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如果過去30年幾乎沒什麼發展，誰還會熱衷去蘇聯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俄烏局勢緊張，連日來，向當地的幾位朋友詢問近況。他們或是平靜處之，或是有意沉默，或是無暇關心，還有的作冷眼旁觀狀，讓我也搞不清究竟是外界過度炒作戰爭迫在眉睫，還是身處局中的烏克蘭人成了温水裏的青蛙，對危險臨近渾然不覺。

我是在半年前到訪烏克蘭的，一個月時間裏遊歷了哈爾科夫、扎波羅熱、基輔、敖德薩四座城市。行前，一位俄國朋友跟我講：“烏克蘭東南親俄、西北親歐，你去的地方都以説俄語為主。只有一些極端反俄人士，你跟他講俄語，對方會故意用英文回答。”

“不過，對於國家該向東還是向西走這個問題，每個人有自己的答案，不能簡單以民族或者語言劃分。”

首站來到哈爾科夫，便讓我對他的話深有感觸。

哈爾科夫火車站

哈爾科夫位於三條河流交匯處，是東歐的交通樞紐之一，也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建國初期的都城（1919-34）。這座東烏重鎮在地理、經濟和行政上的關鍵地位，從蘇聯時期精心修造的機場、車站，已可見一斑。市內氣勢磅礴的工業大廈，更是1930年代歐洲數一數二的高樓。

建成於1928年的國家工業大樓

作為烏第二大城市的哈城，同時是該國的文化和教育中心。當地學生雲集，政治活躍度不亞於基輔。2014年親歐示威運動發生後，南方的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東部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宣佈獨立，哈爾科夫隨之成為亂世中的俄烏爭奪的焦點。

哈爾科夫人普遍以俄語作為母語，但在政治認同上，卻大體是親烏與親俄兩派實力相當。2014年基輔動亂期間，兩股勢力在哈爾科夫爆發衝突，親俄派要求中央給予當地更多自治權，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則聲討克里米亞分離運動。後者推倒了自由廣場上的列寧像，以示反俄決心。

我在哈爾科夫參觀時，兩派人馬正利用城中的標誌性地點宣傳各自的政治主張，表面和平對峙，實則暗流湧動：

市議會大廈門口，親歐美派執意將國旗與歐盟旗並列升起，表達烏克蘭融入西方的意願。親俄派則發動請願，要求保護建築上的蘇聯印記，將其視為某種民族性的象徵。

哈爾科夫市議會

前黨委大樓對面，抗議者安營紮寨，批評俄羅斯自古以來對鄰國的病態心理和侵略野心。而不遠處的哈市天文館卻不顧政府出台的“去共產主義化”新規，堅持以加加林命名，把蘇聯宇航員的模型擺在門前。

由猶太教堂改造成的哈市天文館

8月23日廣場上，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給紅軍雕塑拴上國旗，把手舉機槍的蘇聯戰士改造成爭取烏克蘭獨立的化身。或是為防範類似事件重演，城郊的蘇軍烈士陵園裏，警衞輪班守衞，工人在園區巡邏，恐怕給對手留下可乘之機。

8月23日廣場

在哈停留期間，我請當地大學的一位教英語的老師作半天導遊。他剛從頓涅茨克看望父母回來，談到俄烏對峙，感嘆自己不過是夾在兩股勢力中間的普通人。作為俄裔烏克蘭公民，他一方面熱愛自己的國家，另一方面，又很難把俄羅斯當作仇敵看待。

“現在有些反俄宣傳——比如政府大樓門前的展板——針對的已不只是普京或俄國歷史上的某個政權，而是俄羅斯民族本身。他們大肆宣揚俄烏人民間的世仇，這令人恐懼。”

州政府大樓前安營紮寨的反俄抗議者

從我們在哈市結識到後來藉助社交媒體保持聯絡，我始終能感受到這位老師內心的拘束和擔憂。在哈爾科夫，我問起他克里米亞的事，後者態度曖昧，只説：“過去我們可以拎包就走，到那裏過週末的，未來是不可能了。”

後來我們又通過短信聊一些問題，他常給我轉發媒體的報道，卻對自己看法諱莫如深，彷彿是怕被旁人發現而惹上麻煩。

哈城背後這種隱隱的緊張對峙令我始終難忘。而幾天後南下，來到同屬烏克蘭東部的扎波羅熱，卻並沒有類似的感受。我計劃到扎波羅熱參觀，原本只是想領略一下書本上讀到的第聶伯河水電站。

大教堂街原名列寧大街，是扎波羅日的一條主道

扎市在蘇聯成立並開啓工業化以前，是俄羅斯帝國內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我起初認為這裏沒有太多可看之處。及到市區，小巴車沿漫長筆直的列寧大街向河畔行駛，兩旁一棟棟蘇式古典住宅展現眼前，令人應接不暇。

