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啓宗：只有踐行“動態清零”政策，香港才有一線生機

【文/陳啓宗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自1997年以來，香港還沒有遇到過比本次疫情更嚴重的非政治性問題。2019年修例風波及其餘緒嚴重損害了人們對香港的信心，而我們處理最新一波新冠疫情的方式則讓國際社會對我們產生了更多疑問。讓我對目前的混亂局面發表一些意見。

為什麼香港必須遵循中國內地的“動態清零”方針？為什麼我們不能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施行“羣體免疫”策略？作為一個轉口港和國際城市，我們的經濟福祉既依賴西方也依賴內地。

舉例來説，前者提供了資本，而後者則是這些資本的使用者。眾多交易經常在香港進行。然而，我們與內地的關係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層面——我們的許多公民每天跨境上班，兒童也同樣跨境上學。

換句話説，我們與西方的聯繫主要是經濟上的，但與內地的聯繫卻是經濟和社會兩方面。深港口岸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口岸之一。

香港近日疫情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對內地而不是對世界其他地區放鬆旅行限制顯然對香港更重要。鑑於應對疫情的政策不同，我們只能選擇一邊。

在施行了“動態清零”措施後，我們不得不實施嚴格的檢疫規範和旅行限制，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其他地區關閉了大門，這會有很大的經濟影響，但如果這意味着我們可以自由進出內地，那這麼做也是值得的。

然而可惜的是，糟糕的處置能力，導致我們未能滿足內地的通行要求。因此，我們基本上與所有人都隔絕了。香港實際上處在了左右為難的境地。

香港在當下第五波疫情中的經歷就像西方兩年前的經歷一樣。而這裏的情況更糟且肇因荒唐。醫院不堪重負，死亡率高企，市民的生計受到嚴重影響。

之所以説香港疫情肇因荒唐，是因為在2020年，當時沒人瞭解這種病毒，也沒有疫苗。而今天不再是這樣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我們的政府甚至到今天都沒能有效應對這場疫情。

香港各行業人士感染率

實現動態清零有兩個標準。首先，必須建立必要的架構體系，包括很高的疫苗接種比例，有效的病毒檢測和接觸追蹤系統和做出實際安排，如擴大臨時醫院的規模並與公眾展開及時有效的溝通。第二，一旦新病例出現，政府必須果斷行動。

而我們的特區官員一樣都沒做。事實上，他們莫名其妙地抵制了很多此類做法。因此，當具有高度傳染性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來襲時，我們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為這一波疫情建立上述架構體系已經來不及了，因為病毒已經無處不在。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領導力不足。我認識許多高級官員，我認為他們的問題主要不在於能力，而在於他們的個性，特別是不夠謙遜和過度自信。對我們的某些領導者而言，這些品質他們一生都改不了。

他們可能還對內地抱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感。他們忘記了內地的抗疫表現要比許多大國都好得多。中國只有11萬餘例新冠肺炎病例，死亡病例不到5000個。相比之下，美國有接近8000萬感染病例並有超過95萬人死亡。

世界各國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

有人可能會問，一條命值多少錢？如果説在目前的混亂局面下我們尚有一線生機的話，那就是香港要認識到，在許多關鍵的治理領域，中國已躋身全球最先進大國之列。

從長遠來看，人類將不得不學會與新冠肺炎共存。這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但我們不知道的是它會如何演變。那些選擇羣體免疫策略的國家別無選擇，只能去直面任何新出現的毒株。

讓我們希望未來可能出現的變種不會那麼致命，但如果它們致命呢？另一方面，中國仍然可以選擇繼續採用“動態清零”政策抗擊疫情，或者改變策略。

這將取決於病毒的變異方式，以及中國政府能否開發出更有效的疫苗。如果“德爾塔克戎”變種（該變種已於兩個月前在歐洲被發現，它被認為是與德爾塔變種一樣致命，與奧密克戎變種一樣具有傳染性）成為下一種主要毒株，那中國政府就沒有理由改變策略。

就目前而言，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需要權衡利弊的事太多，而在這件事上，確保安全總比留下遺憾好。

那麼，我們在香港應該做些什麼呢？距離本屆特區政府任期屆滿已不到四個月。我們只能希望疫情到那時會自然消退，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

（作者：陳啓宗 香港恆隆集團董事長；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香港《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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