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誰創造了烏克蘭？——兼論烏克蘭衝突的解決出路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從烏克蘭衝突爆發至今，儘管俄羅斯官方在其立場表述中一直強調特別軍事行動的目的是讓烏克蘭“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但俄羅斯官方對烏克蘭立國基礎的表述難免讓人浮想聯翩：在特別軍事行動開始當天（2月25日），普京在全國講話中宣稱現代烏克蘭是“完完全全被俄羅斯創造出來的”，將現代烏克蘭國家的建立“歸功”於1917年那場深刻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的偉大變革。
俄羅斯的後續政治宣傳也基本上緊咬這個口徑。就在3月18日，觀察者網刊登了號稱“普京的哲學家”的亞歷山大·杜金的文章。文章中重申了普京在2月25日講話當中的內容，並進一步論證烏克蘭是“盎格魯撒克遜直接操縱，直接針對俄羅斯的”。
誠然，烏克蘭的地理位置對於俄羅斯來説有“唇亡齒寒”的重大意義，北約是否納入烏克蘭、東擴到俄羅斯西南邊界，攸關俄羅斯的核心國家安全利益。而烏克蘭自2014年發生“顏色革命”以來，國內法西斯主義實力大增，新納粹勢力當道是不爭的事實。俄羅斯關於烏克蘭“去納粹化”的主張更是為特別軍事行動賦予了一定程度上“弔民伐罪”的正義色彩。
但是，俄羅斯政府及其智囊實質上否認烏克蘭作為政治實體的存在歷史和現實，或許並不足以體現歷史事實的複雜性，對形成一個公平、合理乃至有利於俄羅斯的烏克蘭問題解決方案而言，還可能反而增加了難度。
筆者認為，在烏克蘭衝突進入白熱化，各種觀點和假設譁眾取寵，各種歷史和傳説真假難辨的情形之下，應當正本清源，對烏克蘭的前世今生進行符合歷史事實的梳理，才能更好地理解俄烏之間特殊複雜的“歷史經緯”，並真正有助於尋求一個對於各方來説公正合理，同時有利於緩和國際局勢的烏克蘭問題解決方案。
近代烏克蘭民族的緣起
提到俄羅斯和烏克蘭，歷史學者和歷史愛好者們很容易就聯想到882—1240年以基輔為中心的“基輔羅斯”國家。雖然早在公元6世紀，斯拉夫人的一支——東斯拉夫人便在東歐平原的第聶伯河中、上游，奧卡河、伏爾加河上游，西德維納河一帶定居，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
直到公元8到9世紀，來自北歐的維京人的一支為了控制從北歐到黑海—地中海的貿易路線而侵入了東斯拉夫人的土地，並建立了統一的東斯拉夫人的國家——基輔羅斯。
11世紀的基輔羅斯，圖片來源：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羅斯”這個詞最早出現在拜占庭的史書當中，指代的是“居住在第聶伯河沿岸的瓦良格（維京）人”。而古羅斯編年體史書《往年紀事》則在記載公元837年曆史的時候首次提到了“羅斯”這個詞，用以指代東斯拉夫人所居住的以基輔為中心的土地。
現有的史料大都佐證了這一歷史，認為基輔羅斯是東斯拉夫人——羅斯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個國家，被視作現代東斯拉夫人國家——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的共同祖先，三國的共同歷史淵源大略取決於此。
但1240年，基輔被金帳汗國攻陷，基輔羅斯滅國，東斯拉夫——羅斯斯拉夫統一國家的歷史被中斷，三個部分開啓了不同的發展軌跡：東北羅斯地區各公國長期向金帳汗國俯首稱臣，並在金帳汗國的卵翼之下逐漸以莫斯科為中心走向統一，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國並最終推翻了金帳汗國的統治，視為大俄羅斯——近現代俄羅斯的立國之始。
以原波洛茨克公國為中心的西部羅斯地區依附於波蘭—立陶宛邦聯。在基本上沒有受到蒙古征服波及的情況下，此地的羅斯人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新的民族形態。由於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受到蒙古人的“玷污”，所以這個新形成的民族以“白羅斯”人自稱——“白”在斯拉夫文化的語境當中有純潔的意思。這個新的民族形態也就是近現代白俄羅斯國家立國的民族基礎。
相對於大俄羅斯的“自主”和白俄羅斯的“純粹”，烏克蘭的民族形成史就複雜得多。與作為金帳汗國臣屬地位的莫斯科國家和長期屬於波蘭—立陶宛邦聯一部分的白俄羅斯國家不同，現代烏克蘭國家所在的南俄草原歷史上曾經是金帳汗國的一支——藍帳汗國直接控制的地區，在蒙古人的力量被趕出去之後至俄普奧三國瓜分波蘭以前，則是波蘭—立陶宛邦聯的一部分，各種勢力在此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沒有建立相對穩固的統治。
16世紀的歐洲，可以看到如今烏克蘭的西部地區仍在立陶宛大公國的控制下，東部地區則屬於克里米亞汗國，圖片來源：usf.edu
