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50年前中美關係在冷戰中緩和，這次的窗口在哪裏？

金燦榮：

50年前的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開始了他為期一週的訪華，一直到2月28日。這一週被叫做“改變世界的一週”，因為中美兩個“巨人”實現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這個事件對當時的世界衝擊很大，整個國際格局變了，對中美兩國後來的歷史發展都影響很大。正值尼克松訪華50週年，確實有必要來探討一下事件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現在的現實意義。

我個人觀點，這個事件很偉大。

它為什麼會發生呢？一個總的特點，就是結構變了，有戰略需要了。還有很關鍵的一點，當時的兩國領導人戰略定位、歷史視野很高，能夠排除國內的意識形態分歧。客觀上有需求，主觀上有合適的領導人，就實現了尼克松訪華，實現了中美關係的和解。當時的國際態勢是，世界處在冷戰中期，美蘇競爭發生態勢變化。

一般認為，冷戰開始的起點有兩個：一個是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區選民會議上的講話，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岌岌可危，這被認為是共產主義陣營的一個衝鋒號；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了著名的富爾敦演説，“鐵幕”在歐洲落下了。整個50年代，其實美國方面力量還是大，就綜合國力，美國“三分天下有其二”，蘇聯這邊總體力量還是弱一些。畢竟美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家底雄厚，蘇聯是新興力量，所以在戰略力量方面美國比蘇聯強，所以態勢是美攻蘇守。

但60年代就開始漸漸發生變化。60年代的古巴導彈危機，蘇聯被迫把導彈、發射設施從古巴撤走。而且美國人挺壞的，跑到蘇聯的軍艦上去檢查，還直播，弄得蘇聯紅軍很沒有面子。當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丟了面子，失去了蘇聯紅軍的支持，所以1964年赫魯曉夫就下台了。

蘇聯方面痛定思痛，開始增強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冷戰的主領域還是軍事領域，軍事對抗是第一。軍事主戰場在歐洲大陸中部，具體講就是東西德分界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大平原，美國海軍強，但用不上，空軍美蘇力量差不多，在大平原作戰，陸軍決勝，而陸軍方面蘇聯一直很厲害。

整個冷戰，蘇聯領導的華約集團始終保持了5萬輛以上的重裝坦克，而北約只有2萬輛，所以陸軍是蘇聯厲害。但當時美國有一個很厲害的制約手段就是核武器，美國首先掌握了核武器，整個50年代，在核力量方面美國是有絕對優勢的。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公開威脅過蘇聯：你要是敢打西伯利亞的美軍，我們就炸你的莫斯科。蘇聯為什麼跑到古巴去冒險？就是當時它的核力量不能威脅美國本土，因為當時它的戰略轟炸機不行，洲際導彈也不成熟。

美國在蘇聯邊境部署了好多中短程導彈、戰略轟炸機，所以蘇聯的本土，尤其是歐洲部分，是受美國威脅的。在古巴要部署中短程導彈就可以威脅美國南部本土，這是當時做這個事的原因，但後來發現戰略力量不行，真決戰的話會輸。於是整個60年代蘇聯就卧薪嚐膽，發展核戰略力量。到60年代末，蘇聯的核力量就跟美國持平了。

一持平美國就要調整戰略了，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表了著名的堪薩斯城講話。這個講話傳遞了很重要的觀點：這個世界不是簡單的兩極結構，而是五大力量。這是冷戰期間美國重要的戰略調整，而這個調整是對的，是美國在戰略上優先於蘇聯的重要一環，把世界的認知變了。

五大力量除了美蘇兩家，還有中國、西歐和日本。復興以後的西歐，和在美國扶植之下復興的日本，都是美國盟友，中間可以做文章的就是中國了，而且從純軍事角度來講，當時能幫美國的就是中國。因為西歐和日本主要是經濟上比較強，軍事很弱，幫不了美國對付蘇聯，但中國是可以的。首先中國天然塊頭大、人口多，而且中國獨立自主，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勒緊褲帶搞出來“兩彈一星”，有了大國重器。而且新中國在實戰方面很厲害，在朝鮮、越南跟美國交手沒有輸，中印邊境衝突中國打得很好，中蘇珍寶島衝突中國打得很好，所以美國展望全球，覺得只有這位老兄可以幫我。

