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鄉賢”二字為何這麼戳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近來，“鄉賢工作室”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所謂“鄉賢自治”，對中國而言並非一個新鮮詞彙。在新中國成立之前，這個詞已經存在，並且在許多地方延續施行了上千年之久。

用“鄉賢”來“自治”，究竟是傳統精華還是歷史糟粕？那些有工作室的“鄉賢”照理應該扶持弱小、教化鄉里，可為何又坐視人倫悲劇，不聞不問？筆者將從歷史經驗出發，談一些個人想法。

誰是“鄉賢”，為何“自治”

所謂“鄉賢”，顧名思義，就是本鄉本土的賢能人士。

如今“鄉賢”這個詞的適用範圍比較廣，在許多新修的祠堂裏，能看到一長串各種職業背景、教育水平的“鄉賢”。似乎本地有能力、有威望、有財力的人都可以叫“鄉賢”。

在古代，“鄉賢”同樣是一個褒義詞，但適用範圍較之於今天往往要窄得多，並且隨着歷史的演進，涉及的羣體不斷變化。

先秦是貴族制的時代，出身決定命運，雖然西周有鄉遂制度，但權力完全由貴族統攬，自然也沒有選舉鄉賢的必要。

兩漢以來，地方舉孝廉入朝為官，鄉土社會中的有識之士獲得了晉升的渠道，構成了鄉賢的主體，諸如弘農楊氏、汝南袁氏這種動輒四世三公的豪門，更是包攬了鄉賢的名額。

由於文化豪門、經濟豪強與高官羣體的合流，魏晉南朝進入了“士族時代”。在這一時期，雖然察舉猶存、孝廉依舊，但畢竟“上品無寒門”，鄉賢就是門閥高族。

直到隋唐以後，科舉選官粉碎了貴族的壟斷特權，情況才截然一變。兩宋以後，要想成為“鄉賢”，首先要有遠超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具體來説就是要在科舉開始中取得成績。

只有科舉的身份還不夠，鄉賢還必須有相當程度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才能在鄉里獲得支配性地位。比如中舉之前的范進，雖然已經當了秀才，但家裏窮得揭不開鍋，這樣的人顯然也當不了鄉賢。在明清時代，鄉賢要能與官場取得聯繫，就算自己沒當官，有親戚當官也行。故而在明清時期，有文化、有權勢、有經濟實力構成了鄉賢的基本特徵。

影視劇《知否知否》劇照

也正是因為具備了以上諸多要素，“鄉賢自治”才有了可能：

一方面，傳統國家對縣以下的管理比較鬆散，有所謂“皇權不下縣”的説法。這句話當然是不妥當的，但無論皇權如何“下縣”，有限的佐官、吏員、巡檢司等官吏機構都不可能覆蓋廣大的基層社會，國家需要治理地方的幫手。另一方面，作為地方的代表人物，鄉賢比外來的官員更瞭解本地，他們熟悉情況，具備調動百姓的能力，也有發展家鄉的意願。

國家心有餘而力不足，鄉賢有能力卻沒權力，在這種情況下，默契達成了。國家將諸如賦税徵集、户口統計、徭役調發、民間教化等任務交給鄉賢，作為回報，地方的具體事務也一併交由鄉賢負責，只要完成賦税，不違反律法，基層治理事務大多可以由鄉賢決定。

於是乎，鄉賢主導的“地方自治”出現了，在許多地方成為基層社會的常態風貌。

到了近代，傳統制度受到了劇烈衝擊，科舉制度也在20世紀初壽終正寢。但是，鄉賢們並沒有立刻退出歷史的舞台，相反，由於民國政府的控制力較弱，此時鄉賢治理地方、左右人民的能力反而提高了。在權力與利益的誘惑下，不少鄉賢不再“賢能”，士紳也沒了“紳士”的做派，反而成了魚肉鄉里的劣紳，所謂地方自治，反而成為地區動亂的根源。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徹底重組了基層的組織秩序，讓廣大勞苦大眾翻了身。人民政府深入城鄉基層，組織動員起每一個羣眾參與國家建設，不再有留給鄉賢自治的空間。與此同時，隨着家庭組織、教育模式、生產結構的改變，新的社會已經不再需要鄉賢、宗族來動員和引領社會發展。鄉賢治理就此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在某些區域還有殘餘、反覆。

《破冰行動》海報

鄉賢治鄉，則人人爭當鄉賢？

自從唐宋貫徹科舉選官的原則之後，以科舉士紳為代表的精英主宰了地方社會，構成了鄉紳，或者説鄉賢的主體，主導了此後長達千年的地方自治。

最近一些年，輿論中出現了一種論調，認為鄉賢自治更能尊重本鄉本土的實際情況，有利於保護基層的利益，調動地方發展的積極性，值得當代國家治理學習、借鑑，甚至直接套用。

筆者還見過這樣一種言論，説是隻要恢復鄉賢自治，當下社會中的一切醜惡現象都能滌盪乾淨。理由是鄉賢治鄉，則人人爭當鄉賢，有朝一日“十四億人民皆鄉賢”，又哪裏還會有醜惡呢？