同時，在13—16世紀，一些不堪忍受蒙古—金帳汗國統治的斯拉夫人，以及飽受莫斯科和波蘭—立陶宛地主壓迫的農奴，還有破產的城市平民和冒險家逃亡到南俄草原。南俄草原適合耕種和放牧的自然地理條件使得這些逃亡的流民在此集結定居，並用突厥語當中的“自由人”來稱呼自己，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赫赫有名的遊牧民系——哥薩克人便由此產生。
而不管對於北方的莫斯科國家、來自東方的金帳汗國、還是西方的波蘭—立陶宛國家而言，南俄草原在當時都是遙遠的邊陲地區，於是乎南俄草原四周的斯拉夫政權便用斯拉夫語言當中的“邊陲”（俄語、白俄羅斯語Край，烏克蘭語Країна，波蘭語Kraj ）來形容這片廣袤而富庶的土地。
久而久之，一個由“邊陲”派生出來的詞語“烏克蘭”（俄語Украина，烏克蘭語Україна，白俄羅斯語Украіна，波蘭語Ukraina）就成了對這片土地的稱呼。
按照斯大林的民族經典四要素，共同的地域（南俄草原），共同的語言（斯拉夫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遊牧、耕作），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質（都認為自己是來到邊陲地區的“自由人”），一個近代的烏克蘭民族便呼之欲出。
烏克蘭民族在鼎盛時期，除了遍佈南俄草原一帶，在北高加索的庫班、頓河地區，喀爾巴阡山山麓、加利西亞等地均有分佈，而莫斯科國家——俄羅斯的勢力是之後才到達這些地區。
綜上，從基輔羅斯的史實角度出發，東斯拉夫——羅斯斯拉夫三大主要民族顯然有着長期的、共同的歷史，但1240年基輔被攻陷、基輔羅斯滅亡之後，東斯拉夫的三支在不同的政治、社會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並在幾百年的歷史長河當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民族，這其中也包括烏克蘭民族。
沙俄和烏克蘭的關係
從對歷史的梳理當中可以發現，近代烏克蘭民族在基輔羅斯滅亡之後的幾百年裏走過了一條迥異於近代俄羅斯國家前身——莫斯科國家的發展歷程，而近代烏克蘭民族同俄羅斯的聯姻則起源於近代烏克蘭歷史上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赫梅利尼茨基起義。
在蒙古勢力退出之後，波蘭便取代了蒙古在南俄草原的位置。在南俄，波蘭人進一步加強了農奴制，同時大規模削弱和限制哥薩克人。1638年，波蘭當局只為哥薩克人保持6000人的編制，並取消哥薩克人的自治權。
1648年，不堪忍受波蘭統治的哥薩克人在蓋特曼（酋長）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領導下發動起義，成立了哥薩克酋長國。波蘭和哥薩克互有勝敗，但在1650年，由於克里米亞韃靼人的背刺，起義遭遇巨大挫折。
赫梅利尼茨基，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波蘭與哥薩克之間爆發的別列斯捷奇科戰役
在此情況下，赫梅利尼茨基便以“帶領麾下全體哥薩克的城市和土地歸順”為交換條件，向同為東斯拉夫人和東正教信徒的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求助。鑑於接納赫梅利尼茨基意味着徹底與波蘭撕破臉，在經歷了3年的政治算計之後，1653年10月，沙皇才最終決定接受赫梅利尼茨基的歸順。
1654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率領麾下正式以“帶着土地和城市”的哥薩克軍隊首腦的名義，向沙皇宣誓效忠，並被授予象徵權力的狼牙棒和旗幟以及象徵臣屬地位的朝服。在俄羅斯的歷史學語境當中，這個歷史事件被稱為“烏克蘭自願歸併俄羅斯”。
赫梅利尼茨基的歸順對於俄羅斯而言意義重大，直接扭轉了俄羅斯與波蘭在東歐的力量對比，俄羅斯就此取代了波蘭東歐霸主的地位，而波蘭從此一蹶不振直至被瓜分亡國。正如杜金在他的那篇文章當中所説的那樣，“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是一個帝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聯姻對俄羅斯的歷史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儘管近現代烏克蘭國家的雛形——哥薩克酋長國，在成立不久就選擇同俄羅斯聯姻並以此將俄羅斯推入“列強”的行列，但“自願歸併”俄羅斯的哥薩克人——烏克蘭民族與俄羅斯帝國之間的關係遠沒有杜金老師所宣稱的那樣和諧地融為一體，相反雙方一直齟齬不斷。
早在赫梅利尼茨基剛開始宣佈歸順的時候，他便要求沙皇也宣誓尊重哥薩克軍隊的特權，但被俄國特使布圖爾林以“沙皇不能宣誓效忠他的臣民”為由蠻橫拒絕。俄羅斯帝國和哥薩克——烏克蘭人的不平等關係從兩國聯姻一開始便已種下（雖然在現在的俄羅斯政府和其智囊看來，這樣的政治安排“天經地義”）。
在兩國合併初期，哥薩克酋長國就曾經反抗過沙皇的權威。赫梅利尼茨基的繼任者，曾經長期在波蘭宮廷中供職的馬澤帕在擔任酋長期間，就曾與波蘭談判，企圖重新歸順波蘭，並在俄羅斯和瑞典的“北方大戰”中支持作為俄羅斯敵人的瑞典。