有了堪薩斯城五大力量，邏輯上講要找中國了，這是中美和解美方的原因。那麼中美要和解也不容易的，因為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跟美國天然就不對付。新中國成立是國共內戰的產物，而在內戰當中，美國是站在國民黨那邊的，跟新中國的創立者中共實際上是有戰略矛盾。新中國成立之後在朝鮮、越南，和美國有直接武裝衝突。

所以坦率講1949到1972年，中美關係是不好的，甚至可以説，在共產主義陣營裏面，我們跟美國關係是最不好的，所以美國要跨出這一步也不容易。這裏有戰略決斷力的問題了，由美強蘇弱變得均衡，美國需要找幫手，展望全球只能找咱們中國，但因為我們之前是兵戎相見的，邁出這一步也不容易，需要一個政治決心。

中國這邊情況是這樣的：中國和美國關係是不好的，因為我們在越南還在打仗，所以我們邁出這一步也不容易，但也是現實情況逼中國變化。一個是中蘇分裂，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分裂了。新中國的基本性格，尤其是毛主席性格，是獨立自主的，於是我們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治上就開始分裂，到了1969年3月，後來在新疆鐵列克提竟然發生了武裝衝突。

這個時候，中蘇就由原來的傳統朋友，變成敵對關係了。這時候我們也得找幫手，因為毛主席戰略上是個詩人，很浪漫主義，氣魄很大：“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戰術上是個現實主義者，是個“游擊隊員”，這一輩子交手的對手都比他強，很不容易。他心裏很清楚，中蘇關係處於緊張狀態，而蘇聯力量比我們大，所以我們也需要找幫手，於是戰略需求就出來了，這是一個大背景。

為什麼中美關係發生轉折？結構一個重要元素。在美蘇競爭當中，蘇聯力量上升，從美攻蘇守變成蘇攻美守。中蘇進入到敵對狀態，中國面臨極其強大的安全壓力，所以這個結構驅使兩家往一塊走，這個時候需要政治決心。

尼克松和他的主要幕僚基辛格，在美國方面發生了關鍵作用。中國這邊導致政策轉變最主要的貢獻者，還是毛主席，以及周總理和其他一批老帥。珍寶島事件以後，毛主席請劉伯承這些老帥評估美蘇競爭狀態，他們給毛主席講，美蘇競爭態勢變了，原來是美攻蘇守，現在是蘇攻美守了，我們的第一威脅是蘇聯。這樣的判斷，讓毛主席下了決心，所以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東風是什麼呢？“乒乓外交”，去年是“乒乓外交”30年。1971年3月底4月初，日本舉行了三十一屆乒乓世錦賽，期間發生的小插曲，中國運動員莊則棟先生和美國乒乓國家隊的科恩聊天送小禮物，成朋友了。1971年4月10日到17日，中方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個事對美國輿論影響特別大，對美國公眾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作用很大。這樣一來，公眾看法變了，政治氣氛變了，給後面政府間交往創造了前提。

1971年4月15日，曾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相遇的中國運動員楊瑞華和美國運動員迪克·邁爾斯在上海重逢。這是他們在友誼比賽前熱情握手。新華社記者方國才攝

於是，1971年7月9日到11日，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總之，這次破冰的實現有兩個結論，一是結構變了，雙方有戰略需求，二是當時的領導人站得高、看得遠，能夠克服當時的種種障礙，實現了和解。

尼克松訪華非常成功，先後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在上海錦江飯店簽了《上海公報》，這給後來中美關係的緩和，以至於中美建交，奠定了法理基礎。

當然很多朋友注意到一個情況：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有一段時間沒建交，一直到1979年1月1日才建交，那麼這裏面的障礙在哪？

首先是美國內部出現的政治變化，197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尼克松捲入“水門事件”，犯了很低級的錯誤：他讓特工到水門飯店民主黨選舉總部偷材料，又被人家抓住了，搞得他很被動，被迫辭職了。他的繼任者叫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福特先生政治地位很弱，所以他不敢邁開這一步。原來尼克松是有一個承諾的，如果他連任了馬上跟中國建交，但他下台了，繼承者又很弱，於是這個事就拖下來了。

