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面對基因戰爭的“陰謀論”，學術界不該如此冷淡
文/科工力量專欄作者 餘鵬鯤
新冠疫情產生之後，關於基因武器的陰謀論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美國政府及其醫藥資本集團的種種表現，都在為基因戰爭的猜想火上澆油。
早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初，一些美國媒體和政客就惡人先告狀，一口咬定疫情是中國實驗室泄露造成的。他們拙劣的表演，不僅沒有讓世界人民相信這個謊言，反而讓人們越來越注意到美國德特里克堡的生化實驗室，注意到美國是唯一擁有大規模生化戰能力的國家。網民出現了一種猜測，會不會高喊着要“中國負責”，向中國索賠的美國才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對於網民的猜想，中國政府採取了謹慎剋制的態度，表示：“病毒溯源工作原本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問題”，“不應將其政治化”。出於這一考量，中國邀請世界衞生組織的專家，和中國科學家一起對新冠進行溯源。
在新聞發佈會上，世衞專家組的組長表示：“關於實驗室病毒泄露的説法是極為不可能的，未來將不會就此進行研究”，同時“在武漢的疫情最開始不太可能由蝙蝠傳給人，可能是由其他動物傳播”。
世衞專家組組長，認為“人造説”極不可能
與此同時，中國頂尖的病毒研究專家，差不多都是“自然起源論”的強烈支持者。面對媒體和公眾，他們的觀點相當一致。一是認為新冠溯源需時極長，高福院士認為“可能需要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而且不一定能找到，武漢病毒所石正麗研究員就稱“有可能永遠都找不到”。
二是對人為製造説不屑一顧，例如石正麗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絕非人為製造”。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的一項研究也認為“新冠病毒的起源符合自然進化過程”。
既然專家們都這麼説了，除了少數篤信“陰謀論”的，絕大部分網民就偃旗息鼓了，直到俄羅斯在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後……
雖然一些實驗室信息在網上就能查到，但美國確實也從未向世界明確宣告，其在烏克蘭存在着多個秘密生化實驗室。3月10日，俄羅斯軍方公佈了美國R-781項目的部分細節。根據俄羅斯提供的文件，該項目旨在研究蝙蝠傳播疾病的威脅。相關研究還包括鳥類傳播病原體的威脅，烏克蘭正有主要的鳥類跨國遷移路徑穿過……
而俄方將這些都解讀為，美國試圖通過蝙蝠、鳥類傳播生物戰劑，其中包括冠狀病毒。
烏克蘭處於三條國際候鳥遷徙線上，並有兩條可影響中國
俄羅斯後來宣稱有了更加驚人的發現。俄羅斯航天局局長指出，美國的實驗室中正在研究可削弱特定族羣（其中包含俄羅斯裔）女性生殖功能的生物武器。如果屬實，這將是世界上已知的第一項基因武器研究。
俄羅斯披露的部分美在烏實驗室分佈及研究
俄羅斯的爆料，引發了世界各地的“陰謀論”狂潮，各種謠言被瘋狂轉發，任何一條相關新聞都會被立刻和基因武器聯繫在一起。
3月22日，科技部網站就《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徵求意見稿）》（下稱《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意見反饋截止時間為2022年4月21日。徵求意見稿中明確：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國人類遺傳資源。
科技部的這一通知，本身只是一項正常的民主立法工作，還是迅速引發了“陰謀論”猜想。有人扼腕嘆息，認為只不過是亡羊補牢。還有人認為一定要迅速立法，嚴格執行。
與民間對基因武器的熱議形成對比的是，我國學術界似乎不怎麼關注基因武器的問題。從2020年算起，中國核心科技期刊只登載了一篇討論基因武器的相關論文。給人的感覺是：把基因武器的可能性和危害想得很輕。
