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武寧王陵為何被韓國人稱為奇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1971年7月5日，雨季，公州松山裏墓正在進行排水工程。然而，挖溝工人的鏟子似乎突然被卡住了，當他進一步檢查時，發現了零零散散的磚塊。當一塊塊磚被挖掘出來時，一座陵墓突然出現。

移除入口處的磚塊後，金元龍博士和時任公州博物館館長的金永培發現了一塊墓誌銘，上書“寧東大將軍百濟斯麻王、年六十二歲、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到”，斯麻是武寧王的名字，於是武寧王墓得以自此重見天日。

為何被稱為“奇蹟”？

武寧王陵建於百濟時期，距今約有1500年曆史。據韓國考古學家判斷，武寧王的陵墓未曾被盜掘，其發現被韓國人稱為奇蹟，甚至有人將之與圖坦卡蒙墓的發現相提並論。但武寧王陵的發掘過程，若細細考來，可算是韓國考古學界一段略帶悲劇色彩的歷史。

通常，這種王室陵墓發現，除非是搶救性發掘，否則光是調查等前期準備工作就需要相當多時間，然而，武寧王的陵墓並未受到此等待遇。當時，在武寧王陵的發掘毫無章程，記者蜂擁而至圍觀時，現場更變得一團糟，青銅器等文物遭到破壞。最終，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武寧王陵被迅速處理，只有大件的文物被清理了出來，其餘的都被掃在了一個麻繩捆綁的麻袋裏。

金元龍博士後來提到這段挖掘過程時，認為自己負有責任，稱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韓國考古學界一度將武寧王墓的發掘描述為考古學上的災難性黑歷史。好在這樣的災難性發掘給韓國考古學家上了重要一課，後續的考古發掘過程逐漸走向正軌。

武寧王作為百濟的第二十五代君主，其陵墓的建造及出土的相關文物，是瞭解百濟歷史的重要資料。

從百濟王陵石村洞的墓葬羣中可以看出，過去周圍地區的墓葬以石冢為主，而在松山裏的墓葬中，武寧王墓和松山裏6號墓是用磚砌的。磚墓在朝鮮半島並不流行，據目前的考古發掘材料來看，歷史上，類似漢墓形制的磚墓似乎只出現在平壤地區，並不是半島流行的墓葬。

從韓國的地形來看，這裏很容易獲得石頭，就地取材永遠是最方便的，所以用石頭建造的墳墓更多，而較之選用石材，造磚需要的技術要求更高，烘土製磚的過程複雜，並且成本較高。不難想象，武寧王陵墓和松山裏六號墓的磚墓形制應該跟平壤地區一樣，受到了當時中原文明的影響，武寧王墓出土的鎮墓獸也是中原墓葬的常見陪葬物，亦可作為輔證。

從這個層面來看，武寧王陵的發掘不僅補充了百濟歷史的訊息，而且還揭示了古代東亞文化交流的輝煌歷史，中國的墓制、陶瓷、銅鏡，日本風格的木棺，以及取材自東南亞的玻璃珠，都表明當時的百濟似乎是東亞文化交流的寶庫。

“造此是建業人也”

武寧王陵近期為何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這要從一則報道説起。

韓國媒體披露，韓國國立扶余文化研究所日前表示，去年（2021年）在忠清南道公州武寧王陵附近出土的墓磚，上書漢字“造此是建業人也”，確認是由中國古代工匠製造。這更説明了百濟與中國的文化交流。

29號墓出土的墓磚。圖自扶余文化研究所

中國古代的建業工匠似乎曾經漂洋過海，來到百濟，所鑄之磚成為了第二十五代百濟王王陵的一部分，也有可能這位工匠本身就是王陵的設計和建造者。武寧王在位的時間約為公元501年至523年，同時期的中國，北魏與梁（都城建康）對峙。而墓磚所書南京的“建業”之名僅在三國時期被東吳政權期間使用，時間大約是公元212年至280年。

到底是三國時期的匠人就到了百濟，兩百年後，其後人為武寧王造墓？還是東吳流民流亡域外二百年，於六世紀初期到達百濟，鑄造此磚？亦或是此磚在三世紀就已經鑄造，只不過武寧王建陵墓時加以挪用？這些問題着實引人遐想，當然目前或許還無法徹底“破案”。

百濟何時以朝貢國的身份與中國接觸？

從文獻材料來看，百濟的相關歷史記錄見《三國史記》，該書是高麗宰相金富軾（1075年-1151年）奉高麗仁宗之命所編撰的高麗官修正史，是朝鮮半島現存最早的完整史書，全書包括《新羅本紀》、《高句麗本紀》、《百濟本紀》、《年表》、《雜誌》和《列傳》六部分。其中《百濟本紀》共有六卷，按照諸王繼位的順序記錄，這也是我們知道武寧王為百濟第二十五代王的史料來源。

不過，《三國史記》主要參考了朝鮮半島曾經流傳的其它史籍，比如《舊三國史記》、《新羅古記》、《花郎世記》、《海東古記》、《高麗古記》、《百濟古記》、《三韓古記》等，由於編纂之時也參考了中國的史籍，包括《魏書》、《三國志》、《晉書》、《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故而可以説它是朝鮮半島第一部將本土史料與中國史料結合起來編纂的史書，具有一定可信度，但是在兩國史料記載有衝突時，金富軾卻選擇更信任朝鮮本土的史料。