由於福特總統的國內政治地位不穩，而且他本身對中美關係的重視也不如尼克松，所以他就把這個事放下來了。為什麼1979年我們建交？還是蘇聯的幫忙。1978年夏天，蘇聯紅軍入侵阿富汗，對中美兩國都是巨大的威脅，大家都知道阿富汗地理上叫“亞洲十字路口”，阿富汗北邊是中亞五國，西邊是伊朗，就是西亞，南邊是南亞，東邊的東亞就是中國。

南亞、西亞、中亞都圍繞着阿富汗，當時蘇聯很有野心，希望控制阿富汗後直下南亞，因為當時南亞的印度跟蘇聯關係是好於和美國的關係的，因為有1962年的衝突，蘇聯跟我們還是耿耿於懷。那個時候大家擔心，如果蘇聯控制了阿富汗，那麼勢力就擴張到印度洋了，對我們當然是有威脅的，我們整個北邊、西邊，都被蘇聯包圍。

美國在全球競爭當中態勢就更弱了，因為美國通過控制海洋來控制世界。如果蘇聯勢力進入印度洋，實現蘇聯帝國的夢想，以前蘇聯海軍講過：“我們的夢想，就是要‘用印度洋的海水洗我的馬靴’”。這個威脅對中國、美國都很大，這個時候大家就有決心了，1978年12月15日，雙方同時宣佈第二年建交，然後就有了《建交公報》。

我個人認為，中美這50年是比較成功的，雖然現在中美關係不是很好，但回過頭看這50年其實是很成功的。正值50週年，中方有一些紀念活動，它反映了中方的一種願望：通過重提尼克松訪華50週年，讓大家看到中美的歷史經驗：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只不過現在美方心態有些不對，現在美方有一批人認為，中美交往50年中國賺的便宜多。

這個時候，我們重提尼克松訪華50年，其實是告訴我們自己，也包括美國朋友：要用長遠眼光看問題，希望大家重新回到共識——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因為現在美國國內的政治氣氛不太好，兩黨對中國都有看法。

那麼我個人希望，通過這50週年的總結向美方傳達幾個信號：一是中國是有願望搞好中美關係的，大家一定要重視歷史經驗，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傷。還有一些具體的啓示：中美雙方的領導人都有責任，要控制分歧、超越分歧，看到共同利益，當時兩國領導人就做到了這一點。

1972年2月21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開啓“改變世界的一週”。2月28日，雙方發表“上海公報”。（新華社資料圖）

現在有個比較具體的問題，現在美國兩黨的政治家、戰略分析家，還有純學者、媒體人都有一種情緒，覺得在中美交往50年中，中國佔便宜了，他們基本上認為，美國的幫助是中國成功的第一原因。這是錯誤的，因為大家知道美國的盟友挺多，正兒八經的盟友有60多個，簽約58個，還有像我們中國台灣實際上是不言明的。其他100多個國家，其實都是夥伴國，這是事實，所以美國開放市場，不是專門對中國大陸的，但大部分都沒什麼用。

像《美墨加條約》中，美國給墨西哥的優惠不知道比中國大多少，雖然1972年尼克松訪華了、1979年中美建交了，但那時候西方的“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很嚴。冷戰結束，“巴統”沒了，又有《瓦森納協定》，其實一直是在歧視我們的。

在這個班上，跟着美國一塊混的學生很多，有100多個，中國成績特別好，但實際上老師對中國是特別苛刻的，沒有任何照顧。所以結論是什麼？中國的發展主要靠自己，還真不是靠美國。那麼多非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美國都向他們開放市場，為什麼沒發展起來？

現在美國的思維有問題，有點“怨婦心理”，但這個邏輯是不對的，我們不否認中美和解，美國市場向中國開放，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有作用，但絕對不是最重要的。相反過去50年，通過中美和解，美國獲得的利益比中國還大。如果沒有中美和解，就沒有美國在冷戰當中的勝利，中美一和解，蘇聯馬上陷入東西兩邊受敵的狀態，如果中蘇關係很好，美國是受壓的。所以實際上中國的幫助是美國獲得冷戰勝利的第一外部原因。

另外，中國開放市場，美國資本賺的是盆滿缽滿的，而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裏經濟最好，相較於西歐、日本，美國後來明顯超越他們，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的創新，信息產業出現了，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的幫忙——市場開放，中國給美國貢獻了源源不斷、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幫助美國控制了通貨膨脹的發生，降低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

