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談新冠，別再總盯着流感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岑少宇】

疫情進入2022年，奧密克戎毒株在全球範圍大規模傳播。臨牀醫生普遍認為，無論從致死率還是住院率來看，奧密克戎的毒性都要弱於德爾塔，更弱於疫情早期的毒株。

上週，《柳葉刀》雜誌發佈了關於奧密克戎毒性的大規模統計研究。英國衞生安全局（UKHSA）收集了從2021年11月29日到2022年1月9日的英國英格蘭地區新冠確診數據，總數高達151萬例多患者，其中106萬例多為奧密克戎感染，應該説能夠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

和德爾塔相比，感染奧密克戎的整體住院風險下降59%，就醫風險降低44%，感染後28天內死亡風險下降69%，充分印證了臨牀醫生的“感覺”和一些小規模的統計。

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真能把奧密克戎當作“大號流感”，就成了一個在國內外都非常熱門的話題。

比如，英國的《金融時報》就煞有介事地發表文章，聲稱感染奧密克戎的致死率（IFR，infection fatality rate，也有用risk或proportion的）已經低於流感。只不過，它用來對比的數據是新西蘭流感……

為什麼這麼麻煩要用千里之外、總是被人遺忘的新西蘭？

因為它引用的新西蘭流感IFR是0.039%，那麼英國呢？哪怕在2009年H1N1大流行的時候，9-12月也只有0.009%，6-8月只有0.005%。

顯然，拿英國的流感數據比，就不大好説是“大號流感”了，得説“大大大大大大……號流感”。

老牌媒體《金融時報》“從善如流”，受到批評後，馬上改掉了數據的新西蘭來源，但結論卻不變，計算出的流感數據範圍還是和新西蘭那個差不多，反正其中有需要估計的部分，繼續玩數據就行

暫且把《金融時報》玩弄數據的行為放在一邊，我們其實本來就不必過於糾結在新冠與流感的比較上。

首先，季節性流感和新冠都沒有什麼將要“滅絕”的跡象，未來兩者很可能同時與人類共存。

即使新冠的致死性真降到和季節性流感一樣，也不意味着流行季的呼吸疾病死亡人數、對醫療系統的壓力就會回到過去，極可能仍大大高於曾經只有季節性流感的時候（當然會小於兩者的簡單相加）。可見，考慮“常態化”的情況時，單看新冠或流感的數據未必恰當。

真實世界數據應當可以看出這種疊加的壓力，但國內由於疫情管控得好，對此幾乎沒有一手的數據和體會；而海外由於疫情嚴重，新冠致死仍然大大高於季節性流感，大概也難以顧及真正的“常態化”是什麼樣，還沒心思想這個“我們再也回不去了”的問題。

其次，流感並非什麼“金標準”。

對於人類來説，防護疾病要付出經濟社會代價，避免疾病的損害也可以挽回可能的經濟社會損失，孰輕孰重，不同社會判斷標準迥異，對死亡人數的承受力也各不相同。

人類與季節性流感共存的事實，並不意味着它就是判斷人類能否與其他疾病共存的標準。只是恰好有這麼個疾病，其傳播力、危害性、防治代價的組合，落在各個社會大致都能夠接受的範圍內。

每一起死亡，對個人、家庭、朋友來説都是悲劇，但從社會角度而言，這個“可接受範圍”不易估計，卻真實存在。其他傳染病在這些方面的組合，也可能落在“可接受範圍”內，並非要與流感一模一樣。

綜合上述兩點，在探討時一味比較流感和新冠的數據沒有多大意義。並不是説新冠的致死性降到流感水平，就必然要放鬆管控；同樣，也不是説，只要還沒降到流感水平，就一定不能放鬆管控。

放鬆的標準應該基於經濟、社會、醫學等等的綜合考量。由於新冠疫情形勢已可以分成“中國”與“外國”，評估經濟得失要包括國內外循環，變得非常複雜。即使只看醫學方面，也要考慮呼吸系統傳染病帶來的總體壓力、死亡人數的社會承受力、後遺症的影響等等，絕非新冠PK流感就能概括。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被歸為新冠後遺症的傳言、報道很多，但目前還沒有發現學界公認的嚴重後遺症。患者如果得小兒麻痹症致殘了，可以定傷殘等級，對社會生產、保障帶來的影響，也有比較成熟的衡量方法，但新冠最多的後遺症只是乏力、氣喘、疼痛，很小部分的患者據稱有認知障礙等，準確評估這些症狀對社會的影響並不容易。

而且，很多研究其實基於前期“更猛”的毒株，對奧密克戎的後遺症研究仍不充分。但目前也沒有跡象表明，這個更弱的毒株，反而會產生更強的後遺症。

第三，放開管控很可能是個動態過程，過於注重新冠和流感的“靜態”數據比較，反而容易誤事。

新冠的一大威脅是醫療資源“擠兑”。即使“後疫情時代”呼吸系統傳染病的各方面組合落在前面所説的“可接受範圍”內，成為一種“新常態”，但只要在從目前的“管控常態”向“新常態”轉換時舉措失當，依然可能造成部分地區醫療資源“擠兑”，導致不必要的損失。

