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這樣看，烏克蘭危機與台海問題相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在烏克蘭發生的戰事仍在繼續，結局尚難預料。俄烏雙方剛剛啓動了談判，但最樂觀的期望也只能是取得一些技術性的結果，因為這場衝突真正的戰略性主角並不在談判現場。

俄烏第一輪談判結束，雙方已找到未來達成共識的要點。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交戰雙方到目前為止只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美國和北約沒有直接出兵，但眾目睽睽，事實上這仍是一場由美國挑起的戰爭。根據既往的歷史經驗，美國在遠離本土的地區挑起的戰爭，從來都只有開始，不管結局。

戰爭發生在北約集團與俄羅斯勢力範圍相互交錯的地帶，從文明理論上看，也是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兩大文明板塊相互交錯的地帶。這是一個很著名的地帶，根據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它不是地理上的分界線，而是宗教上的分界線。

如他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所説，“歐洲的範圍結束於基督教的範圍終止、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範圍開始的地方。”這條“偉大的歷史界線”“由北開始，沿着現在芬蘭與俄羅斯的邊界以及波羅的海各國（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與俄羅斯的邊界，穿過西白俄羅斯，再穿過烏克蘭，把東儀天主教的西部與東正教的東部分離開來，接着穿過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族人同該國的其他部分分離開來，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同其他共和國分離開來的邊界穿過南斯拉夫。”

歷史見證，這條分界線數百年來戰火連綿不斷，緊張局勢頻頻出現，少有和平安寧的時期。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無論有多少缺陷，應用在這條分界線上卻總是正確的，是能夠對主要衝突事件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的。包括現在烏克蘭土地上發生的武裝衝突。

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無力

“文明衝突”理論受到諸多批評，主要由於該理論所基於的歐洲歷史經驗並不能直接抽象成為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解釋框架。但是，僅就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這三大文明板塊的交界地帶而言，這種理論的適用性不僅沒有問題，而且要比流行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更具有解釋力。

關於這場戰爭的爆發，很多人早就公開預測了，例如著名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兼政治家基辛格博士。他在2014年3月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前的一篇文章中預測，除非俄羅斯、西方和烏克蘭這三方能夠達成某種解決方案，否則“走向對抗的步伐就會加快。這樣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資料圖

他寫道：“烏克蘭問題經常被搞成一種攤牌的局面——烏克蘭是加入東方還是西方？但是，如果烏克蘭想要生存和繁榮，它就不能成為任何一方對抗另一方的前哨……”

此文寫於8年前，理性且客觀，中心意思是：俄羅斯、西方和烏克蘭這三方，現在“每個人都使局勢變得更糟”，在他看來，避免戰爭的唯一指望，是當事的三方分別遵循某些既定的原則。

在俄國方面，必須接受這樣的現實：只要它試圖迫使烏克蘭成為衞星國，在西方眼裏，就相當於俄羅斯再次向西移動它的邊界，這也就註定會引起歐洲和美國的對等施壓，導致歷史再次陷入自循環。

在西方這邊，必須明白決不能試圖讓烏克蘭加入北約，因為“對俄羅斯來説，烏克蘭永遠不可能只是一個外國。……幾個世紀以來，烏克蘭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在那之前，他們的歷史就已經交織在一起。”

在烏克蘭國內，其政治領導人必須學會妥協的藝術，保持正確的歷史觀，避免讓烏克蘭作為東西方對抗的一部分，“烏克蘭的任何一派試圖主宰另一派，就像一直以來的這種做法，最終都會導致內戰或分裂。”

預測到烏克蘭早晚爆發戰爭，在這一點上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文明衝突理論是一致的，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認為可以通過某種解決方案避免戰爭，後者則不抱如此樂觀的期望。

烏克蘭基輔市民聚集火車站，準備撤離首都。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曾擔任過美駐蘇大使的外交官小杰克·馬特洛克是另一個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在一個多月前發文説：“今天，我們面臨着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一場可以避免的危機，這場危機是可以預見的，是故意促成的，但只要運用常識就可以輕鬆解決。布什總統、奧巴馬總統、特朗普總統和拜登總統所推行的政策都為我們走到這一步做出了貢獻。”

理論家的茫然和理論的無力在此問題上暴露無遺。既然通往戰爭之路早早就看出來了，為什麼各方卻仍然你追我趕地一路走了下來？既然避免戰爭之原則早早就明確了，甚至可以簡化為幾條常識，為什麼卻沒有人遵守，無論哪一方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見，有一些遠比現實主義理性原則更為強大的力量始終在事情的背後起着作用。在文明衝突理論中，將和平默認為各方的共識是根本靠不住的，在文明這個永恆的主題下，總有一些章節寫滿了戰爭。

文明衝突理論視角

與基辛格所説的原則和馬特洛克所説的常識不同，在文明衝突理論上，還有另外一些原則和常識。但不幸的是，它們都更為不祥乃至兇險。在烏克蘭問題上，通過文明衝突理論所看到的，該國目前面臨的危機不是可否預見的問題，而是註定要出現的，也不是能否避免的問題，而是完全無法逃脱的。

