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60年前的《李雙雙》為何依然動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1958年，作家李凖到河南農村體驗生活，住在當地的婦女隊長家中。這段經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啓發他進行文學創作。兩年之後，他在《人民文學》上刊登了《李雙雙小傳》。1962年3月，導演魯韌將之搬上銀幕。個性鮮明、笑聲爽朗、追求進步的農村婦女李雙雙逐漸成為了一個家喻户曉的藝術形象。

今年是《李雙雙》上映60週年。重温這部作品，我們仍能被故事所具備的張力與主角的出色表演打動。就故事立意而言，《李雙雙》反映的問題也並未過時：在公共空間，農村婦女如何發揮半邊天的作用？在家庭空間，她們如何彰顯自身的價值，而不再只是丈夫口中的“屋裏的”、“做飯的”？

今天的我們仍在討論這些內容，而《李雙雙》則立足於當時的時代背景給出了答案。

影片一開始，李雙雙給丈夫孫喜望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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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在那個時代，李雙雙並不知道“女性意識覺醒”、“婦女權利”等名詞，但是她本身的行為正是對這些術語的踐行。她積極參與村裏的大小集會活動，保衞自己的權益，與落後守舊的觀念做鬥爭，還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了自己的丈夫和身邊的環境。在那個年代，她無疑是一位既實現了個人價值，又貢獻了集體的女性。

故事一開始，李雙雙就給觀眾留下了潑辣能幹的印象。面對村民“小偷小摸”拿公家東西的行為，她敢於不留情面、仗義直言。村裏修渠缺勞力，她便主動領着一隊婦女參與其中。出完工的雙雙回到家中，被丈夫孫喜旺指責“多事”、“誤了做飯”，雙雙也敢於據理力爭，批判丈夫思想落後。

村裏越來越多婦女參與修渠，問題也來了。不少婦女都被家人嘲諷：“又不給工分，是白出牛力！”雙雙逐漸意識到：“現在這麼缺勞力，婦女卻都不去，這和咱們隊工分記得馬虎有關係。”於是她靈機一動在村口貼出了自己的想法，建言獻策。這些想法也獲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評。在村民的推薦下，讀過初中、能寫會算的孫桂英和雙雙的丈夫孫喜旺當選為新任記工員。

李雙雙的建言獻策

隨着故事的展開，雙雙還因為丈夫計工分徇私與之產生了衝突。孫喜旺則一直覺得雙雙説話衝、管得太寬。兩人的矛盾逐漸被激化。不過在經歷了一系列波折之後，兩人還是冰釋前嫌，找到了更好的相處之道。雙雙幫助喜旺實現了進步，故事也迎來了愉快的結局。

孫喜旺和李雙雙的家庭生活是融洽的。但是，孫喜旺也有難以免俗的大男子主義傾向。台詞中，孫喜旺多次説到洗衣做飯、伺候男人是李雙雙應該做的，自己可以因為愛而“幫忙”分擔。而在經歷了幾次“離家出走”之後，孫喜旺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慢慢放棄了對李雙雙“管家婆”式的界定。他開始將李雙雙當成自己的同志，也認同雙雙的理念。更加平等的家庭氛圍也得以在他們之間形成。

在電影裏，李雙雙還是自由戀愛的維護者。當孫桂英的父母試圖給女兒找個城裏人相親、包辦婚姻的時候，也是李雙雙站了出來，促成了桂英與自己心上人的結合，幫她擺脱了“父母之命”。這在其他人看來似乎是多管閒事，覺得李雙雙的手伸得太長了，伸過了自家的鍋碗瓢盆，伸到了別人家去，但是如果從更高的層次來看，這恰恰彰顯了李雙雙所代表的女性們在思想上的先進性。

隨着後續內容的展開，我們看到了李雙雙更為豐富的生活場景。而這些內容也部分詮釋了李雙雙為何能實現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為何李雙雙能夠在家庭中獲得如此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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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生活之外，雙雙和幾個婦女積極分子主動參加生產隊的修渠活動，想為集體出一份力，她們期望在集體活動中展現婦女的力量。這本質上是一種忽視生理差異的性別平等，不由讓人聯想到60年代真實存在着的“鐵姑娘”。