這種“反叛”行為直接招致俄羅斯帝國對哥薩克酋長國的報復，在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爾塔瓦戰役中擊敗瑞典和馬澤帕之後，俄羅斯帝國便進一步大力削弱、踐踏哥薩克——烏克蘭政治實體。
波爾塔瓦戰役，圖片來源：historytoday.com
1764年，哥薩克酋長國和酋長被葉卡捷琳娜二世廢除，1775年，作為烏克蘭獨特政治實體象徵的扎波羅熱營(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被葉卡捷琳娜二世直接下令夷為平地，作為政治實體的烏克蘭自此暫時消失在了歷史當中。
儘管作為政治實體的烏克蘭消失了，但是在作為“民族監獄”的俄羅斯帝國之內，對烏克蘭人的歧視和壓迫就一直沒有間斷過。舉例來説，由於主體來源於逃亡農奴、城市貧民和冒險家，烏克蘭人被俄羅斯人視為“鄉巴佬”，更因為哥薩克人的特殊髮型被俄羅斯人蔑稱為“霍霍爾人”（Хохол，意為“一撮毛”）。
由於俄羅斯帝國在烏克蘭厲行農奴制，導致烏克蘭農奴對俄羅斯地主恨之入骨，並以“莫斯科佬”（Москаль）回敬之。同時，俄普奧三國瓜分波蘭時，烏克蘭人口占大多數的加利西亞地區（今烏克蘭沃倫州、利沃夫州）被分給奧地利，使得奧地利烏克蘭文化在不受到俄羅斯影響的情況下相對獨立發展。
在這些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在沙俄時期，烏克蘭民族主義並沒有被大俄羅斯主義“溶解”。進入19世紀，烏克蘭民族主義同西方傳入俄羅斯的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的精神以及反抗農奴制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再加上以塔拉斯·舍甫琴科為代表的一大批烏克蘭知識分子對烏克蘭文化的整理、發掘和再創造，雖然沙皇政府對包括烏克蘭民族主義在內的烏克蘭民族性進行毫不放鬆地打擊，但烏克蘭民族主義仍然在繼續發展。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俄羅斯帝國的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特別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強專制統治、厲行俄羅斯化的政策導致俄國內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時，加利西亞地區的烏克蘭人由於奧匈帝國相對寬鬆的統治而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活動的中心，烏克蘭民族主義思潮被進一步刺激。
而對民族主義的解釋權則不出意外地落入烏克蘭上層人士，特別是奧匈帝國統治下烏克蘭的上層人士手中，這些人成為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
現代烏克蘭政權的成立則是利用了二月革命的契機。1917年3月4日，烏克蘭成立了以格魯舍夫斯基為首腦的中央拉達政權——而此時距離十月革命還有將近八個月的時間。自1917年至1921年，在烏克蘭先後成立了由西蒙·彼得留拉為首腦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政權，以斯科羅帕茨基為首的“烏克蘭國”政權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政權，甚至還有以內斯托爾·瑪赫諾為首的“無政府主義烏克蘭”政權。
這些政權的政治主張各有差異，但是都主張烏克蘭擺脱俄羅斯以獨立和反對共產主義（看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對彼得留拉匪幫的描寫，就知道這些人是什麼貨色），建立囊括所有烏克蘭人的“大烏克蘭”國（疆域除了當今烏克蘭的全部疆域之外，還包括頓河、庫班河流域至北高加索的廣大地區）。這些藉着沙皇帝國崩潰而橫行在遼闊草原上的民族主義匪幫，是當時烏克蘭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
總結下來，現代烏克蘭的建立絕不是像俄羅斯現政府和杜金老師所説的那樣出自於布爾什維克“行政手段”的“設計”。在沙皇俄國崩潰，“民族監獄”崩塌的1917年，烏克蘭建立獨立政權是那個時期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相反，在烏克蘭建立獨立的蘇維埃政權並與蘇維埃俄羅斯進行聯合，是當時繼續保持俄羅斯和烏克蘭結合的唯一合理有效的方式。
即使筆者不在這裏梳理烏克蘭和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歷史，試想是反蘇反共的西蒙·彼得留拉、巴維爾·斯科羅帕茨基、內斯托爾·瑪赫諾之流會為一個俄羅斯和烏克蘭合為一體的國家奮鬥，還是紅色烏克蘭的優秀兒子保爾·柯察金和他背後的原型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會為一個俄羅斯和烏克蘭合為一體的國家奮鬥？
奧斯特洛夫斯基
