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回顧“小花梅”輿情風波，它將改變中國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2月23日，江蘇省委省政府調查組發佈了“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調查處理的情況通報。

通報中説：

“2月17日，省委省政府成立調查組，進行進一步全面深入調查核查。有關調查人員除在江蘇省開展工作外，還赴雲南、河南等相關省開展實地調查，共走訪羣眾4600餘人次、調閲檔案資料1000餘份，對社會關注的‘豐縣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認定、楊某俠生育八孩情況、董某民等人涉嫌犯罪情況等問題開展了深入核查。”

通報提到，“經紀檢監察機關審查調查，責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檢討，對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員依規依紀依法作出處理。”並詳細公佈了對豐縣的縣、鎮、村三級共計17位有關責任人員的處理結果。所羅列的責任問題主要包括：違反工作紀律，工作不負責任，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維護羣眾正當權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計劃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職失責，未認真組織核查事實，批准發佈信息不實的情況通報，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等。

原本並不很複雜的一件事情，在如此力度的調查之下，各方面的基本事實已經十分清楚了，沒有再進一步質疑的必要了。

原本只涉及到一個家庭和數個當事人的一件事情，導致了從徐州市一級到豐縣三級政府被問責，十多位相關責任人被處理，政府方面的這一行動也屬於問責到底了。

至此，事情本身暫時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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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事畢竟引起了一個不小的輿論風波，其巨大影響，包括橫向的對於全國其他省市地區有關方面的啓示，和縱向的對於中國未來社會發展和文明建設的推動，還將長時間持續。

事到如今回顧地看，這場輿論風波並不尋常。起源於社交媒體上的一段視頻，涉及某一個家庭的個案，極短時間內成為輿論場上的熱點，引發全國乃至海外社交媒體和主流媒體持續關注長達20多天，而且貫穿了春節至元宵節這一特殊的時間段，在接連穿破了村、鎮、縣、市各級政府的權力邊界之後，最終以省一級政府部門動用其雄厚行政資源進行全面處理而告結束。整個過程中的多方面含義仍有待探究。

20多天裏輿情洶洶，暫時排除掉那些因拐賣、鐵鏈、性奴、施虐、營養不良、精神病等具體情節而生的情緒因素，歸納起來，社會公眾所關注和質疑的，主要圍繞兩大核心問題：

1）為什麼今天的文明社會還會有如此黑暗醜惡的事情發生？

2）為什麼今天的政府部門還會有如此失職失責的表現？

僅就以上兩大問題而言，無論公眾方面的質問，還是政府方面的回應，都屬於一個正常社會中隨時可以出現的正常對話。如果不是豐縣這件事情，其他類似事情引起這兩個問題的提出，也都沒有問題，而且都是積極的和正面的。

在今日中國，這兩大問題在輿論場上公開提出來並長時間持續這個現象本身，其實不僅不是對中國的形象損害，反而正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發展水平越來越高的一種反映。正是因為中國政府關於本國發展水平給出了越來越高的標準，中國人民對於中國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才有了越來越高的要求，這兩個問題也才會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並被持續討論。

若將這兩個問題放到世界上，在那些黑社會長期公開存在的國家裏，或者各級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的國家裏，或者內戰內亂持續不斷的國家裏，或者整個社會瀕臨崩潰的國家裏，其實連提都提不出來，或者即使提了出來，也根本沒有任何解決的前景和希望。對於中國到目前為止的這個最終處理結果，在以上四類國家中，恐怕連想都不敢想。

而以上四類國家佔全世界所有國家多大的比例，讀者可以自行統計。

即使是美國這個號稱“人權立國”的國家，如果圍繞疫情應對、槍支暴力、種族歧視、兒童貧困等現象就以上兩個問題發問，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死於新冠肺炎的美國人已經接近100萬，去年一年死於槍支暴力的美國人平均每天超過110個，另外每10萬居民中分別發生5起謀殺案、40餘起強姦案、80餘起搶劫案和250餘起重傷案，每10萬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監禁，每4個美國兒童中就有1個餓肚子，面對這種種悲慘局面，關於文明社會中的黑暗醜惡現象和政府部門的失職失責現象的質疑，從哪裏問起呢？

如果再將以上人權紀錄像“小花梅”事件一樣上溯24年累加起來，其中會包括多少人間慘劇？這些慘劇如果都像“小花梅”事件一樣在輿論場上持續發酵，恐怕把全世界的媒體版面和時段加起來用於報道也遠遠不夠。

但恰恰就是這個國家的主流媒體，一面揹負着本國極為惡劣的人權紀錄，另一面還用極為過時的陳詞濫調質問中國：“谷愛凌與‘小花梅’，誰代表着真實的中國？”不覺得同樣的反問可以用在美國千萬次嗎？

在今天的中國，僅僅一個“小花梅”事件就可以引起一場大張旗鼓的全民討論，並導致了空前嚴厲的問責處理，這種不斷向更高標準的大踏步邁進，美國做得到嗎？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還有其他國家可以相比嗎？

如此來看，這次持續長達20多天的輿論風波，其中的某部分插曲本不應如此這般地發生。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這兩方面，都存在一些不應出現的問題，各方本可以將這一事件當作在更高標準衡量之下不應出現的偶發個案，從歷史演變和客觀現實的角度，更理性地看待。

在公眾方面，即使事件中包含了令人極度不適的情節，引發了強烈的共情心理乃至激憤情緒，也不構成超越理性判斷的理由。尤其是考慮到輿情背後明顯有着“谷愛凌與‘小花梅’，誰代表着真實的中國？”這種惡意發問所帶動的節奏。

公眾方面需要意識到，作為發問者，無論是針對事件本身展開道德審判，還是針對政府工作進行監督審查，相對於把基本事實調查清楚並根據基本事實依法依規進行處理這方面的事務，要輕鬆容易得多。如果有意利用這種不對稱以達到解決問題之外的無論何種目的，顯然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在政府方面，除了需要對通報中列舉的種種錯誤進行徹底糾正、進一步高標準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這一基本要求，還需要在應對輿情方面加以改進。特別要意識到，互聯網時代的輿情具有明顯的“符號化”、“後真相”和“偏差放大”等特點。

在輿情開始發生的初始階段，政府部門最初的應對方式往往會成為一個轉折點，最不利的情況就是不僅沒有遏制住不利的趨勢，反而進一步加速了基本事實向傳播符號的轉變、事件真相向“後真相”的轉變，微小偏差向巨大偏差的轉變，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通報中針對豐縣政府相關責任人所指出的錯誤包括“未認真組織核查事實，批准發佈信息不實的情況通報，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此輪輿論風波過去了，雖然那些帶節奏的勢力還不甘心，但接下來的動作除了進一步暴露他們自己的那隻黑手，不會再有其他效果了。

通報公佈的前一天22日，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發佈，在這份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的文件中，中央要求“防範黑惡勢力、家族宗族勢力等對農村基層政權的侵蝕和影響”，文件還強調，要依法嚴厲打擊農村黃賭毒和侵害農村婦女兒童人身權利的違法犯罪行為。

憑着中國政府多年來積累的執政業績記錄，沒有人會懷疑中央政府在這方面解決問題的決心和配套能力。而這一事件以及因此而起的這一場輿論風波，也必將轉化成推動中國社會發展和文明建設的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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