則相反，認為要儘可能地限制。他們講得很冠冕堂皇，民主黨説這是不可剝奪的人權、投票權，但實際上歷史經驗證明，凡是參與投票的人多，民主黨選上的可能性大；而共和黨一旦參與投票者多，選上幾率就小。所以25個所謂的“藍州”，即支持民主黨的州，都通過立法，要擴大參與，擴大移民參與投票，擴大郵件投票，擴大投票時間，比如可以提前一兩個禮拜來投票。
**範勇鵬：**還可以無ID投票。
**張維為：**對，共和黨的15個紅州就通過法律，限制投票，所以這個爭論就非常厲害。
**範勇鵬：**張老師剛才用到一個詞，叫加速。其實還有一個層面也在加劇，就是現在兩黨都在做一個事情，改規則。過去不管兩黨怎麼爭，大家是認同這套規則的。現在兩黨都想把這套規則往自己有利的方向改。
比如民主黨在推禁止“冗長辯論”，filibuster。就是在議會投票的時候，有一人可以霸佔着話筒，一直講、一直講，講到最後時間完了，就把這個案子給拖黃。過去大家雖然都憎恨，但都無所謂。但現在民主黨要把這個東西給禁掉。
另外一個叫重劃選區，就是説我佔有優勢的地方，要通過作弊手段，讓哪怕是多數反對我的時候，也能讓我的少數勝選。改規則一旦改到有天雙方都不接受對方規則的時候，就是要崩潰了。
還有一個演變就是會導致美國整個制度和社會的失能，《不要抬頭》這部電影其實反映出來的就是在美國社會里，每一個行為體都只看自己眼前這一點利益，不去考慮整體利益。
我突然想到清朝末年李鴻章自稱大清的“裱糊匠”，房子已經破破爛爛了，我要給它裝修裝修，裱糊裱糊，很不容易。但你看現在美國，連一個“裱糊匠”都找不到，沒有人站在整體利益上，哪怕來偽裝一下都沒有。
**主持人：**説到這一點，剛才範教授在演講當中也説到，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者，設計了兩黨的政治格局，但背後其實還有個更大的力量，就是資本家的力量。現在兩黨黨爭爭到這樣極端之後，好像資本家的力量、聲音都非常不統一，這是不是也是黨爭走到今天，跟幾百年前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範勇鵬：對，其實兩黨制能夠玩得轉，要求其背後的大佬相對是一個比較統一的集團。美國建國的時候，都是城市低產和大農場主這樣的階層，可以和睦相處，後來為什麼會發生南北戰爭，説白了就是南北雙方的資本集團的根本利益發生衝突了，因此不惜打仗，要死60多萬人。
後來這個統治集團一直在演變替換，如果當不同的資本集團之間，大家外部獲取的利益不足以在內部分贓了，內部的鬥爭也得不到妥協了，必然會體現在兩黨黨爭上。
除此之外，但是還有一些像政黨、官僚機構，其實在運行過程中是由很多具體的人組成的，由很多政客組成的。這些政客一方面是背後的資本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野心的代言人。所以，兩黨裏邊還有這樣一個因素，就是隨着選民基礎的變化，兩個黨也像變形蟲一樣，不停地以不同的人羣來獲取自己的選票，兩黨之間的票倉就會來回互換。
**主持人：**觀察美國兩黨就會發現，歷史上很多時候不光是選民基礎在變，很多宣言、口號也都在變，甚至有時候民主黨現在的口號可能是它歷史上反對過的，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張維為：**這個變化實際上很大。民主黨最開始的時候，是代表南方莊園主的，美國的印第安人非常恨傑弗遜，他們不使用20美元的鈔票，上面是傑弗遜的像。因為他決定把所有的印第安人全部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去。
南北戰爭的時候，代表北方的——現在叫共和黨，當時是代表一些工業正在崛起的羣體，後來變得超富，就代表富人。
所以兩黨本身有很大的變化。但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就是過去西方政治——不光美國，也包括其他國家——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兩黨在往中間靠攏，比如英國的工黨和保守黨，工黨原來是代表相對窮的羣體，結果布萊爾也代表新自由主義了，都在往中間靠。但現在你會發覺，又是越極端越好。
**範勇鵬：**美國政黨和歐洲政黨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歐洲政黨是有自己的政綱的，一般是為了某個原則，某個意識形態。美國政黨更像粉絲黨，從本質上來講，沒有很強的宗旨、追求的目標的，它就是為了獲勝，為了贏得選舉。
這個過程中就經常發生這種情況，比如張老師講的共和黨原來代表北方，但現在大家知道，民主黨天天代表所謂黑人這些少數族裔的意志，背後有很多有意思的技術性因素。比如黑人解放之後，很多遷到北方；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空調興起了，原來南部那些地方很難生活的，很熱，每天身上黏糊糊的，有了空調之後，大量北方的人往南遷。所以當時有句話，這個空調比謝爾曼將軍對南方的威脅還大。因為北方大量的人到南方來了。另外像芝加哥、底特律，包括現在的“鏽帶”，“Rust Belt”，這些地方的企業主把工廠往南遷，就導致兩個黨的選民就交叉了。
兩黨其實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有時也會忘了初心，也會為了獲得這部分選民，就把綱領往哪方面調，後來美國社會發生分裂之後，會加倍反映在兩黨的政綱裏邊。兩黨的分裂，又進一步導致選民的分裂，這樣一個正向反饋越來越強，今天已經到了振盪非常嚴重、可能快要發生動盪或者崩潰的時候了。