歷史給出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紅色烏克蘭不是烏克蘭同俄羅斯分道揚鑣的鴻溝，而恰恰是烏克蘭同俄羅斯繼續聯姻70餘年的紐帶和橋樑——雖然這個保爾們所為之奮鬥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合為一體的紅色國家，並不是俄羅斯現政府和他們的智囊想要的。
在正本清源基礎上俄烏最終和約條款的探討
正因為烏克蘭從歷史上展現出來的具有生命力的獨立性，當前有效的烏克蘭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應當建立在對烏克蘭的主權和歷史的尊重之上。
據烏克蘭媒體3月10日的報道中披露的俄羅斯和談條件如下：
1、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的要求，保持中立地位。俄羅斯將保證烏克蘭的安全。
2、將俄語作為烏克蘭的第二官方語言，取消所有對俄語的限制。
3、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
4、承認“頓涅茨克共和國”和“盧甘斯克共和國”獨立。
5、烏克蘭去納粹化。禁止極端民族主義、納粹和新納粹政黨，廢除現行美化納粹和新納粹的法律。
6、烏克蘭去軍事化。烏克蘭完全放棄進攻性武器，成為非軍事化國家。
從烏克蘭同俄羅斯歷史上的特殊關係和俄語在烏克蘭人當中的實際使用情況，第1條、第2條和第6條烏克蘭當局應當考慮接受。從烏克蘭自己的歷史和整個人類的歷史正義出發，第5條烏克蘭當局更應當無條件接受。但從有效消除烏克蘭這個潛在國際衝突熱點，尊重烏克蘭主權，同時照顧俄羅斯合理安全關切的點出發，顯然第3條和第4條內容應當是值得商榷的。
鑑於克里米亞半島的歷史歸屬多變，地位相對模糊，主要居民都是俄羅斯族，自2014年併入俄羅斯並處於其有效治理之下，又鑑於2014年“顏色革命”後上台的烏克蘭政府對本國法西斯主義的縱容，對俄羅斯族和俄語居民的迫害也是驅使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的重要誘因，烏克蘭失去克里米亞一定程度上算是烏當局咎由自取。烏克蘭當局或許應該考慮有條件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
而與克里米亞半島的情況不同，烏克蘭東部兩共和國並非像俄羅斯所宣傳的那樣特別對俄羅斯心嚮往之。筆者曾於2019年親自前往“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控制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幾乎所有接觸到的當地百姓都表示自己是烏克蘭人而不是俄羅斯人，對於俄羅斯人歷史上同烏克蘭人的齟齬和現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東部兩共和國之間不平等的關係也頗有微詞。
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成立共和國只是面對烏克蘭當局對他們迫害和鎮壓的“權宜之計”，是不得已而為之，待烏克蘭當局改變對他們的政策，在尊重他們的歷史、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前提下他們願意隨時迴歸烏克蘭。
在烏克蘭東部兩共和國的主流民意並不完全倒向俄羅斯的情況下，強行要求烏克蘭承認東部兩共和國獨立並將其寫入烏克蘭憲法，不啻於是對烏克蘭全體人民的極大羞辱，俄烏關係將全方位地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境地，甚至可能變為真正的“世仇”。烏克蘭國內支持俄烏保持傳統聯繫的力量，也會因此根絕成長的空間，而烏克蘭東部兩共和國獨立本身也會使俄羅斯徹底喪失影響烏克蘭政治的機會（烏克蘭國內同仇敵愾的同時，兩共和國的政局對烏克蘭的政局反而產生不了影響）。
筆者認為，對於各方而言，目前最為明智的解決衝突的方式是回到《明斯克協定》的精神上來，在烏克蘭當局落實聯邦制，尊重歷史，中立和去納粹化，消除極端民族主義，保障俄語使用居民權益的基礎上實現“光榮的和約”（指不割地、不賠款，保障烏克蘭生存和發展正當權利的和平協議）。只有這樣，才能使俄羅斯和烏克蘭在雙方損失不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實現持久、可靠、消弭仇恨的和平。
最後，筆者想説的是，作為曾長期在俄羅斯學習和生活，並親眼目睹過戰火給烏克蘭人民帶來何種不幸的普通人，筆者對曾經從法西斯主義手中共同拯救人類的英雄的俄羅斯人民和烏克蘭人民有着真摯的感情。因此，筆者衷心希望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能夠早日結束戰亂和仇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光榮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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