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在過去50年中美是互利的，一定要算細賬，美國賺的比我們多。所以現在美國這幫精英層的抱怨是沒良心、沒道理的。最近搞了很多紀念活動，首先還是向美方、向世界發出一個訊號：我們重視中美關係，希望美國更全面地看待中美關係。其中不可避免會觸及台灣問題，因為當時的《上海公報》，後來的《建交公報》，以及《八一七公報》，其實都是圍繞怎麼處理台灣問題。這是中美關係中最複雜、最難、也最敏感的一個問題。

《上海公報》圍繞着台灣問題爭論最激烈，後來用一個比較模糊的辦法解決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商量了一個辦法：美國認識到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美國對此不持異議。到1979年正式建交的時候，因為小平同志也提了很明確的三個主張：斷交、廢約、撤軍，美國出於跟蘇聯競爭的需要，完全同意了。之後又搞了“與台灣關係法”，繼續保持與台灣的非官方聯繫。於是後來有繼續的爭吵，爭吵到里根上台，當時里根嘗試過要搞“兩個中國”，承認大陸又“承認台灣”，我們鬥得很厲害，最後的結果是《八一七公報》。

從50年的歷史看，從三個公報的產生看，台灣問題始終是最重要的問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會發生顛覆性的變化。現在我覺得台灣問題有一些危險，主要責任不在我們這邊，我們中國大陸還是希望，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問題在於台灣的政治生態變了，因為當時籤三個公報的時候，都是國民黨執政，國民黨的理念還是堅持一箇中國政策的，現在台灣內部政治生態完全變了：民進黨執政，社會基本面綠大於藍，而且現在藍營裏對一箇中國原則也有點猶豫了。現在的結果，“台獨”勢力空前高漲，現在的台灣不是我們當時籤三個公報的台灣，“台獨”的危險越來越現實。

美國方面現在也變了，美國內部一部分人認為，過去50年，接觸政策失敗了，因為原來美國的期待是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讓中國“變色”，讓中國經濟上成為美國體系的一部分，政治上跟着美國跑，戰略上成為美國的小跟班，成為一個“大號的日本人”。

美國沒有達到目的，所以現在開始搞新政策，有人説要“遏制中國”，但現在呼應的人很少，因為“遏制中國”要徹底改變現行政策。現在美國社會也沒有做好準備，它的盟友更沒有做好準備，所以“遏制中國”做不到。所以現在在找新方法，目前變化的過程當中，有危險出來，對台政策正在變，雖然美國現在不同的當局，包括前面特朗普當局，還有現在的拜登當局，口頭上都説一箇中國政策沒有變，但行動上不斷在“掏空”一箇中國政策。特別是現在美國兩黨都把我們當做主要戰略對手，既然是戰略對手，他們什麼牌都用，包括“台灣牌”，這就很危險。

我的基本觀點是：我們這邊是比較穩定、變化較小，可美國的對華戰略變了，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也變了，所以在台灣問題上，他們犯錯誤的危險正在上升。借尼克松訪華50週年的紀念活動，對美國發出明確信號，這個問題上不能犯顛覆性錯誤。美國能不能聽進去，我們不知道，但我們通過一系列活動發出訊號是有必要的。

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尼克松總統（資料圖）

回顧歷史，自尼克松訪華到現在50年，雖然現在中美關係開始出現新摩擦，但現在的問題不能否定過去。總體感覺，過去50年中美關係發展是好的，對兩國都有益。沒有中美和解，美國不可能在冷戰當中戰勝蘇聯；沒有中美和解，美國在過去50年的全球化當中，得到的利益比現在要少很多，這是美方的收益。對中國來講，沒有中美和解，就沒有改革開放，因為中美和解，西方大門才給我們打開，我們進入世界主流市場，改革開放才能成為現實。通過改革開放，我們內部現代化的質量也在上升，學到了很多新東西。

很肯定地講，過去50年中美和解之後，儘管磕磕絆絆，但是算大賬，對兩國都是好事。最近這段時間，再總結這50年曆史，我們更應該強化這個概念——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在今天中美關係矛盾凸顯、形勢複雜的情況下，50年前的事件給我們另外一個啓示就是，美國學界現在需要看得更遠的戰略家，決策界更需要能夠克服現實障礙、把握關係大局的戰略家，所以期待這一系列活動能有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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