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松：“雙一流”，如何回應當下中國的人才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松】

近日，《關於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正式發佈。這標誌着五年為一個週期的“雙一流”建設進入第二輪。

“雙一流”替代“985/211”，在五年前就備受關注。第二輪調整的結果，也是幾家歡喜幾家愁。那麼第二輪“雙一流”，有哪些變化，又有哪些不變？經過五年建設，“雙一流”對於中國高等教育產生了什麼影響？這些變化的背後，又能看到當今中國大學怎樣的新格局呢？

“建設”是大主題，“動態”貫穿始終

如何看待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首先有一個大基調，那就是“建設”。在《若干意見》和答記者問中，有關部門明確提出了“雙一流”建設的時間點：對標2030年更多的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以及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人才強國的目標。

第二輪“雙一流”的院校數量穩中有升，是個淨流入的狀態。這説明現在的建設還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在未來幾輪，會保持穩步增長的態勢。但是，應該不會出現過去某個時期“雨露均霑”大放水的情況。經過幾輪建設之後，“雙一流”院校會穩定在一個百餘所的數量上。

既然是處於建設期，那麼“動態管理”的思路就貫穿始終。在五年前“雙一流”啓動時，教育部就曾一再表示，相比於“985/211”，“雙一流”的最大不同是有進有出。從這次第二輪的名單看，大學和學科都做到了有進有出。在未來，這也將是“雙一流”建設的一種常態。

在此輪建設中，新增的學校裏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上海科技大學、南方科技大學，這兩所年輕的大學在教學科研方面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它們僅用了很短的時間就躋身“雙一流”，也是國家對於這類新式大學和教育改革探索的肯定。

南京醫科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在學科行業內也發展得有聲有色。另外，山西大學此次也進入第二輪“雙一流”名單，可以説是幾十年夙願得償。湘潭大學作為老一輩革命家親切關懷過的湖南名校，此次進入名單，也代表着所在省份對其建設的投入與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輪特別公佈了一個警告名單，可以説是相當直接了。在答記者問中，有關部門也明確給出了要求：警示學科和調整後的學科，2023年接受再評價，屆時未通過的，將調出建設範圍。

在警告的名單中，既有北京、上海這樣的教育高地，也有西部省份；既有211時代就躋身重點大學的老牌名校，也有剛剛進入第一輪“雙一流”的新大學；既有生物、化學、計算機這樣競爭激烈的基礎學科，也有法學、基礎醫學、中醫藥這樣的主幹學科。

此外，這次由清華、北大自定重點建設學科的規定，也是被廣泛討論的話題。雖然教育部一再強調“雙一流”不是給大學劃分三六九等，但是清華、北大的學科建設自主權，也算是側面表達了這兩所學校在中國大學體系內獨特的地位。事實上，從答記者問中可知，這個結果是考慮到了“兩校一市”綜合改革，故而先行賦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學科建設自主權。

清華大學2019年本科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合影。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 攝

聚焦“學科”建設，呼應教育改革全局

第二輪“雙一流”建設的最大改變是什麼？無疑就是不再區分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而是聚焦“學科建設”。

其實，換一個角度説，聚焦學科，確實可以不對大學簡單地整體劃分三六九等，而是對於大學內部的學科進行了三六九等的劃分。

第二輪“雙一流”名單一出，原有“985/211”的界線基本消失，而成為了散點式的“一流學科”。在未來不但會有是否雙一流大學的劃分，還會有是否在雙一流大學的雙一流學科的劃分。可謂是“卷中卷”。

事實上，從中國大學發展和社會、考生、用人單位的角度看，大學分類分層，是必然的需求，也是擇校、用人的一種必要的輔助手段。我們並不需要對“三六九等”談之色變，也必須承認各層次高校在辦學水平上的差異與差距。相比於對高校進行層次劃分，更不科學的作法是靜態劃分。過去985/211時期的“保險箱”作法，既不適合中國大學體系的新變化，也不符合發展的客觀規律。

第二輪“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還對於學科進行了優化，普遍以一級學科名稱作為重點建設學科名稱。有些讓人摸不着頭腦的學科名稱，也更加準確化了：

比如武漢大學第一輪的“礦業工程”被撤銷，改為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這也是武漢大學所合併的武水的傳統優勢學科；上海交大的“商業與管理”也改為了“工商管理”；大連理工讓人摸不着頭腦的“工程”學科，也改為了“力學、機械工程”；華南理工非常不理工的“農學”，則細化成了“食品科學與工程”。

從學科的數量上來看，目前的名單也呼應了重點建設基礎學科、國家戰略急需學科的需求。根據數據統計結果，第二輪建設學科數量排在前八的分別是：材料科學與工程（30所）、化學（22所）、生物學（16所）、數學（13所）、計算機科學與技術（12所）、機械工程（11所）、臨牀醫學（11所）、生態學（10所），幾乎涵蓋了近幾年的熱門/熱議專業。前三名的“材生化”以居高不下的高校數量、學生人數和就業難度，穩居報考季專業熱議榜首。