**主持人：**現在流行一個詞叫雙向建構。剛剛兩位説的黨爭及其民粹主義，跟社會極端撕裂的互相建構，就特別形象地解釋這個點。
**張維為：**現在競選是你死我活，過去還不是這樣的。你死我活就很麻煩，可能要分裂，可能要打內戰，就不能妥協了。過去是Gentleman，紳士一樣地喝咖啡、喝紅酒，辯論歸辯論，辯論完握握手。但現在真是不一樣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部的共同敵人消失之後，在外邊掠奪不到的時候，對方就是敵人了，往死裏整。
特朗普在支持者集會
**主持人：**那會不會重新再有一些外部矛盾，又成了一種黏和的力量？為什麼我們特別關心美國黨爭，不光是因為這個黨爭跟它的國內動盪之間彼此雙向建構，還在於它的黨爭外溢之後的風險是影響全世界的，因為美國的影響力還在這兒。
**張維為：**現在有些學者也分析，認為好像美國兩黨有一個共識，就是反華，一切甩鍋，都是中國造成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表面看好像是他們達成了這個共識，但還是不一樣。因為這是虛構出來的一個巨大的“中國威脅”，而中國是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美國今天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超過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它想虛構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威脅”，最後弄不成的，我們可以瓦解它。
**範****勇鵬：**前面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按照歷史經驗，如果外部有一個強大的敵人，它內部的黨爭通常是會消失的。這次為什麼不行呢？其實特朗普一開始想這樣做的。包括像再之前的奧巴馬政府，都想通過跟中國火力全開，跟中國競爭，讓內部能夠團結起來，但最後沒有做到，原因在哪兒？
一個是確實它內部的矛盾很深了，有時候靠外部找一個敵人解決不了。第二就是剛才張老師講的，它立的是一個假靶子，比如特朗普上台就講中國貿易逆差，在美國精英層內部，沒有人真的相信這個東西，所以你拿了一個假的理由來樹立一個外部的敵人或靶子，你在內部不能做到真正地消滅衝突的效果。所以特朗普天天喊，美國也跟我們打貿易戰打了這麼多年，實際上它的企業界、政治精英、經濟學家心裏都知道，你喊的這個事是不靠譜的，是做不到的。所以不管是中美天津會談還是中美阿拉斯加對話，中國人已經很“佛系”了——你要談你來談，不談，我也不在乎，實際上是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美國今天真正的問題根源是在它內部。
問答環節
盧雨欣：我叫盧雨欣。近年來，美國兩黨交替執政，特朗普上台以後推翻了奧巴馬的一些政策，現在拜登執政，他的一些新移民政策，一些對華政策也是在推翻特朗普的一些政策，這種頻繁地交替執政，對於美國社會發展來説，到底是一種前進還是一種後退？謝謝。
**張維為：**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們很多知識分子還是很相信美國這套忽悠的政治話語，認為美國的制度很先進，但當時鄧小平就講得蠻直白，你們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他説美國有三個政府、三權分立。他們那時候老説中國政策不穩定，你們可能改革開放政策要變，鄧小平説我們政策很穩定，你們的不穩定，你們大選時候一個説法，選舉之後又是一個説法，中期選舉又是一個説法，最後下次選舉又是一個説法，所以你們沒有穩定。他點得非常透，這個真的這麼回事情。
所以我老講美國需要深刻的政治體制改革，它的政治制度設計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就是剛剛講的“鄉鎮政治學”，只能管當時的美國，只有300萬人。
**範勇鵬：**對，然後現在美國的政治已經發展到，不僅説長期目標，就是眼下的短期目標，因為三權分立或國會里邊的對峙、包括剛才講的冗長辯論這種技術性的手段，都會讓你流產。最後等於這個政府是在停滯，在罷工，什麼事情都做不到。
當年克林頓當選之後，有一次記者採訪他，他講過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説，我做不到集中精力來想一件事，為什麼？每天早上一起來，我腦子裏想的就是我今天要籌幾十萬的款。
因為從上台開始，兩年之後就是一次選舉，所有的議員，每天想的都是兩年之後我這個選舉錢從哪兒來。我到過美國議員的辦公室，我跟他們聊，他們基本上上班就做兩件事，第一件是，我開玩笑地講叫小學100以內加減法，參議員就是看着黑板上100個席位，天天就算。第二就是打電話籌款。他們每天就是幹這些事，不像我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要跑到地方去做立法調研，他們沒有這個時間。
另外還會帶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比如説下一任我註定選不上了，變成“跛腳鴨”，連下邊那些官僚、連我的手下都會心裏不尊重我了，因為要下台了，所以後邊一兩年可能什麼都做不了。
**張維為：**現在拜登就開始有“跛腳鴨”跡象了，説啥都沒人聽了。像“冗長辯論”，這次民主黨內都反對他，在國會里沒有通過，這過去比較少。
另外，他本來上來就説疫情防控會做得很好，結果跟特朗普一樣爛；他覺得經濟可以做好，結果美國現在是50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他現在確實是焦頭爛額。
