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崩潰還是崛起？大國興衰背後的病毒規律

【文/ 王文】

在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中，人只不過是後來者。據統計，微生物的種類約有1萬億種，在地球上生活了35億年以上。地球是微生物的世界，數百萬年前，人類通過改造陸地、海洋物種的演進規則而使地球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按馬爾薩斯定律，大自然創造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以自身的節奏改變人類社會謀生的條件。人口會隨着大自然反覆無常的變化（如天災、病毒等）而收縮或繁衍，建立在人口基礎上的國家與社會隨之興衰。

由此看，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災難和疾病的鬥爭史”。在這個進程中，微生物尤其是病毒對人類社會與大國興衰發揮着不可估量的決定性作用。傳染病蔓延侵蝕着人的安全，通過殺死生命進而造成農業停播、糧食減產、經濟低迷、兵源匱乏、軍力減弱來改變大國命運。由於傳染病第一傷及對象是人，而非國家，學術界通常會忽視國家與傳染病之間的直接傳導邏輯。

新冠疫情的到來，改變了世界格局（資料圖）

事實上，人類所生存的生態系統依靠動態平衡中。在威廉•麥克尼爾梳理的病理學與歷史變局邏輯中，人類一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包括病毒）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包括統治者、自然界）之間的平衡中。人體是微生物的重要宿主之一，而人類又寄宿在大自然界。人類與其他生命關係中的互動，如狩獵捕食、自相殘殺、農業生產、人口增長、區域流動等，都有可能會產生“微寄生”、“巨寄生”的關係失衡。“微寄生”的關係失衡，導致寄生物尋找人體宿主的轉移。有時寄生物的轉移是正常現象，例如人體的新陳代謝；有時寄生物的遷移會造成人體規律性活動的紊亂，源於病毒的傳染病蔓延是典型例子。

“巨寄生”的關係失衡，則容易導致戰爭、大火、暴雨、洪災以及其他突發災難等。人體免疫力下降、自然的有機調節會匯聚成某種歷史演進的合力，形成社會、國家、文明的重組。

換句話説，人類歷史進程，傳染病毒是不可忽視的變量。通過“微寄生”失衡，影響到人類與“巨寄生”之間的平衡關係，產生領袖傷亡、族羣遷移、政體建崩、產業轉型、科技進步、民族盛衰、戰爭勝敗、社會榮枯、文化興滅與文明演進等歷史變局。這正是傳染病與大國興衰的基本邏輯鏈條。

如表一所示，從史實看，廣為人知的傳染病與大國興衰的事例在歷史上常常發生。公元前430年，瘟疫改變了古希臘世界雅典帝國與斯巴達爭霸的固有軌跡；公元2世紀，三輪大規模的瘟疫動搖羅馬帝國根基；西班牙與法國長達數個世紀的爭鬥，受到壞血病、痢疾和班疹傷寒等傳染病暴發的干擾；14世紀下半葉，黑死病席捲歐洲，導致歐洲1/3人口死亡；16-17世紀西班牙殖民者將天花帶入中美洲，導致阿茲特克帝國、印加帝國的覆滅；19世紀英法爭霸，長期受到傳染病的影響；1917年俄國3000萬人患上斑疹傷寒，約300萬人死亡，加速沙俄政權覆滅，等等。

表一 影響大國興衰的主要傳染病事件，作者自制表格

這些案例為大國興衰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非傳統素材，更為國際關係研究範疇的拓展奠定了充足的歷史實例基礎。基於這層實例，筆者試着簡要地歸納出三層歷史規律假設。

規律一：傳染病在熱帶易爆發的自然特徵，抑制了大國在傳染病易發區域的成長。

根據麥克尼爾的解釋，人傳人的傳染病史至少有5000年。考古學家對骨骸遺存的研究發現了與早期國家興衰相關的傳染病現象。公元前2000年，埃及瘟疫影響法老的長期統治。公元前1200年，埃及木乃伊中發現了鈣化的血吸蟲卵。古巴比倫《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提到疫災。中國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經有了“蟲”“蠱”“瘧疾”等多達50種不同的疾病卜辭和解釋。《聖經•撒母耳記》中記載着以色列人因瘟疫被腓力斯人打敗的故事。按疾病史的記載，血吸蟲病與瘧疾是迄今被發現的最古老傳染病，是隨着人類與其馴養動物共同生活模式的興起而逐漸出現的。

吉爾伽美什史詩（圖自維基百科）

按麥克尼爾的推測，非洲的熱帶雨林孕育了人類遠祖，其充足的水分加快了寄生物在宿體之間的轉移頻率。傳染病氾濫的地方，更容易使人類出現無力、疲怠的症狀，而無法勝任勞作的體力任務，也更無法勝任大型天敵的進犯（如組織起來的其他掠食者的武力進攻）。這就能解釋為何人類通過長途遷徙、生存方式的重組後，在温帶出現早期國家與文明的概率更高，而熱帶地區的領銜同時代的國家、社會與文明的概率更低。由此看，歷史上的大國興盛通常在温帶，與人類較有效地規避傳染病頻發的區域，有着長期被忽視的關係鏈條。