在當今這個可以按照幾大文明板塊劃分的世界，烏克蘭危機並非孤例。如果塞繆爾·亨廷頓是對的，冷戰後的世界實際上劃分成了“一個統一的西方和一個由許多部分組成的非西方”，那麼，當前烏克蘭的困境，就屬於那些地處西方文明與其他幾大非西方文明勢力範圍交界地帶的國家普遍存在的情況。

類似的國家，在東歐、中東、東亞、南亞各地區還有很多，雖然具體情況不同，但困境的本質一樣：該地區在歷史上屬於一方，而現實中又被另一方當作了爭奪對象，結果是，在基於文明歷史而形成的邊界之外又形成了基於現實政治的邊界，兩個邊界並不重合，甚至相差極大，緊張關係因此而生。

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訪談中，我根據新書《文明的邏輯》中的理論模型和分析工具，提出了一個觀點：中亞的阿富汗、東歐的烏克蘭和東亞的台灣，三個相距遙遠的地區，可以歸為同一組，作為理解當前世界緊張局勢的三大焦點。

《文明的邏輯》，文揚著，商務印書館

表面上看，這三個地區處在不同的地緣政治格局當中，到目前為止各自的危機也是各自不同歷史和現實背景中“各種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相互之間沒有內在聯繫。而一旦將它們置於文明理論的框架中進行分析，會發現這三個地區熱點有着一個顯著的共性，即：它們都處在西方文明與其他幾大文明勢力範圍交界的地帶，並隨着西方文明勢力範圍整體上的時進時退而不斷爆發危機。在訪談中我説：

從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擴張這個角度看，這個大擴張一旦開始收縮，必定會在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進行擠壓併發生衝撞的各個前沿地區留下一些長期拉鋸爭奪的地緣衝突熱點。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中，這些地緣衝突熱點都可以清楚地辨識出來。阿富汗就是西方文明在伊斯蘭文明勢力範圍前沿留下的地緣衝突熱點，烏克蘭就是西方文明在東正教文明勢力範圍前沿留下的地緣衝突熱點，台灣就是西方文明在中華文明勢力範圍前沿留下的地緣衝突熱點。

烏克蘭在歷史上與俄羅斯密不可分，這一點無法否認。從文明劃分上看，烏克蘭社會屬於東正教文明，也就是後人所説的拜占庭文明，就是東西羅馬分裂之後以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向東北方向擴展的那一支文明。

公元10-13世紀的基輔羅斯，指的就是斯拉夫人在剛剛從維京人遊居傳統轉入定居文明後所建立的、以基輔城為中心的領土國家；由於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在公元988年接受了東羅馬帝國的基督教作為國教，基輔羅斯就成了“北方拜占庭”，基輔城就成了第聶伯河上的君士坦丁堡，是東正教的聖城；從君士坦丁堡派出的傳道者，讓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有了教區和教堂，人民有了語言和文字。而無論今天的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如何爭辯自己的歷史，誰都無法否認這一共同起源。

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面積與法國相當的國家又正好處在“歐洲之門”這樣一個地緣政治要衝的位置上，時而成為歐洲與亞洲之間的橋樑，時而充當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屏障，這也就註定了烏克蘭成為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在其互有攻防的漫長衝突歷史中的必爭之地。

歷史上，先後成為這片土地主人的公國、王國和帝國多達幾十個，18世紀的烏克蘭被聖彼得堡、維也納、華沙和伊斯坦布爾輪流統治，19世紀的統治者主要是聖彼得堡和維也納這兩個，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莫斯科成為烏克蘭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級主人。隨着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烏克蘭進入了新時代，名義上主權獨立完整，並可以自主選擇同盟關係。

而這個突然到來的選擇自由，也恰恰就是烏克蘭危機的開始。因為在文明理論的分析框架中，這個國家所處的位置，正好處在兩大文明勢力範圍的交界線上，文明分界線與政治邊界線兩者嚴重錯位，差別巨大，先天地決定了它不太可能以當前的疆域和人民為基礎成為“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中具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單位。

這屬於文明衝突理論中的原則和常識，只要現實政治中的邊界線不斷衝擊基於文明歷史形成的分界線，戰爭就遲早會爆發，無論是幾十年還是上百年。

開戰前夕的2月21日，普京總統在演講中説：“我再強調一遍，烏克蘭對於我們來説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鄰國。烏克蘭是我們自己歷史，自身文化，是我們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僅是我們同事、朋友中的同志和好朋友，更是有血緣的親人。”注意，普京這裏説的就是文明的分界。

開戰後的2月27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對歐洲新聞電視台表示，“烏克蘭是我們的一員，我們希望烏克蘭加入歐盟。”“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屬於我們。他們是我們的一員，我們希望他們加入。”注意，馮德萊恩這裏説的，是政治的邊界。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稱希望烏克蘭加入歐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根據亨廷頓對文明給出的定義：文明是最大的“我們”。作為西方文明中人的馮德萊恩完全明白，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人，在文明的意義上屬於“他們”而不是“我們”，但是她卻試圖用歐盟這個政治經濟組織將整個烏克蘭納入“我們”的範圍。

