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俄烏戰爭與世界政治之意識形態驅動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光斌】

俄烏戰爭無疑會對中國大戰略和世界秩序的走向構成深遠的影響，因而學術界和智庫研究都在忙於政策性研討。政策性的大戰略挑戰無疑是最為迫切的，同時，俄烏戰爭這個“經驗”還挑戰了既有的智識水平和認知能力。

傳統的以地緣政治為核心的國際關係理論只能部分地理解俄烏關係，但是地緣政治這個恆定的變量並不能解釋俄烏關係為什麼是在2014年之後變得越發緊張、直至兵戎相見。在我看來，俄烏戰爭是檢驗、也是推動世界政治學發展的一個契機。

我給世界政治學的一個簡單定義是：世界政治思潮誘發的國內製度變遷以及由此塑造的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顯然，政治思潮而不是傳統的地緣政治或者經濟利益，是研究世界政治變遷的一個重要單元。有了這樣一個研究單元，我們就會對俄烏戰爭有了更深層結構的認識，不但為理解國際關係提供了新視角，也為如何打理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間關係提供教益。

2014年2月20日，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獨立廣場附近，示威者在衝突過後休息。（新華社記者劉紅霞 攝）

政治思潮深刻地改變了烏克蘭，而政治上尚未成熟的烏克蘭民族也因此把自己推向悲劇、直至深淵。脱離了前蘇聯而獨立後的烏克蘭自然也走上了西式代議制民主之路，政黨林立，政黨競爭白熱化，長此以往，原來能和睦共處的兩大民族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逐漸成為宿敵，民族主義為國家分裂埋下種子。

何以如此？黨爭背後其實是民族鬥爭，因為政黨的社會基礎不但有階級階層，更有民族和教派，這樣，以政黨競爭為核心的代議制民主這樣的制度安排，事實上就為民族分裂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化平台。在政黨競爭中，以民族為基礎的政黨為了吸引選票，可以製造身份認同，形成“敵”“我”的認同政治。這個來自眾多歷史和現實的政治邏輯很殘酷，遠不是書本知識傳授的政治浪漫主義所能理解的。

在美國的策動下，2014年發動所謂的“顏色革命”，其實是武裝奪權，趕走了由競爭性選舉產生的來自烏克蘭東部的亞努科維奇總統。至此，烏克蘭境內的兩大民族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敵友”之辯成為烏克蘭政治的主題。

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資料圖）

2014年“顏色革命”是烏克蘭命運的轉折點，政治思潮由所謂的“民主-威權”之爭演變為不可調和的族羣對決。克里米亞半島以公投的方式脱烏入俄，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兩個州宣佈自治，從此內戰戰火燃燒不停。烏克蘭人為了去俄羅斯化，炸燬了境內的紅軍紀念碑，學校教育去俄語化；更有甚者，為了剿滅東部俄羅斯人的“獨立”，烏克蘭政府軍大開殺戒，至今已有1.4萬頓巴斯地區的俄羅斯人被殺害。

烏克蘭的內戰、分裂、尤其是經濟上被國內外寡頭掏空的狀況，讓烏克蘭人處於絕望之中。政權本來是一個國家的頭號大事，選民以遊戲心理把政權交給一個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澤連斯基總統又把權力與一幫演員朋友分享。從百姓到總統，都沒有認真對待過政權這個國之大事。

正是在一片絕望之中，烏克蘭修改憲法，放棄中立國地位而以加入北約為建國目標，以為抓住了救命稻草，甘當美國、北約威脅俄羅斯的橋頭堡和馬前卒，最終把自己送上不歸路。

且不論最終的戰爭結局如何，也不用大談俄羅斯會有什麼樣的戰略失敗，最大的輸家首先還是烏克蘭。那麼多人死於戰火，幾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個城市被炸成廢墟，社會經濟倒退數年。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政治思潮引發的念想惡化了民族關係，而政治不成熟的烏克蘭人又被“念想”牽着鼻子走，跌入深淵。這就是中國人説的“一個巴掌拍不響”。

世界政治學探討的是誘發國家關係的國內政治進程，是一種歷時性進程分析，還原的是現狀性國際關係的因果機制——這也是最有助於總結如何處理好國際關係的研究。沒有國際關係的因果機制分析，就容易被既有的觀念、理論所套牢，容易情緒化，不能客觀地、理性地認識國際關係發生的根源，更不能為建構和諧的國際關係提供教益。

這次俄烏戰爭中突顯的所謂“反戰不反美”現象，決不是學者應有的立場：一個簡單的數字是，冷戰以後美國才是戰爭的策源地。但是，美國建構的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強大的觀念戰壟斷着世界的“認知域”，居然讓很多人以為美國戰爭行為有正義性，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鼓動的敍利亞戰爭、對伊朗人的定點清除、對古巴和委內瑞拉的經濟封鎖都是正義的。真可謂指鹿為馬的荒誕不經。

塞爾維亞球迷拉橫幅列美國入侵史（視頻截圖）

這是中國人研究世界政治不得不面對的有一個殘酷的現實——意識形態之於國際關係的極端重要性。如果説冷戰起源於意識形態之爭，從而把世界劃分為兩極陣營，“新冷戰”並不是有無問題，而是程度問題。此次俄烏戰爭清晰地展現了冷戰政治，制裁俄羅斯的幾十個國家（地區）説到底還是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美國更是努力乘機將中國的中立立場塑造為意識形態上的對手。

以經濟利益處理國家關係，國際關係必然是理性的，因為大家追求的是雙贏；以地緣政治處理國家關係，國際關係也具有一定的確定性，畢竟鄰里關係是搬不走挪不動的，彼此必須相互尊重；但以意識形態去處理國家關係，國際關係就很可能陷於非理性之中，意識形態往往讓人衝動，衝動是魔鬼，比如烏克蘭的悲劇、以小博大的立陶宛自願充當美國反俄反華的急先鋒。

遺憾的是，國際關係中的意識形態衝擊並不會因為烏克蘭悲劇而結束，那些在“歷史終結論”浪潮中成長起來的一些國家的政治精英，並不會輕易地因烏克蘭悲劇而明智地汲取教訓，他們把自己的念想看的比百姓的飯碗乃至生命更重要，甚至把自己的念想視為國家的根本利益。

這樣的國際關係不但是在重複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戰爭，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西方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宗教戰爭的再現。這種現象不是西方的一路向前的進步史觀所能理解的，中國的道家的循環論史觀才能給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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