規律二：大流行病一旦失控，會極大削減人口，導致社會內亂、國力衰落甚至大國崩潰的結局。相反，大流行病應對得當，則將順利促進本國的可持續崛起。

英國歷史學家卡特賴特曾論述：“人類有三個規模不斷擴張的大敵：瘟疫、饑荒和戰爭。瘟疫源於人體的失調；饑荒源於作物和牲畜的失調；戰爭一般被認為是大眾精神的失調。”相比於饑荒、戰爭，瘟疫對國家興衰的衝擊更容易被忽視。史實證明，大流行病（Pandemic）疫情導致人口的大量減少，引發社會混亂，衝擊經濟運行，削弱國家實力。衝擊烈度越大，國家衰亡的速度就越快。公元前3000年，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蘇美爾人迅速被閃米特人取代，與傳染病密切相關。公元前430年，一場災難性的病變殺死了1/4雅典軍隊，直接導致盛極一時的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瘧疾使羅馬人長期身體虛弱，曾具有強大戰鬥力的羅馬軍力組成更多來自於外族部落，加速羅馬帝國東西分裂。

在古代中國，人口從公元2年的約1230萬户急劇下降到742年的890萬户。期間東漢王朝結束，中國陷入長達300多年的南北割據局面中。14世紀，鼠疫對蒙古帝國的衝擊巨大。中國人口從1200年（蒙古入侵之前）的1.23億減少到1393年的6500萬，加速蒙古帝國崩塌進程。1518年西班牙遠征軍將大陸之外的天花帶入美洲大陸，位於墨西哥一帶的阿茲特克帝國人口從2500-3000萬衰減到50年後的300萬，帝國隨之滅亡。印加帝國也因天花而崩塌。傳染病對於印第安人而言，近似滅頂之災。1812年，拿破崙軍隊進攻莫斯科，遭遇斑疹傷寒和痢疾，導致兵敗大撤退。拿破崙帝國隨之瓦解。

實例證明，傳染病比軍事戰爭對國力削弱具有更大的創傷力。傳染病可以通過改變生存環境、削減人口數量、阻斷經濟活動、引發社會失序、誘發國內動亂等諸多方式，削弱國家能力，而國家能力的減弱又反過來影響傳染病防控的有效性。兩者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直接決定了大國的全球地位。

如表二所示，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是英國、法國、俄國在歐亞大陸腹地爭奪勢力範圍非常重要的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患病人數、因病致死人數遠遠高於軍事受傷及致死的人數。而俄國患病傷亡慘烈，也是造成其最終求和結局的重要因素。可見，在大國興衰史上，即使一個實力強盛的帝國能在戰爭中屢獲勝績，但一旦不能抵禦傳染病的侵蝕，軍事戰果或許也無法保全。

表二 克里米亞戰爭（1853年）軍事死亡與傳染病死亡對照。數據來源 [美]漢斯•辛瑟爾：《老鼠、蝨子和歷史：一部全新的人類命運史》，第177頁

相反，一個崛起的大國若能未雨綢繆，成功應對大流行病的衝擊，則將促進本國崛起之勢。1817年印度發生嚴重霍亂，1831年霍亂轉至英國，導致英國13萬人喪生。印度更是在1/4世紀中超過2500萬死於霍亂。當時英國人通過整治城市、清理工業區、完善街道排污體系等方式，成功地“關閉霍亂閥門”，引領工業革命後第一輪全球城市化，助推了“日不落帝國”的形成。

規律三：大流行病極可能危及大國領導人的性命，增加大國興衰的變數。

一國領導人的健康狀態對該國對外政策的影響極大，領袖突然病故更有可能顛覆國家走向。公元前429年，雅典領導人伯里克利死於瘟疫，加之大量城民受感染死亡，雅典士氣消沉，在與斯巴達的希望霸權鬥爭中最終戰敗。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帝因感染上西尼羅河病毒而亡，年僅32歲，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亙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也是當時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亞歷山大帝國隨之瓦解。

公元180年，羅馬皇帝馬可•奧略留感染瘟疫而亡，對羅馬帝國衝擊巨大。1518年天花傳入美洲大陸，阿茲特克帝國民眾視其為神力與天神的懲罰，用亂石將皇帝蒙特祖瑪二世砸死。帝國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1815年，長期受梅毒、疥瘡、急性傳染性肝炎等疾病影響的拿破崙長期有嗜睡、慵懶等症狀，導致在滑鐵盧戰役屢屢錯失戰機，無法力挽法蘭西帝國之狂瀾。二戰史學界公認，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種族大屠殺，與其早年感染梅毒相關。1917年，遺傳“甲型血友病”的末代沙皇唯一直系繼承人阿列克賽無力繼承皇位，俄國封建君主制走向終結。

