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倫·佐金：誰在掌控創新？從中美城市發展就能看出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莎倫·佐金】

在全球政治經濟的總體框架內，民族國家間的競爭通過黑客攻擊、間諜活動和鼓勵企業開發比其國際對手更多的商業高科技系統而展開。城市所追求的投資和就業機會被很容易地轉移到其他地方。這些都是當今“新”經濟的鮮明參數。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創新已被普遍視為新城市經濟的基礎。隨着科技公司在每個城市的擴張，數字創新的生產不僅嵌入了產業部門和地區內部，也在各部門之間流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創建數字平台和應用程序，通過美化數據以支持自己的指標和分析，從優步到DogSpot都開始出售數字產品和服務。

優步 @視覺中國

然而，紐約的公共生活並沒有因科技而“飽和”。社交網絡並不是圍繞着科技公司而展開。雖然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社區已經從少數族裔聚居區、藝術家區和潮人區演變成了更昂貴的居住區，但（紐約）仍然不是讓你覺得可以一早走出家門便能籌集到100萬的地方。

科技巨頭的首席執行官們的主要居住地都不在紐約，因此他們在這裏並沒有個人利益訴求。而那些在紐約全職工作的技術高管和本地風投們也不如他們在大灣區的同行一樣富有。

然而，無論你如何定義這個行業，科技已經成為紐約經濟的前沿。它現在是持續增長聯盟中的一員，合作伙伴還有房地產商和商業媒體。

當談到所在的當地社區時，科技公司——尤其是硅谷、舊金山和西雅圖的科技公司——都威脅和哄騙民選官員保持低税收，阻止發展公共交通和建設低成本住房。幾乎在任何地方，它們都積極地推動城市向它們的新產品和服務研發實驗開放。有時，它們會提供資金，甚至建設基礎設施：作為一個公然的（基礎設施）私有化廣告。

然而，儘管人們對它們帶來的好處爭論不休，但數據顯示，優步等基於平台的汽車服務加劇了道路擁堵，Bird等電動滑板車引發了交通事故，愛彼迎上的短期房屋租賃減少了城市長租公寓的供應。此外，當谷歌的子公司人行道實驗室（Sidewalk Labs）提出在“智慧城市”區域安裝免費傳感器和機器人時，它引發了人們對隱私的深切擔憂。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法哈德·曼喬（Farhad Manjoo）最近寫道：“隨着優步開始統治馬路，Bird開始統治人行道，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管理着我們的地鐵，達美樂比薩（Domino’s）開始鋪設我們的道路，（公眾控制公共物品的）時代已經過去。”

舊金山提供了一個警示性的例子。儘管該市享有自由派的政治聲譽，但2010年，市議會制定了工資税免税政策，以應對Twitter帶給當地的負面威脅。

在“Twitter減税”政策下，許多位於該公司總部附近的市場街（Market Street）中區的企業，不必為政策執行後的頭六年內任何新僱用的員工繳納1.5%的標準工資税。據説，這項税收減免為Twitter節省了2200萬美元。不過，作為回報，包括Twitter在內的每家企業都必須創建一份社區福利協議（community benefits agreement, CBA），詳細説明它們將為當地的社會服務或居民所作的貢獻；理論上，這種貢獻的財務價值相當於節省了30%的税收。

然而，在減税政策實施後的頭三年，社區福利協議並沒有阻止另外18家科技公司追隨Twitter，入駐該地區的空置辦公空間。社區福利協議的影響被最小化了。

很快，這個地區就出現了咖啡館、高檔商店和高價住房。城市規劃部門和非營利組織發起了一場“場所營建”運動，利用數字技術安裝公共藝術品。它們為美食家們開了一個夜市。市政府將該地區命名為“生活型創新區”（Living Innovation Zone），以“展示城市內部的創新和創造力”，創建“試驗和原型平台”，並使市場街“更受歡迎、更具包容性和更宜居”。

舊金山朗伯德街交通的空中長曝光 @視覺中國

然而，面向技術工作者和富裕消費者的場所營建，削弱了該地區對無家可歸者、少數族裔小企業主和拉丁美洲青年的友好度，這一紳士化趨勢也擴展到了附近的教會區（Mission District）。

出乎意料的是，科技主導的房地產再開發並沒有讓整個地區繁榮起來；街道上到處都是毒品販子、暴力和警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市場街中區的不完全復興促使市議會同意在推行免税政策的首個八年期限到期後延長該項政策。

如果説“生活型創新區”“貴族化”了公共空間，那麼科技精英階層進一步推動了住房紳士化。多年來，計算機工程師的高薪以及創始人、投資者和擁有股票期權的早期員工所賺取的資本收益，使當地房地產市場充斥着可支配財富。科技界吸納了可用住房，推高了房價，使得其他人沒法負擔該區房價。

當互聯網叫車平台Lyft公司首次公開募股時，一家房地產經紀公司計算了所有在這家初創公司持股者的身家，包括賺了很多錢的持股員工，他們所有人的資產可以買下當天在舊金山掛牌出售的所有房屋。

地理學家迪克·沃克（Dick Walker）認為，科技行業的增長應受到廣泛分佈的經濟收益和房價控制的抵消。如果沒有這些控制措施，科技領域最富有的人就能得到城裏最好的房子，而低收入羣體，包括富人們的僱員，卻找不到住處。