在數量排名列表上，前12名都是自然科學類專業，直到應用經濟學，才開始出現社會科學類專業。這也和當代中國大學文理科辦學規模相吻合。

取消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區分，以“一流學科”作為建設的基本單位，對於未來社會看待大學會有什麼影響呢？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招生和就業。而這也恰恰呼應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大背景。

招生方面，現在的新高考改革，一大重要的調整就是採用“院校專業組”的方式，取代了過去大學志願的模式。新高考考生的每一個志願，必須同時填寫大學、專業。另一項重大改革是要在高二進行選科，不但要確定自己學文學理，還要對其他四個科目進行選擇，而選科也將決定未來所能報考的專業。

因此，新高考改革將“專業”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甚至要求考生在報考之前，最好有比較清晰的專業意願。這也徹底改變了舊高考時代按大學排名從高往下捋的報考邏輯。所以，一個專業哪些大學算是名校，這次“雙一流”名單給出了明確的答案。這也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的招生。

新高考改革，引導考生注重選擇大學的同時選擇理想的專業；“雙一流”建設，引導大學注重優勢學科建設。兩者結合起來，將更會促進具有志趣的優質生源向優質的大學學科聚集，把好鋼用到刀刃上。

就業方面，第二輪“雙一流”名單的確定將使得用人單位不必再區分“一流大學非一流專業”這種情況。其實，很多行業都有自己的“圈中名校”，比如財經類的“五財一貿”，政法類的“五院四系”，建築類的“老八校”，軍工類的“國防七子”。這些分類本身就是一種變相的“雙一流”。

如今，一個專業一流與非一流一目瞭然。未來諸如公務員考試，事業編考試、直招軍官考試等，都可以有明確依據。從此，學科“雙一流”將成為就業市場上一道代替“985/211”的標準，也將成為考生、在校生、畢業生新的學歷標籤。

地域不平衡，仍是高等教育頑疾

在公眾為哪些強校沒有上“雙一流”名單爭論的同時，另一個更大的熱議話題便是“雙一流”大學分佈的不平衡性。

根據網絡統計數據顯示，學科數量上，北京、上海兩個直轄市以絕對優勢領跑，江蘇、湖北、浙江、廣東、陝西，緊隨其後。其中湖北省的“雙一流”大學數量雖然僅為7個，但是學科數量反超了廣東、四川。而浙江大學則憑藉一己之力將浙江省送入前五名。

在大學數量上，廣東可謂是最為亮眼，由5所增加到8所。廣州、深圳都有高校新晉。這也與廣東省近年來不斷進行教育改革、完善大學建設梯隊密切相關。山西省在被視為“高教窪地”的情況下，一直不懈努力，新增一所一流高校，2個一流學科。而西部地區的高等教育資源則不那麼樂觀。在第二輪的新增名單中，西部高校的表現不突出，未有新增高校，反倒是五大自治區的5所高校集體上了警告名單。

筆者根據第二輪“雙一流”大學數量和人口的比值作為指數，進行了統計。由此地圖可以看出，顏色最深、每億人平均一流大學數量最高的就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轄市。東南沿海地區和長江流域（除江西）指數普遍較高。而指數最低的幾個省份集中在了華北和西南地區。這也與中國人均GDP的分佈情況大致相同：

其實，2021年兩院院士增補也是類似的情況。一貫是科研成果集中展示的“三大獎”近年來在東西部的差距越來越大，尤其是國家提倡成果產業化的導向之後，產學研結合更好的東部地區更加具有優勢。

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的不平衡，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説，從來就沒有平衡過。特別是近十年來，隨着師資流動的加快，科研資源的聚集，高教資源的不平衡困局更難打破。在第二輪名單中高歌猛進的省份，也基本是在前幾年搶人大戰中表現活躍的省份。高等教育資源落後的省份，在經濟發展、產業轉型上也同樣面臨壓力。

內憂未平，還有“外患”。近年來，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成為了很多省份在經濟轉型中的新發力點。這些地區的高校挖人力氣之大，花樣百出。據報道，廣東省某重點大學招聘“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年薪為50 萬元起，並會提供200 萬元購房補貼和安家費；科研配套經費理工醫科類不低於500 萬元，人文社會科學類不低於100 萬元。

另外，“青年千人計劃”等高層次人才年薪30萬元起；另提供100萬元購房補貼和安家費，科研經費理工醫科類不低於150 萬元，人文社會科學類不低於50 萬元……為擁有一流師資、一流人才，此類東部高校向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拋“橄欖枝”的現象比比皆是，搶挖人才大戰如火如荼。

在這裏呢，就要提到一個叫做學術軟環境的概念。薪酬收入只是一方面，事業發展平台才是關鍵。

當代中國高校教師職業生涯“項目—職稱—帽子—獎項”的發展閉環已經形成。要想有好發展，必須承擔重要項目，而國家的優質項目資源、產業資源，都在向發達地區聚集。來自政府、產業界，甚至資本的多重加持，更加靈活的管理方式，更加國際化開放的學術交流，形成了對於高端人才的巨大虹吸。而發達城市優質的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條件都加大了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在這樣一套組合拳下，西部省份的大學想迎頭趕上，可謂是地獄難度。

