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新基建，一場沒有石頭可摸的“過河”

（觀察者網訊 文/周昊 編輯/周遠方）在剛剛閉幕的兩會上，“數字經濟”持續成為熱點話題，“東數西算”概念自2月中旬以來，已連續成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焦點。

相關熱點是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官方微信號此前發佈的一則消息引爆的:

2月1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能源局日前聯合印發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內蒙古、貴州、甘肅、寧夏等8個地方啓動建設國家算力樞紐節點，並規劃了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羣。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完成總體佈局設計，“東數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啓動。

一些媒體將“東數西算”與“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工程相提並論。2月18日當天和隨後的2月21日兩個交易日，所謂“東數西算”概念股大量漲停。

貴陽經開區大數據安全中心（貴州日報圖）

然而，如果以冷靜和辯證的視角審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不難發現政府在數字經濟和新基建上並不想“大幹快上”，而是特別強調了“適度超前”的佈局和投資的“有效性”：要“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和‘十四五’規劃，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同時要“開工一批具備條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礎設施、老舊公用設施改造等建設項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員李廣乾認為，由於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自身特點，投資的“有效性”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數字新基建不是“鐵公基”

過去數十年，中國曾以大力投資基建的方式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少助力，但數字新基建與傳統的“鐵公基”（以鐵路、公路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存在着巨大的差別。

“數字新基建與傳統的‘鐵公基’建設差異巨大，傳統的橋樑、道路等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使用壽命以百年計”，李廣乾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表示，“但是以數據中心、網絡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在技術層面更新頻率非常快，技術的實用週期特別短，往往不超過10年”。

“所以在圍繞數字基礎設施進行新基建時，一定要有前瞻性的思維，對於技術發展的生命週期、代際演進，技術對產業發展有哪些積極作用，一定要有充分認識。公路、橋樑建成了，哪怕一兩年沒用，10年、20年後總是有用的，但是信息數字基礎設施不同，一段時間不用，很可能成為一堆廢鐵，屆時現有的投入在未來反而會成為一種巨大的負擔，所以在進行可行性研究的時候，一定要充分的尊重技術專家行業專家的意見”，李廣乾表示。

一場“摸不到石頭的過河”

5G通信基礎設施也是“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移動副總經理李慧鏑在今年的MWC展會上曾提出，到2022年底實現全國100%市縣城區及重點鄉鎮農村覆蓋，5G網絡覆蓋人口超10億，中國移動5G基站數將超過100萬站；中國電信與中國聯通也表態稱截至今年年底共建共享5G基站達70萬站。

工信部預計到2023年末，我國5G基站將達到250萬，未來2-3年5G網絡建設將繼續升温。

然而，所謂“5G無用論”的爭議卻從未停止。

“5G其實沒啥用，我們碰到過很多人這麼説，這可能不是指5G一無是處，而是從個人消費者角度而言，2022年的5G作用依舊不明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典對觀察者網表示，過去十多年，我們從PC時代大踏步邁入移動互聯網的大門，從2G、3G到4G，每一次通訊領域基礎設施的革新都帶來巨大的發展的紅利。

但5G時代帶來了一個尷尬，即從消費者體驗來看，4G的速率可能已經滿足了個人消費層面的需求，而5G在基建投入的成本成倍上升的同時，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商業模式仍然沒有清晰，這是一個5G乃至於國內數字新基建都需要直面的問題。

很顯然，從5G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的數字新基建已經發展到非常前沿的程度，但超前建設後，如何讓整個產業經濟生態進行後續的銜接，是一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沒有石頭給我們摸着過河了，可這種強烈的趕超心態仍然存在”，劉典認為，過去中國是以趕超西方的心態在發展通訊產業相關的基建以及配套設施，但現在中國已經比西方很多發達國家做得好，已經走到了全球的第一方陣。

劉典認為，從一個跟隨者蜕變為數字新基建的引領者，這直接導致中國在相關產業上的投資會耗費大量的成本。“適度超前”的新基建雖然會帶來潛藏的經濟新模式和新需求，但“過於超前”的佈局卻會與市場的實際需求相脱節，在商業模式仍然探索的空檔期，這種投資的風險就勢必要由我們的公共部門進行承擔。

劉典分析，傳統基建的投資拉動經濟模式類似攤大餅：將地鐵修建至待開發的空地，然後通過地鐵帶來商業、居住、客流，相關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收益最終會反哺前期的基建投入，這種“鐵公基”基建思維是有成熟的商業模型的，而數字新基建的前景卻是一片未知，進行簡單的套用並沒有很高的確定性。

比如早些年非常火熱的人工智能領域，國內多個頭部公司在燒了大量的資金後，仍然缺乏一個較好的商業變現模式，隨之而來的便是人工智能領域資本、市場的降温。

“智慧燈杆”示意圖（寧波電視台網站圖）

“現在各個地方都在談‘新基建’，特別是地方政府希望用‘逆週期’投資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如果企業和地方都以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為依歸，沒有充分統籌協調，沒有在國家層面去權衡，也可能對產業產生不利影響”，李廣乾指出。

“另一個難題來自美國對我們的堵截”，李廣乾指出，“高端芯片製造的產業鏈很長，不但有大家熟悉的光刻機，還有一些稀有氣體的製造、精密儀表、高精尖的機牀等等，這是對國家整體工業體系的考驗。國家有關部門本來希望超前佈局，但美國的打壓使我們不得不投資佈局一些不那麼先進的技術，這是一對必須處理好的矛盾”。

李廣乾認為，要解決數字新基建有效性和適度超前的問題，還要加強對科研基礎設施和基礎學科建設的投入，需要着眼中長期，培養更多專業人才。

生產力發展催生新的生產關係

“當前圍繞數字新基建發展的核心難點不僅在新基建與產業界本身，更在我們社會經濟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由於技術過於超前所導致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匹配”，劉典進一步分析。

一個明確的事實是，中國的技術革新已經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以此為帶動中國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也往前走了一大步。但是中國的產業側面臨更多技術以外的障礙。

比如説無人駕駛，現在全國各地都在積極推動，國內像百度、華為、海信等等一些公司都在積極推進，但目前來説有很多非技術研發和基建領域的問題，包括社會治理、國家治理、政策法規、倫理道德等，其原有的認知與當前的技術存在略有脱節。

這種脱節並不是因為落後，恰恰是因為技術環境發展太快，直接影響到了生產關係的變動，這也是數字經濟在發展時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狀態的原因。

在構建數字經濟的新生產關係時，還需要注意產業互聯網之間數據互通、生態開放的問題，比如在雲領域、智能家居領域等場景下，國內入局的玩家目前都傾向於構建自己的一套生態和標準體系，容易導致“各自為戰”的割據局面。

劉典認為，產業發展初期各類型企業萬馬奔騰的確會導致低質重複競爭現象的出現，但這種混沌的狀態是必要的，整個行業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會形成某種統一的共識，助推行業形成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此時公共部門下場做規範最為合適。參與者之間的充分競爭有助於整個產業的發展，監管部門介入的時機和方式非常重要。

“這些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好比我們的腳步已經在往前走了，但我們的上半身不一定很快能跟上，腦袋和身體出現了錯位，沒有石頭可摸的‘過河’，需要我們在這種錯位的環境下找到新的平衡”，劉典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