事實上，網友對於基因武器的猜想，並非憑空捏造。儘管其中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科學家們卻不該一笑了之，而應開展研究，儘可能定量地描述其中的風險和可能性。
基因戰爭“陰謀論”從何而來？
民間存在對基因戰爭的猜想，當然不是憑空產生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後，中國產生了一系列涉及基因戰爭的作品。
例如空軍大校戴旭就在書中寫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在中國內陸幾個省搞血樣採集，名為科學實驗，幾十萬人蔘加，我們有關部門還予以大力協助，一人給一包方便麪。結果，2003年中國發生了‘非典’，後來賴在果子狸頭上。我們不要忘了，日本731部隊全部的資料最後都給了美國。現在，基因武器已經問世。這種武器比核武器的威力大得多。有的國家已經研製出來了。這是真正的種族滅絕武器。”
現在關於基因戰爭的“陰謀論”，其理論框架和現實依據，基本都是當時這些言論的翻版。當時這些言論之所以產生，又離不開特殊的時代背景。
上世紀90年代，基因技術突飛猛進，1996年7月克隆羊多莉的誕生，給中國生命科學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過去關於生化武器的歷史表明，一旦生化技術產品可以大規模生產，往往會用於戰爭。因此解放軍中的專家學者，出於使命感，不可能不對基因武器進行分析研究，而且不可避免地高估了基因武器的可行性。
克隆羊多莉的誕生震撼了世界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多國明確表示已經開展基因武器的前期研究，而且基因武器很難被證實（即使現在也是如此），靶向性強，可能具有很長的潛伏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基因研究方面基礎差，在“國際合作”中，可能導致基因庫外流嚴重。
這些現實決定了，如果當時有成熟的基因武器，中國將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和所有生化武器一樣，基因武器將對戰爭潛力和後勤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力度要大得多。因為主力裝備普遍能做到三防，前線官兵也可以穿戴防護設備，但是後方的生產和運輸部門乃至普通老百姓很難有條件做到高水平防護。
濟南軍區聯勤部衞生部衞生防疫處的朱彪和黃尉初認為基因武器是“富國的省錢武器、窮國的原子彈”。對戰爭發起方，基因武器重量輕、威力大，“使得軍事後勤保障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對承受戰爭的一方，“未來戰爭主動權的競爭將直接轉變為基因武器主動權和軍事後勤保障的競爭”。
僅僅是一個新冠，就已經影響了中國上億人的生活生產，並打擊了工業生產能力。可想而知，如果是靶向性的基因武器，並用戰爭手段投放，產生的影響將會多麼巨大。
目前製造針對某國人，或者某個人種的基因武器，尚存在一定的困難。但體現出一定的靶向性並不難，加上基因武器使用後難尋鐵證，就為“陰謀論”的產生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例如自媒體“新青年1919”認為，上海此輪疫情85%的感染者都在60歲以下，甚至於50歲以下的也達到65%，似乎集中於勞動力羣體。至少在中國，新冠絕不是什麼老年病，因此中國絕對不能放開防控。
自媒體新青年1919製作的感染者年齡分佈圖
香港和上海感染者的年齡分佈存在一定差異，這類“陰謀論”再次如影隨形。筆者反對“陰謀論”者以不多的資料和數據，故意忽略社會其他方面的差異，就得出如此重大的結論。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對生化戰劑“特定效果”的追求，始終存在。