跟蹤當前及未來主要流行毒株在佔據優勢地位後的致死率、重症率、住院率等數據固然重要，也要關注它們在蔓延過程中，對重症率、住院率的影響，才能更好地制定動態策略。

進一步地，建模者是否能夠深入理解中國大城市、中小城市、農村社會在生活方式、醫療資源上的不同，對新冠在不同地區的傳播和“醫療擠兑”風險做出比較準確的估計，是頗具挑戰的“技術活”。

能落在中國“可接受範圍”的毒株目前還沒有出現，如果哪天出現了，主要數據也在國外，如何獲得準確數據？如何在模型中對接上中國國情？

難度不是一般的大。但如果這方面的工作沒有做好，那麼為求保險，也就不得不進一步延後放開管控的時間。這些都遠遠超出目前輿論中常見的新冠與流感的數據比較。

最後，在技術層面，數據的不確定性導致很多探討成了圍繞數據的無意義爭執。

每年季節性流感的嚴重性是不斷變化的，數據會有不小的浮動。選用什麼數據，都能撕上半天。

有些數據本來就不可能拿到準確值。在統計上，WHO的分類將流感與肺炎合併為一個大類，流感可以認為是其中的J09-J11三項。如果要統計總人口中流感與肺炎的死亡人數，大致還能得到比較可靠的數字，但也不會完全精確。

比如，流感導致死亡的併發症很多，不只是肺炎，這些病例就可能缺失。

如果要只統計流感，那麼遺漏的可能性更多。比如，肺炎死亡患者也未必都進行流感檢測，或者因其他併發症死亡的患者，在患病後期才就醫，呼吸道樣本可能已經檢測不出流感等等……

如果統計感染者中的死亡率（IFR），數據問題還要大。流感患者未必就醫，不會被統計到患者總數里，死亡率的分母就偏小了。新冠也有類似問題，除了中國這樣完全管控，幾乎不可能漏過一個感染者的情況，其他國家的真實感染人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筆亂賬。

在一國範圍內，即使得不到準確數據，憑藉數據模型和流感檢測系統，比較不同年份流感的情況，依然是有指導意義的，至少系統誤差相對小些。但直接比較流感和新冠，甚至是不同國家的數據，系統誤差就會大很多，意義有限。

哪怕只看新冠致死人數的比較，也能發現很多問題。國內的數據基本是在醫療系統沒有承受巨大壓力下得出的，與放開管控比可能偏低；國外目前的新增數據，是在大量人口已經感染過新冠的前提下得到的，直接挪到中國頭上，也會偏低。

反過來説，即使放開管控，總體而言，中國民眾依然可能保持比國外民眾更高的防疫意識，這是一個能有效抑制傳播，減少“醫療擠兑”風險，降低致死人數的因素。

而疫苗注射率，特別是老年人注射率，以及主流疫苗種類的差異，會帶來更多變化。問題的複雜性使得一些對數據來源、背景欠缺考慮的粗疏比較失去意義。

**新冠與流感值得比較的地方，或許在於變異。**有人説：“新冠肺炎病毒的變異是它非常重要的特徵，誰也不能保證奧密克戎株就是最後的一個變異株。”言下之意，現在不開放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未來會產生什麼。

然而，這點恰恰不應該成為重要的考慮因素。新冠的變異速率不如流感，很多人設想會產生這樣那樣的“超級毒株”，這種可能性在流感上也完全存在，甚至或許更大。至於突破疫苗保護，流感更是“典範”。

不能排除所有可能性是科學“非常重要的特徵”，不應基於微小的可能性來制定政策，那樣反而是一種消極、保守的行為，人類將寸步難行。哪天當新冠真與人類“共存”了，也只是危害下降，還是會感染大量人口，變異的機會依然巨大。用“怕變異”的思路考慮防疫，豈不等於要永遠封控？

流感變異快，人類的策略是立足真實世界的情況來應對。病毒突破了疫苗，人類就加快疫苗的更新，病毒殺傷力變強成為“大流感”了，人類就落實更多的防疫措施。這才是積極、有效的行為。

奧密克戎顯然不在中國社會的“可接受範圍”內，如果它真是“最後的一個變異株”，意味着我們要麼長期無法放松管制、承擔高昂的防疫成本，要麼被迫放開，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那樣才是我們真正的不幸。

好在變異永遠存在，我們應該冷靜地等待新的主流變異株。變異雖然隨機，但在自然選擇機制的作用下，傳播力更強、致死性更弱的定性規律往往還是成立的。希望一種真正温和的新冠毒株儘快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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