這類説法引發了許多網友的反感。僅就邏輯而言，以上論調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也的確有不少歷史事實能夠支持這個結論。比如明初江南賦税極重，在士紳的呼籲和運作下，明中葉以來江南的賦税有所減輕，百姓得到了實惠。在明清兩朝將近六百年的時間裏，江南能夠成為全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鄉賢確實做出了貢獻。

然而，並非所有地方都有“江南好風景”，同樣是在明清時期，鄉賢自治也有不少失敗例子。比如明末的陝北，倘若鄉賢真的能毀家紓難，踐行儒家的仁與義，還會有成千上萬的貧苦農民揭竿而起嗎？

**在古代，鄉賢的存在意味着支配結構的存在，無論這種支配是“含情脈脈”的，還是血淋淋的。**即便是在江南，鄉賢自治也還是出現了不少嚴重的問題。比如在明朝末年，位列“鄉賢”的精英們非但沒有踐行孔夫子“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教誨，反而欺壓奴僕，要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在金壇、溧陽一帶，暴動的“削鼻班”喊出了“我輩何必長為奴”。

將歷史視野進一步下移，在近代中國，所謂“鄉賢”、“士紳”的形象就更加糟糕了。魯迅先生筆下的趙老太爺、魯四老爺、假洋鬼子，都是當時的士紳鄉賢，卻無一不是造孽的貨色。民國時期，還真的搞過地方自治、鄉村自治的實踐，至於結果，這裏就不用多費口舌了。念及此，我們似乎就能理解為何“鄉賢”二字會戳中眾多網友的心理按鈕。

看到這些反面事例，再去審視所謂的“鄉賢自治”，無怪乎網友們要問：治理地方的鄉賢真的就“賢”嗎？在鄉賢支配的結構下，普通平民有多少實現階層跨越、成為鄉賢的空間？

上述問題，歷史給出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沒有監督，難有“鄉賢”

從歷史來看，鄉賢自治絕非萬能良藥。有人認為，鄉賢自治之所以有不成功的一面，是因為自治還不夠徹底。鄉賢自治本應是美好的，但受到各方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國家的干預，導致鄉賢們鄉賢不能貫徹理想。

然而問題來了，地方社會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有衣食無憂的鄉賢家族，也有辛勤勞作、只求温飽的小農之家，還有衣食無着的流氓無產者。鄉賢自治所追求的“地方利益”，有沒有涵蓋小農、無產者的利益呢？

就算鄉賢們都是真正的“儒家知識分子”，熱衷於保護普羅大眾的利益。但是，鄉賢的財富是哪裏來的呢？他們的地位是誰映襯的呢？他們的權勢要凌駕於誰之上呢？

不難想見，作為既得利益者，鄉賢家族的利益與普通民眾，特別是貧苦百姓的利益天然存在着衝突。指望所有鄉賢都能保護百姓、關懷貧苦，於情於理都有些強人所難。而將基層民生寄託在一個羣體的道德品質或是“施捨”之上，則實在也是個不靠譜的事情。

既然鄉賢代表的只是少數人的利益，這種極為不合理的體制怎麼還能延續千年？筆者認為，來自上、下的監督發揮着明顯的作用。

在“官府—鄉賢—百姓”的網絡裏，鄉賢處於中間位置，因而面臨着來自兩方面的制約。對上，他們受到官府的制約，在土豪劣紳的黑檔案裏，我們看到了官紳勾結的醜陋面貌。但也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官都是鄉紳能夠“勾結”的。任何一個生機勃勃、強有力的政府，都一定會竭力向下傳達信息，增強垂直管控能力。

對於下層民眾的訴求，鄉賢們也不可能完全忽略，否則就是自掘墳墓。化身為土豪劣紳的“鄉賢”追求吃幹榨淨，肯定會激起無窮無盡的反抗，進而導致自身被反噬。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就為我們展示了這樣的風貌。

所以，這些約束共同構成了鄉賢治理地方必須遵循的“規矩”。當然，由於地位的高下之別，最能起到作用的，一定是來自上層的壓力，因而地方自治的主要約束，大多都來自於官府。

結語

可以説，鄉賢自治是傳統帝國統治制度的組成部分，由於國家的垂直控制力有限，這才給了鄉賢有限的治理空間。即便是在傳統時代，鄉賢自治也受到制約，只有在制度混亂、政權軟弱、統治失序的時候，“鄉賢”主導的完全意義上的自治才出現了大發展，進而釀成了更大的混亂，加速王朝的終結。正因如此，新中國建立後，作為傳統附庸的“鄉賢自治”被逐步掃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到了今天，我們當然可以重新審視“鄉賢自治”，也可以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積極服務於基層治理，甚至形成補充。但是，究竟誰能當“鄉賢”？“自治”的範疇在哪裏？人民羣眾如何約束監督“鄉賢”及其所在的家族或宗族？如何杜絕部分黑惡勢力打着“鄉賢”的旗號在地方為非作歹？這些問題顯然是要慎重考慮和解決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