抗日戰爭期間，喪心病狂的日本731部隊在華進行了細菌戰，但未能取得決定性的效果。731部隊試圖尋找一種“效果更好”的細菌戰劑，它們最後瞄上了美國的黃熱病毒毒株。由於美國已經注意到日軍在浙江的細菌戰，採取了嚴格的防範措施，最終日軍的騙和偷均未奏效。
假如日軍搞到了黃熱病毒，並做成生物戰劑投放，可想而知，防疫嚴格且處於北方的日佔區和解放區，可能影響還可以控制。而管理混亂、草菅人命的國統區，這種通過蚊蟲傳播的病毒，不知將會對工業生產和軍隊造成怎樣的破壞。
學術界為何冷談？
關於防範基因武器的中文研究，在2003年附近達到了一個相對高的水平，後來又逐漸回落，但總體上很不夠。正像克隆羊多莉的誕生和基因武器的現實威脅，催生了防範基因武器的研究一樣，這個研究增長同樣有着時代背景。
1996年-至今中國核心科技期刊主題為基因戰爭的論文發表
2002年廣東首先發現了非典疫情，到2003年中期疫情才得以控制。總結盤點感染病例時，人們驚訝地發現亞裔的感染比例和易感性尤其偏高。例如美國的亞裔比例很低，當時更低，但是感染者一半是亞裔，基因武器的“陰謀論”就是在此時走向大眾的。
然而非典控制住了，此後很多年也沒有出現只有某個人種明顯易感的傳染病，同時中國的基因科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國際主流的兩個觀點被中國科學家廣泛接受。一是針對某個種族的基因武器研發困難，尤其是現在人口跨洲際交流愈發頻繁的情況下。二是基因武器的危害性目前和天然病毒相比沒有明顯的優勢，尤其是很難做到提升傳染性的同時提高致命性。
學術界的這些觀點，其實是基於兩個假設。今天的科學研究，尤其是重大應用研究早已不再是單兵作戰，需要科研工作者廣泛參與。因此任何一國，均無法僅靠籠絡幾個骨幹科學家就造出武器級的基因武器，尤其是這種武器還有一些關鍵技術需要解決的情況下。
也正是看到這一點，世界上除了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在表面上都放棄了基因武器研究，生化武器研究的項目也大為減少。
除了普遍參與，科學界還很相信眾多科學家的學術倫理，他們不相信參與這些項目的科學家都會採取合作的態度。只要有一個人站出來，政客的骯髒陰謀即可大白於天下。
因此2021年由湖南三高校學者發表的關於基因武器的研究中，肯定基因武器存在巨大破壞性，“如美國所研製的一種名為‘熱毒素’的超級基因武器，僅需20g就可使全球60億人死於非命”。同時對於防範措施，卻只是科學家們將守住“倫理底線”、“善惡界限”和維護“價值追求”。
筆者尊重科學家們對科學發展現實的把握，也尊重他們對自身倫理堅守的自信，然而不得不指出，很多時候這樣的兩個假設未必靠得住。
首先，美國擁有最豐富的生物武器乃至基因武器的研究資料，培養了一大批遊離於世界學術發表共同體和學術倫理共同體之外的生化戰專家。70年代末，美軍就開始研究軍用重組DNA技術，為人造病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第二軍醫大學王德彥的研究，90年代，美軍又至少立項了86項進攻性生化武器研究，“包括缺乏疫苗的、不易診斷的生物戰劑，毒素生物戰劑（用基因工程增毒）、抗菌性生物戰劑，增加毒素產量能力等等”。
二戰結束後，他們接收了日本人體試驗的全部資料，並在南美、非洲甚至歐洲的很多地區繼續進行滅絕人性的人體試驗。僅被曝光的就有危地馬拉的梅毒試驗和丹麥的兒童“洗腦”試驗。
在危地馬拉進行的人體試驗
考慮到美軍和美軍的生物實驗室遍佈各大洲，其他國家研究基因武器很難進行人體試驗，美國有相關的現實條件。美國搞生化武器，既有核心人才儲備，又有他國不能比擬的豐富資料。科學界同一領域內，基礎科學先進於應用科學的不等式，對美軍不一定成立。
此外，針對科學家重視倫理操守的問題，美國早就有解決辦法。
一是裹挾最不發達國家和戰亂國家的科學家。在一個正常國家，科學家可以選擇不合作也更容易逃脱，而上述國家則不然。俄羅斯公佈了美國UP-8試驗的材料，聲稱烏軍方共召集了4400名士兵，讓他們接觸一種類似流感病毒的病原體，隨後有20多人身亡，200人住院。如果這些內容屬實，説明烏克蘭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者已經放棄了靈魂。