席若冰：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席若冰，拜登發表了紀念國會山事件一週年演説，其中多次指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踐踏，所以想請問兩位老師如何看待他的演説？11月美國馬上也要迎來中期選舉了，在這個選舉當中是拜登能夠贏得國會的控制權，還是特朗普能夠像他所承諾的那樣捲土重來呢？
**張維為：**我看了拜登的演講，這是他罵特朗普最厲害的演講之一吧；他雖然沒有點名前總統，但其中最厲害一句話就是特朗普一整套的做法，就是插在美國民主這個喉嚨上的一把匕首，一定要把他給除掉，非常之敵對的。哈里斯副總統也做了一個很短的演講，她説有三個日期將永遠記載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是珍珠港被襲，第二是“9·11”，第三就是2021年的1月6日，美國的恥辱，看得非常非常之重。美國這次的中期選舉大概率是不利於拜登的，這是初步的一個判斷。
**範勇鵬：**像拜登的這個演講，實際上就是在激化黨爭。過去現任總統對之前的不管怎麼看，至少斯文還是要保留的，説白了就是撕掉面具直接幹了。
“佔領國會山”一週年，拜登發表演講。視頻截圖
張湘濤：兩位老師好，我是來自上海浦東的一位工程師，我叫張湘濤，對於普通的美國民眾來説，黨派鬥爭和政治極化會對他們的工作或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普通民眾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張維為：**首先，看歷年的大數據，美國現在總統選舉的投票率都是比較低的，一般不超過55%，這本身説明將近一半的選民對美國政治已經不感興趣，覺得無能為力，你這一票什麼都不能改變。比方你住在加州，你如果想投特朗普的票，你的票也是沒用，因為贏者通吃，最後加州的選舉人票全是給拜登的，這就造成他覺得這一票沒有任何影響。投票的意義少了之後，對你的生活影響，某種意義上沒有多大的變化。但對一些特殊人羣，實際上影響會是蠻大的。比方説，華人特別關心，因為他們現在搞政治正確，像是某些族裔的進大學的比例要多少，華人進大學的比例就少了，這種會對他有影響，但總體上就是改變不了多少。
**範勇鵬：**因為美國整個制度設計出來就是叫有限政府，我就承擔有限責任，所以在200多年歷史上，美國聯邦政府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高效過。而且美國老百姓其實很善良、很天真的，比如發生槍擊死人了，他不會想到説我要去討説法，發生災難了、救援這麼不力，好多人覺得這就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生活。
張老師經常用的一句話，他們不會有那麼高的要求，為什麼？美國長期灌輸的一種政治文化，就是讓你老百姓覺得，政府是有限的，權力大是有害的。到今天美國媒體、包括德國媒體還在説，這次新冠危機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危害。因為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政府的權力變大了。在他自己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還在遙想未來政府權力會不會太大了。我在美國參加過一些聽證會或集會活動，有時候那個感覺很奇怪，政客在台上講那些在我們聽起來都已經講了200年的陳詞濫調，底下老百姓真的會熱淚盈眶，還會歡呼。我在旁邊坐着，就特別尬。後來你跟他接觸多了，就會發現他們的老百姓們，從小到大受的教育，就認為這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東西。
丘吉爾有句名言，説民主制度不是好制度，但它是最不壞的制度。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洗腦術，他告訴你，你現在的一切苦難，確實是很痛苦，但沒有更好的了，這是你能拿到的最好的。美國整個這套洗腦術，是非常成功的。
**張維為：**在中國做政府官員，特別高級幹部，是很不容易的，老百姓對你的要求非常之高；國外要求真的很低，只要你不違法，在法律範圍內，你該休假就休假，我罵罵你，再大的災難，最後他就免責了。
但是中國的要求高，很明顯中國進步得快，所以我就講過去沒有中國這個參照系，西方可以忽悠説我們選個傻瓜都沒關係，這個國家照樣運轉，現在選個傻瓜，這個國家命運就是傻瓜的命運。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中國的真相被外部世界、被美國老百姓真正地知道之後，老百姓也會反省很多事情的。
**範勇鵬：**張老師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它背後深層的歷史文化。我們覺得很多事情，比如這個路壞了，政府是要來修路的，這個自來水出問題了，政府要來管的。其實在西方古代，比如羅馬，跟我們有點像，羅馬人要修道路，修水渠，有公共事業。
但今天的西方文明，主要是來自於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從森林裏邊出來把羅馬帝國摧垮了，建立了很多現在的英法德這些所謂的蠻族國家。這些國家攜帶的是另一種文化，就是到十一、十二世紀的時候，國王都不認為我有義務來修路，修路不是我的責任，所以歐洲中世紀晚期到十二世紀之後，才開始剛剛出現公共工程。這種文化一直通過英國、法國傳到今天的美國，背後確實是有這個深層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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