這就相當於是挑釁，因為這意味着政治邊界與文明分界兩者的錯位大大超越了沿第聶伯河的東西分界，已包括了整個烏克蘭版圖。按文明衝突理論中的原則和常識，這場戰爭不僅無法避免，而且難以結束。

西方文明特殊的擴張模式

2月24日，普京在電視講話中説：

過去30年間，我們一直展現堅持和隱忍，不斷嘗試同北約主要國家就歐洲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達成共識。但我們等到的回應只有無恥的欺騙、謊言，亦或是施壓與恫嚇，北約置俄的抗議與關切於不顧，仍然不斷繼續擴張。北約的軍事機器已直抵俄邊境。

普京敦促烏克蘭軍人立即放下武器回家。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普京説，“只要是西方試圖染指建立所謂‘秩序’的地方，就會發生流血和傷痛，就會給國際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以可乘之機。”“其中就包括曾向俄羅斯做出的北約絕不東擴承諾。他們欺騙了我們，滿嘴跑火車。”所以，他的結論是：

我們完全有理由自信地説，美國按照其設想和模式建立的西方集團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帝國”。

“謊言帝國”是普京對西方的最新定義，也是一個極不尋常的指控。所謂覆水難收，作為一個世界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首腦，普京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不到不得不武力解決問題的地步，不會如此直白地説出這個事實真相。

很多人認為，從俄軍越過烏克蘭邊界那個時刻起，歷史又一次進入了新階段。在我看來，普京關於西方集團是“謊言帝國”的定義和指控，更是一個歷史新階段的開始。

眾所周知，西方一直以來使用“邪惡軸心”、“獨裁政權”、“專制暴君”等給自己的對手和敵人貼標籤，並以此名義為自己赤裸裸的侵略戰爭披上合法外衣。現在普京開始進行針鋒相對的反擊，直接升級到最高級，使用的是“謊言帝國”這一個核彈級的話語戰爭武器。

這個反擊，其意義無論怎樣評估都不過分。如果假以時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終於認清了這一點，將“美國按照其設想和模式建立的西方集團”認定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帝國”，那麼，西方關於世界事務所發表的意見和看法就都毫無價值了，沒有人再去相信了。考慮到輿論權力是美西方集團世界霸權的最主要支柱之一，這樣一個可能的後果，是它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的。

但是普京所揭示的也的的確確就是一個長期被掩蓋的事實真相。根據他的説法：第一、西方可以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只通過連續不斷的欺騙和撒謊，就搞亂一個地區，達到擴張西方勢力範圍的目的；第二、只要是西方試圖染指建立所謂“秩序”的地方，就一定會發生類似的情況。

可以説，一直以來西方就是這樣通過“謊言帝國”與“金融帝國”、“軍事帝國”的協同合作，實現其全球擴張的。這是一種成本很低的擴張，由於擁有不被挑戰的輿論霸權，僅僅依靠撒謊和欺騙，或者更直接一些，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所定義的“信息恐怖主義”，西方就可以讓一個國家或地區一步步滑向內亂、分裂直至全面內戰，以利於它的從中漁利。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湯因比曾經説過，“近代西方驚人成就的秘密，在於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精神武器這個概念顯然是太文雅了。事實上，無論是在早期歷史上迅速崛起的那個西方，還是如今這個作為全球霸主的西方，謊言從來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武器，其他的武器一旦與這個關鍵武器結合起來，力量就會倍增。

當年西方為了將其他民族的家園土地“合理”、“合法”地據為己有，必須要公開撒謊；今天西方為了在經濟、文化、技術、信息等非領土的空間領域繼續“合理”、“合法”地巧取豪奪，更需要公開撒謊；一直撒謊到今天，終於徹底蜕變為一個離開謊言就無法存在的“謊言帝國”。

可以認為，這正是如今在西方文明與其他幾大文明勢力範圍交界地帶頻頻發生文明衝突的最主要根源。

當今世界根據歷史文化的不同劃分為幾大文明，這是客觀的現實。對於這個現實，中國政府的觀點是：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並不必然是衝突的，不同文明應該相互尊重、和諧共處、交流互鑑，不應該分高低貴賤，這也正是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的深刻內涵。但是，如果其中那個事實上的主導文明執意要讓自己高人一等，執意要以“謊言帝國”面目出現，達到稱霸世界的目的，那麼，任何共同的美好前景都將破滅。

俄烏戰爭還在繼續，西方集團的謊言繼續如影隨形地伴隨着戰事的始終。從文明的角度看，這場戰爭在實際的戰場上是東正教文明內部的兩大兄弟互殘，無論誰輸誰贏都是這一文明自身的內耗；而真正的敵人，卻在那個由謊言編制的虛擬戰場上舒適地收穫着各種戰爭紅利：軍火出口、熱錢迴流、道義加分、他國國家破裂、經濟倒退、人民遭殃……

很容易聯想到，這與台海問題很像。

參考文獻：

1、〔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0年

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3、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22/02/15/nato-and-origins-ukraine-crisis

4、文揚著《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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