教育資源的不平衡，本質上是社會總體資源分佈的不平衡。解決教育資源不平衡的問題，不僅僅是解決教育的問題、學科建設的問題，而是要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面對這種地區分佈不平衡，在去年12月，教育部就召開新聞發佈會，對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情況進行介紹。會上提到，下一步教育部將實施新時代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攻堅行動，全面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促進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

不得不承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東中西部高等教育資源的分佈不平衡會一直存在，如何解決這一頑疾，還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

特色發展是新風向， 跳出教育看教育

回顧中國高等教育史，中國名牌大學辦學風向一直在“綜合型”和“專業型”之間反覆搖擺。

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大學基本都是綜合性大學，學科門類齊全，其中以“民國五大名校”為代表；在新中國成立初，我們學習蘇聯模式建設了一批專業型大學，拆分重組了很多大學的學科，有些名校甚至消失，典型的代表是海淀學院路的八大學院；在本世紀初，“211/985”工程相繼啓動後，又掀起了一輪建設綜合型大學的熱潮，各地的大學以城市為單位開始了一波大合併，這其中的翹楚可算是把整座長春城裝進校園的吉林大學和靠一己之力把浙江送上高等教育強省的浙江大學。

第二輪“雙一流”建設的文件中，反覆強調注重差異，發展學科特色。不但要求大學在自身學科建設中突出重點，還要求結合自身和地域實際情況，結合國家戰略發展需要，結合自身學科傳統優勢，在優勢領域上創建一流。

這一風向可以解讀為中國高等教育辦學思路的又一次大轉變——由“追求規模的綜合性大學建設”向“具有學科特色和優勢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轉變。從以往的求大求全，向求精求新的方向轉變。這一改變，也保證了在不對現有中國大學體系大拆大並的基礎上，進一步精煉提高，創建有創新、有實質、有內涵的世界一流大學。

其實，由“求數量”到“求質量”的思想轉變，近年來早已在各行各業彌散開來，蔚然成風。在地方經濟發展上，不再一味追求GDP，而是注重經濟結構和環境友好；在科技重點研發上，不在要求硬性論文數量，而是要突出代表性成果和示範效應；在科技成果評選上，不再是單純看帽子、看影響因子，而是要求必須解決國家發展重大問題；在專利申請審核中，不再是一味追求專利數量，反而進行總量控制，提高專利創新水平。

因此，此次第二輪“雙一流”提出“引導建設高校切實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關領域、方向的創新與實質突破上，創造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也是時代大背景下必然的結果。而且，對於第一輪“雙一流”建設的問題中，也提出了一些建設高校對“雙一流”建設堅持特色發展、差異化發展的理解還不到位，仍把“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作為身份和層次追求，存在擴張規模、追逐升級的衝動。

@新華視點 資料圖

這也標誌着過去那種靠着龐大的體量做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未來更多的是“比長板、比特色”。隨着“雙一流”逐步推進，社會各界的注意力會逐漸從“大學牌子”轉向“名牌學科”。

在第二輪“雙一流”建設要求中，還提到了高校教學水平提高、教學投入和社會服務奉獻。這也是近年來，國家在各種場合對於中國大學反覆提出的要求。在未來，“雙一流”建設與地方發展、產業需要相結合，是必然的趨勢。在第二輪高校與學科認定標準中，就特別強調了將“十四五”期間國家戰略急需領域作為指引調整建設學科的指南，在國家重點急需的領域和方向上，在服務國家科技自強方面仍有補充空間。這也為第二輪“雙一流”建設提出了明確的方向。

過去五年，在國家重點急需領域做出實實在在的成果，一直是科技教育領域各種改革的大方向。在國家科技大會上，總書記明確提出“企業做好出題人”“企業主導，高校院所做支撐”；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申請中，要求必須企業牽頭；在國家三大獎的評選中，要求必須有產業應用效益。這一系列的改革也正改變着中國產業界、學術界的格局和角色。高校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也必然呼應時代大主題。

在《若干意見》中，“人才培養”被確立為中心地位，立德樹人成效被作為檢驗學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這也正回應了當下中國社會人才荒的迫切需求。在《若干意見》中也特別提出了“強化高校、科研院所和行業企業協同育人，支持和鼓勵聯合開展研究生培養，深化產教融合”，這正是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從未像今天這樣，大幅度將行業企業納入到高校人才培養體系之中，將產教融合提高到育人模式的高度。真正的一流學科建設，就是培養學科領域各戰線上的優秀人才。也只有與產業發展、地區發展相結合，我們才能培育出立足中國大地、為中國長遠發展不斷提供助力的世界一流大學。

（注：本文部分數據由生涯探照燈公眾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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