二是對研究採用切香腸欺騙戰術，把相關研究切為敏感和不敏感的，中等敏感的研究也可偽裝成不敏感的，欺騙科學家們為其提供研究。比如，俄羅斯公佈的其他美實驗室內容，主要都是研究自然界的病毒威脅，但確實可以成為研究生物武器的基礎知識儲備。當然，這點對於世界其他各國的相關研究，也都是成立的。
善良的人，是很難相信某些人會別有用心的。由於他們不會這麼想，往往導致他們把生化武器的技術和倫理阻礙過度地高估了。如果國家公共決策者也這麼想，恐怕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科技部“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國人類遺傳資源”，且不説只是一個徵求意見稿，而且還留有經審批可向境外提供的口子。察其本意，恐怕主要也是針對生物剽竊的。提到生物剽竊，簡單地説就是某些國家和公司用別人的基因申請專利，開發商業產品，是發展中國家被隱形掠奪的另一種傷口。
例如，“我國是大豆的原產地，擁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種的90%，共超過6000 多種，栽培歷史在4000年以上。但是，美國國家大豆基因庫已經收集了相當多的大豆遺傳資源，其中包括我國大部分地區的野生大豆資源，而我國官方記載同意提供的大豆資源僅佔一半左右，並且野生大豆並沒有被列入對外提供的品種資源目錄” 。
在這樣捱打後，保護政策依然姍姍來遲，完全落地又不知何年何月的情況，讓人感慨。
因此，面對基因武器的“陰謀論”，學術界不該如此冷淡。**當陰謀和“陰謀論”存在某種交集時，我們的研究可能遠遠不夠。**從資金來源上説，相關科研現在往往屬於自掏腰包，沒能從國家層面立項相關的科研計劃和經費，大部分研究的經費不超過萬元，限制了水平的提高。
對於任何重大公共政策而言，沒有對立的研究，約等於沒有對立的聲音，這對做出正確決策是極為不利的。
從內容上來説，現有研究遠遠不夠，對基因武器的作戰方式停留在猜想上。相比俄羅斯國防部的通報，我們對美軍有多少生化武器實驗室，僱傭了多少人，都在研究什麼、研究能力和生產能力的量化指標幾乎一無所知。
所謂的預防措施多集中在科學家如何預防基因武器的出現，對基因武器出現後如何預防，多是抽象的、原則性的措施。對於如何發現基因武器入侵證據，更是有很大的盲點。
中國的科研經費，已經解決了絕對不足的問題。抽出幾十萬、上百萬進行相關研究絕對是值得的。2014年，解放軍六部門和北京工業大學研究建立了基因武器威脅及殺傷模型，這是一項成本很低的統計與數學研究。
他們的研究指出：“疾病並非因缺少易感染者而停止傳播，相反，是因為缺少傳播者才停止傳播的，否則將導致所有人得病”。對於有較高致命性的傳染病，這一結論，可直接用於説明“動態清零”的正確，“躺平防疫”的錯誤，根本不需要進行昂貴的試錯。
同時他們指出：“種羣幾乎不可能因為某種惡性傳染病而絕滅，只要控制得當，基因武器襲擊帶來的傳染病肯定能得到控制，人種也不會滅絕”。這一結論是基於正常傳染病的潛伏期，不包括艾滋病等可能潛伏十幾年的情況。
（當然，即使艾滋病也有急性期，病毒侵入人體，總有一個過程，並非無法發現。至於狂犬病這樣報告過潛伏十年以上病例的，也只是罕見的極限情況，普遍3個月內就會發病。生物武器要讓大部分感染者都變成始終不發病的長期潛伏者，並且在感染階段都完全無法發現，依然是極不可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即使潛伏期稍稍延長，也會大量增加傳播的可能性）。
換句話説防範基因武器的研究，應主要指向發現基因武器，以及預防研判基因武器潛伏期，避免發現時已出現大量人口感染的後果。
總之，科學家應關注實際需求**，“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基因戰爭的“陰謀論”不是反智的沒有討論價值的言論，哪怕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也是科普的好時機。**同時，基因武器又存在相當的現實威脅性，切不可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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