扎波羅日民居

道路高低起伏，夏日熱氣蒸騰，遠望城市天際線，如同海市蜃樓中的城堡。近觀建築局部，形制規整，精雕細琢，不比首都基輔遜色。建設一個工業城市花費如此心思，讓我吃驚不已。車子抵達終點站，下去一看，已身處水電站近前了。

第聶伯河水電站

同樣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扎市居民對歷史遺產的珍視：在音樂廳旁的花園裏，一位乘涼的老人和我大談身旁建築的歷史——落成於30年代，戰爭中被毀，戰後遷址重建…… 點點滴滴，如數家珍，言談間透着自豪。

兩年前，為了保護一家郵局外牆上的馬賽克壁畫，熱心市民曾多次致信政府部門，阻止郵政公司安裝廣告版。這幅展現人類治水發電、改造自然的壁畫創作於1970年代，如今被視為城市的公共遺產。

以改造第聶伯河為主題的壁畫

很難想象，在扎波羅熱，直到2016年烏克蘭議會通過“去共產主義化”法令，數以百計的街道仍然沿用着蘇聯時期的舊名：列寧、捷爾任斯基、馬利諾夫斯基、無產階級、共產國際、克里姆林、先鋒隊、共青團、三五計劃、勞動光榮、十月革命40年、蘇聯建國50年…… 有些在俄羅斯都不再使用的名稱，至今仍是本地生活的日常。

我向一位從事蘇東研究的德國學者請教這背後的原因——難道只是因為扎波羅熱説俄語的人口占了大多數？

對方反問道：“如果一座城市過去30年來幾乎沒什麼發展，新建的住宅和設施遠比不上從前，人們會熱衷於去蘇聯化嗎？一個馬達西奇的員工，眼看着廠子一年年被折騰垮掉，他會不留戀過去？”

住宅樓間被精心維護的蘇軍紀念碑

他進而解釋説，不是所有問題都可歸到民族認同上去。“難道當地人對蘇聯的懷念就一定意味着親俄，就是對烏克蘭的不忠？要知道對那些經歷過蘇聯的過來人，今天的俄烏邊界不過是他們印象中的行政區劃。”

離開扎波羅熱的路上，我透過車窗又一次望見馬達西奇的辦公樓和廠房，沒落衰敗令人唏噓。我同意學者的觀點——不能用簡單的族羣、語言劃分來觀察烏克蘭社會。事實上，一週下來，展現在我眼前的大多是所謂的“灰色空間”。

後來到基輔、敖德薩，也有相近的感受：官方的敍事非黑即白，但民間的態度卻複雜膠着。彷彿是帶着各行其是、互不相擾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忙着給城市去蘇聯化，為親歐示威運動修紀念館，憑弔東部戰場上的犧牲將士，甚至為了向西方示好，支持本地非政府組織搞集會遊行。

基輔一處教堂外新添的憑弔牆

“天堂英雄”街因紀念2014年死去的示威者而得名

另一方面，普羅大眾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青年人忙着享受自由和青春，然後考慮如何出國另謀高就；工薪階層要為生活精打細算，在超市和菜場貨比三家。人們漠然地走在政府大樓門前的歐盟旗腳下，走過排滿戰士相片的幕布，走上新近命名的“天堂英雄”街，看不到這些東西和自己的生活有何關聯。

説到底，八年前那場“革命”，絕大多數人也只是旁觀者。

總統辦公廳前交錯排列的烏克蘭與歐盟旗幟

初到基輔，步入華燈初上的赫雷夏蒂克大街，如同置身蘇聯風情的迪拜。馬路兩側，斯大林式的新古典建築宏大繁複，動輒延展數百米，在燈光下美輪美奐。步行道上，每隔幾步便有水煙館，阿拉伯和土耳其人幾乎佔到行人的一半，有的攜家眷，有的陪朋友，有的忙着招攬生意，還有中東常見的街頭少年，無所事事盯着行人看。

基輔獨立廣場

後來從本地人瞭解到，這麼多外來人口湧入，市民也很不習慣，但能增加旅遊收入總是好事。在敖德薩，一個土耳其遊客也和我講，中東遊客飛來烏克蘭，多半是為了尋歡作樂：“我們在當地的名聲不好，他們不喜歡我們，但又需要我們的錢。”

基輔夜色

在燈紅酒綠的基輔和敖德薩，人們大可找到一份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悠閒。我問一個當地的同齡人，如何看戰爭的可能性，他略帶自嘲地笑答：”無從得知，也無法控制。不過……德國應該不會允許成批的烏克蘭難民湧入歐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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