據《晉書•簡文帝紀》記載，東晉鹹安二年正月（372年），百濟“遣使貢方物”，這是百濟首次以朝貢主體的身份出現在中國史籍中。而按《三國史記》的記載，百濟早在漢成帝時期（公元前18年）便已建國，但是《百濟本紀》有云“百濟開國以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也就是説，早期的百濟並沒有文字記事，直到在一位高興博士幫助之下，才開始有文字以記國事，根據學者推算，此事應該發生在公元4世紀中後期。因為在公元前372年，根據《晉書》的記載，百濟首次朝貢東晉，當時的晉制博士有太常博士、太學博士、國子學博士、律博士等，很有可能這位高興博士便是來自東晉。

《三國史記》資料圖

換言之，百濟修史始於372年，之前的歷史幾乎都是追溯的。百濟以朝貢國的身份明確與中國接觸是在372年，也就是説，此前百濟與同時期中國和亞洲其它國家的交流與互動不應該只看朝鮮半島地區流行的材料，還應該參考外部史料。

馬韓，是公元前100年至300年間位於古代朝鮮半島的西南部（忠清、全羅兩道）的部落聯盟， 與“辰韓”和“弁韓”（弁辰）合稱“三韓”。從中國方面的史料來看，《三國志•東夷傳》條列馬韓五十餘國的名單中有“伯濟國”，可能就是百濟的前身。公元1世紀，百濟擊敗馬韓部落的首領目支國後贏得漢江流域。到3世紀末期馬韓僅剩下20個部落。之後，百濟在4世紀最終征服了馬韓所有部落成為朝鮮半島三國之一。

在此之前，中國早就有了與三韓的交往、聯繫。秦統一六國之後，由於秦始皇大興徭役，秦朝的百姓或以暴動反抗，或偷偷逃亡，其中就有一些人逃到了馬韓地區，馬韓“割東界地與之”。不過這樣的流亡人數並不多，且大多被同化，沒有形成一定的秦亡人集體。

西漢初，戰國時期燕國人衞滿率眾東渡浿水進入朝鮮半島，投靠箕子朝鮮，後自立為王，驅逐原先的君主箕準，其君主率人南逃，攻馬韓，相持不下之際，三韓在內的族羣欲“上書見天子”。這裏的天子指的就是西漢皇帝，可見當時的三韓希望與經濟文化發達的西漢地區保持着聯絡。

根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前1世紀中後期，新羅、百濟先後建國，上文已經提到，百濟372年才以朝貢國的身份出現在中國史料中，雖然在此之前百濟已經建國，但是《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中仍舊以韓代稱朝鮮半島的幾個政權，提到東漢“桓靈之末，民多流入韓國”。

值得注意的是，百濟、新羅等國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未被征服的三韓諸部積極尋求與曹魏政權的合作，甚至建立了臣屬關係，286年，未被百濟徹底征服的馬韓遺民還曾“遣使來獻”。

河南洛陽曹魏皇家大墓（新華網資料圖）

到了3世紀中期，百濟曾經趁着曹魏幽州刺史與高句麗爆發戰事的時候劫掠樂浪，但是後因畏懼更大的戰事歸還所掠人口。百濟、新羅與高句麗之間的分歧與戰事勢必導致他們尋求外部強大勢力的支持，與中國的交往勢在必行。但是由於後來中國長期陷入戰爭之中，中原王朝與百濟的官方交往記錄並不多，我們無法悉知其中的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秦以降，戰亂流民北上或南下的情況時有發生，民間的交流也未曾斷絕。

逐漸增多的交往

4世紀，百濟與中國的交往逐步增多，不斷向南方政權朝貢，宗藩關係逐步確立。不光東晉，後來劉宋政權建立，武帝劉裕曾經封當時的百濟王為“鎮東大將軍”，督百濟諸軍事。大明南齊亦延續了這種傳統。儘管這樣的傳統斷斷續續一直流傳下來，但是同階段的百濟與中原王朝的交往並算不上頻繁。

隋唐時期，百濟與中國的交往日益密切，隋煬帝征討高句麗的時候，百濟還曾為隋提供支持。唐朝時期，原本就已經建立的宗藩關係有了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唐太宗時期，在禮法上進一步明確了唐與百濟的宗藩關係，百濟不得按照自己的年號記事，在650年開始使用中國的永徽年號。百濟與中國的交往也不再限於政治層面，唐朝皇帝時常賜物，並教授技法，百濟曾派遣學生前往大唐，請入國學，進一步學習中原文化。

從歷史意義上講，“造此者建業人也”一磚是百濟與中原王朝民間交流的一大見證，雖然不論是三國時期還是南北朝時期，百濟與中原王朝的政治交流都並沒有後來的隋唐時期那麼頻繁，但是民間的交流早已有之。或許，我們今天無法知道這位南京工匠究竟經歷了什麼，但如果再看看此地還出土了時代不晚於4 世紀前葉的中國施釉陶器及瓷器，便也能勾勒出一幅百濟與中原王朝早期文化交流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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