按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歷史演進是由參與歷史事件的所有合力決定。國家元首感染身亡或使一項事業功敗垂成，或令一個國家急轉直下；有時也會使國家發展出現新的生機。無論如何，從歷史實例看，領導人受感染的確影響着大國興衰的軌跡。

1518年天花傳入美洲大陸，給印第安人帶來毀滅性災難（資料圖）

綜上所述，傳染病對大國興衰的影響可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快速毀滅型，即傳染病的蔓延在短期內令大國盛極而衰甚至崩潰。

公元前5世紀中葉，雅典利用其海上優勢，控制了東地中海地區戰略交通要道，形成了古代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海上霸權雅典帝國。公元前430年，一場不知病因的瘟疫在雅典大規模爆發，“雅典城裏，死神肆虐；城外田地，慘遭蹂躪”，“染上瘟疫的人，像羊羣一樣地死去”。此後，雅典迅速走向衰敗。

在16世紀歐洲人征服美洲的進程中，“具有相當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傳染給沒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班疹傷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歐洲流行的傳染病，……起了一種決定性的作用”，不到兩年間，就征服了軍隊數量500倍於己的中美洲最強大帝國、代表着古墨西哥文明最高水平的阿茲特克帝國。

二是長期干擾型，即傳染病導致國家發展長期處在困境、停滯直到全面衰敗。

以羅馬帝國為例，奧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統治時期開始的大規模早期城市化進程以及帝國內部的貿易交通體系，助長了瘟疫的傳播速度。公元165年由天花引起的“安東尼瘟疫”，奪走了約700萬人的性命，佔帝國總人口的10-20%之間。而帝國最血腥戰役哥特人入侵羅馬時，才僅有2萬羅馬軍人陣亡。這場瘟疫導致帝國人口倒退一個半世紀。以擴張征服為目標的中央集權式帝國逐漸淪為地方行省權力巨大、中央權威削弱的地域分權式帝國。249年“西普里安瘟疫”出現，使羅馬帝國核心力量無法繼續支撐，整個帝國長期陷入無政府狀態，此後東、西羅馬帝國分裂（476年）。541年爆發的“查士丁尼鼠疫”衝擊，直接導致查士丁尼大帝重新統一東西羅馬帝國夢想破滅。此後鼠疫不斷間歇性大爆發，東羅馬帝國長期低迷，直至走向末日。

一幅描寫查士丁尼瘟疫時君士坦丁堡街頭情況的畫作（資料圖）

三是推動變革型，即傳染病的衝擊倒逼全民深刻反思，進而促成巨大的國家轉型與社會變革。

1347年波及歐洲的黑死病導致1/3歐洲人死亡，英格蘭死亡人數更是達到一半。但對當時的人們來説卻是一個轉折點。“它割斷了與過去的聯繫，帶來新時代的曙光。……勞動人民開始理解自己的價值並維護自己的利益，……喪失了對教規的信心，不再相信傳統，對信仰產生懷疑……歐洲逐漸從崩潰的邊緣恢復，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宗教復興”，促成了後來的文藝復興，直接推動了16世紀以後的西方崛起。

1918年大流感，全球範圍內大約有5000萬人喪生，甚至可能高達1億。“這是自然與現代科學的第一次大沖突，有人拒絕屈從於自然的力量，拒絕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運……開始倡導革新，計劃將美國醫學從世界發達國家中最落後的變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現代醫學的大發展，為此後美國20世紀崛起奠定了強大的基礎。

不過，現代科技的發展容易讓人們尤其在西方發達國家產生巨大錯覺，以為傳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77年世界衞生組織（WHO）宣佈，天花病毒已根除。次年，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簽署《健康全人類2000年》協定，預言千禧年之前，人類健康狀況將發生質的提升，疾病防治的重心轉移到了非傳染性的所謂“富貴病”上，如心臟病、糖尿病和癌症等。

事實是，艾滋病、鼠疫、霍亂、結核病等傳染病在二戰結束以後的增長速度仍相當快速。1945年至1993年，僅艾滋病、結核病、瘧疾就奪走了1.5億人的生命，是同期戰爭死亡人數（2300萬人）的近5倍。所有過早死亡人羣的50%以上，都與艾滋病、肺炎、結核病、腹瀉病、瘧疾和麻疹等六類傳染病相關。1998年3億人感染瘧疾，110萬人死亡。2000年肺結核奪走170萬人生命。

更糟糕的是，1973年以來，人類新發現了30多種傳染病毒，且病毒變異併產生抗藥性的週期遠遠超出人類研製抗生素的速度。這些傳染病嚴重影響了二戰結束後新獨立的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國力提升，對傳統強國、現存霸權國的國家安全也造成巨大威脅。

（本文系作者在《政治學研究》2021年2期刊發的長篇學術論文《傳染病與大國興衰：基於歷史實例的研究》部分內容，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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