而李雙雙不光在行動上證明了女性的能力，還對女性在集體勞動中消失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上文介紹，她認為大隊裏對女性記工分太過馬虎敷衍，沒有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隨後還親自向生產隊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羣眾對李雙雙的意見表示支持，老支書讚揚雙雙能幹，公社的黨委也同意重新糾正原來不負責任的計分行為。從這一步來看，李雙雙不僅走出了家庭這個私人空間，走向了集體的公共空間，還挑戰了原來傳統社會固有的男主外女主內的陳規，實現了性別意識與階級意識的雙重翻身。

值得一提的是，李雙雙還是一位教育者。她的第一個指導對象就是她的丈夫孫喜旺，在她的丈夫逃避責任，因為怕得罪人不願意擔任記分員這個位置時，她通過自己的方式“逼”自己的丈夫承擔起了責任，用李雙雙的台詞説——“就看不慣你這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並且在整個工作過程中，她一直監督並鼓勵孫喜旺秉公辦事。

電影中的副隊長金橋和公社的社員因為掙工分投機取巧，只圖速度不求質量。他們被李雙雙揭發之後心生不滿，勸孫喜旺要對自己的妻子多加管教。喜旺頂不住壓力，以離家出走威脅雙雙，二人在反覆拉扯之後，不歡而散。

後來，當孫喜旺面對金橋等人貪污的事實仍無動於衷時，雙雙立刻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不應該高高掛起，否則也是害了金橋！如果説之前面對雙雙的教導，孫喜旺還是無動於衷的話，這次他算是真的聽了進去，主動解決了問題。

重歸於好的李雙雙與孫喜旺

這部分故事通過李雙雙的表現，展示了當時的社會主義女權理想。與此同時，也闡明瞭婦女通過在集體中勞動掙工分、獲得話語權，並以此提升家庭地位的路徑。李雙雙讓孫喜旺逐漸意識到了她並不只是個“洗衣做飯的”，這也迫使孫喜旺反思自己的問題，尋找與雙雙更合理的相處之道。

在農村婦女解放運動中，一系列旨在提高婦女在經濟、生產層面地位的配套政策至關重要。1940年，毛澤東在給中央婦委的信中就寫道：“婦女工作之少成績，我看主要在沒有注意經濟方面。”

1943年2月26日，《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指出：“提高婦女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亦須從經濟豐裕與經濟獨立入手。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生活都過得好，這不僅對根據地經濟建設起巨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質條件，她們也就能逐漸掙脱封建的壓迫了。”

在勞動中認識到自己的價值，在集體中發揮自己的價值，對於李雙雙們的解放發揮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50年代的《新中國婦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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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雙雙們得以出現，源於五四運動以來一代代女權主義者的呼籲與努力，更源於新中國帶來的解放和建設紅利。在《李雙雙》創作的那個年代，保護女性，提升女性地位已經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展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0年頒佈了第一部重要的法律《婚姻法》，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男女權利平等，主張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規定“夫妻雙方均有選擇職業、參加工作和參加社會活動的自由。”這部法律旗幟鮮明地反封建婚姻習俗，明確“禁止重婚、納妾”，讓長期處於買賣和包辦婚姻下的農村婦女獲得了拒絕包辦婚姻和離婚的權利。此外，當時一系列打拐、禁娼行動也在持續推進的過程中，這些都保障了廣大婦女羣體的權利。

1953年則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其中，第一章總則的第四條規定：“凡年滿十八歲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和各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些立法讓女性的財產權利和參政權利都得到了保障，但是考慮到地域差異、封建思想殘餘回潮等複雜因素，法律規定在實際操作層面尚不能完全落實到基層去。

有時候，法律和影視文學作品的影響未必能夠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時至今日在許多欠發達地區，傳統的父權制邏輯依舊深深支配着人們的生活方式。不論是婚姻方式還是家庭的運轉模式，都未能逃離出固有的框架。改變這些現象，無疑仍然需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

影視作品中的李雙雙，她的成功既基於自己的先進意識和出色的能力，還依賴於背後的公社和集體的支持。當今時代亦是如此，只有在全體社會成員的合作與努力之下，婦女權益保障才會取得實質性進展——

從技術的層面講，如何讓相關法律更好地落實到基層？如何進一步保障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權？如何保障她們在宅基地等方面的財產繼承權？如何防止各種黑惡勢力滲透基層，侵害婦女兒童權益？如何及時發現、及時解救被侵犯合法權益的婦女兒童？這些都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農村婦女權益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這次的兩會提案中，我們也看到了代表們的不懈努力。

而在宏觀層面，如何讓農村社會“再組織”起來，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則是一個基礎性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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