我必須承認，紐約的科技和金融生態系統得益於風險資本的跨區域交叉融合。總部設在硅谷的風投公司在紐約開設了辦事處來考察初創企業，而紐約的風投公司則定期前往硅谷為自己的基金籌集資金。儘管特朗普政府努力限制跨國貿易和移民，但外國公司在紐約開設了加速器；紐約的技術社羣則通過舉辦專場活動和交流會歡迎外國創業者，包括來自中國的創業者。

但投資日益分散的地域分佈引發了這樣的問題：本地的風險投資是否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它們又是什麼樣的工作崗位？這些工作崗位都在哪裏？

這些問題在多年來一直缺乏能夠促進就業增長的資本投資的地區引發了最嚴重的焦慮，這些地區包括美國中西部工業區、農村地區，以及老舊的小城市。自21世紀初以來，風險資本的最大份額投資於舊金山灣區、紐約和波士頓。

如果聯邦政府更積極地推動和資助對科技和就業崗位開發的投資，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歷史證明，美國計算機產業的發展源於美國政府對先進技術的投資，包括軍用技術。如果聯邦政府不追逐風險資本投資，而是下令強制，會發生什麼呢？如果城市政府能夠控制更多用於經濟發展的資源，又會怎樣呢？

當然，我在想中國。中國地方政府切實掌握着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發展資源。其主要資源是國有土地：自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地方政府通過租賃土地和合作開發項目來增加收入。它們的一部分利潤進入了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另一部分則被用作風險投資。

與美國的地方發展公司不同——拿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和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開發公司來比，中國的城市開發公司是國有營利性企業：它們是地方政府的風險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房地產開發商合作，承接眾多項目。對土地和土地開發利潤的控制使中國地方政府能夠從實力上與國內房地產開發商、海外投資者和跨國公司進行談判，這些主體對於建設創新綜合體都至關重要。這些條件顯然超越了紐約的機會結構。

中國政府儘管向風險投資提供了各種金融刺激，但也在各個層面上對風險投資施加了各種各樣的壓力。地方官員很清楚，他們的前途一部分取決於服從中央政府和執政黨的指令，另一部分取決於制定能被中央採納或在全國複製推行的成功舉措。這就需要對政治和經濟機會進行精確評估。

深圳作為中國南方的科技領軍城市，整個新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農村土地上拔地而起，這正是因為經濟激勵和政治自治的獨特組合，給了地方官員相對的自由度，但卻更要求他們謹慎行事。在其他地方，官員們業已開始推行試點項目，比如21世紀初在上海建設的創意產業園，21世紀10年代在北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附近建設的科技城，這些項目都成為創新綜合體的國家樣板。

深圳南山區後海城市天際線 @視覺中國

通常情況下，中央政府通過推動創新的勵志宣言來提供廣泛的政策支持，比如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和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發表講話時使用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中央政府支持這些聲明，將一些意在“本土”創新的大型項目官方認定為“國家”空間，這為園區建設和人才招募帶來了豐厚的資金，這些人才包括外國專家和在海外受過教育或正在海外工作的中國人。

市區兩級政府通過以優惠價格租賃土地、建設基礎設施、向包括國內初創企業在內的企業提供直接租金補貼等方式作出貢獻。儘管這導致了不同城市的地區間競爭，官員們從其他地方挖走初創企業，並過度建設了數千個聯合辦公空間、企業研究實驗室、科技和創意辦公室，但這確實給許多中國城市帶來了更多夢想成為（正如我家附近轉角處辦公樓上的標牌所説的）“創新之所”的機會。

然而，紐約人，甚至是紐約市長，到底有多大的權力？彭博認為他可以駕馭新經濟之虎；白思豪認為他可以馴服它。如果説衡量他們成功與否的標準是風險投資和新技術數量的話，那麼紐約已經做得很好了。但如果成功意味着就業、住房保障或社區對發展計劃的控制感，那麼紐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最大的問題是：誰在掌控創新？**科技應該為人類服務，拯救這個星球，但這些目標正在被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這些公司的所有者和投資者，以及國家政府自私的懦弱所顛覆。

城市自身無法超越國界，以應對科技的運營規模。如果沒有大型科技公司和聯邦政府的大量捐助，它們也無力建設基礎設施。然而，城市必須管理新技術和社會性社區的融合；它們必須將變遷的敍事從個人創業轉向為了所有人的創新。

要對抗科技在房地產和金融市場造成的雙重泡沫，或平衡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皆非易事。我環顧紐約時，看到太多的“科技和創意”辦公室正在建設，而街邊店面卻空無一人，因為人們都在網上購物。科技公司的股價繼續上漲，而許多工薪階層卻付不起房租。

儘管紐約是在初創企業、風險資本和“指向未來的就業”等方面蓬勃發展的超級城市之一，但從陳舊的公共交通、公立學校和公共住房中，你不會看到這一點。無論是控制着主要機構資金來源的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都沒有承擔起這些迫切需要現代化的建設責任。“公—私—非營利”夥伴關係沒有對私營部門提出應有的訴求：如足夠的投資、就業和分享控制權。

一些公司所説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需要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和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製造業工人和社區鄰居們也是利益相關者；他們應該成為決策的一部分，決定是否讓企業進城或者關閉它們。公共審批流程必須進行修訂，需要通過有意義的方式將上述程序包括在內。

在紐約，這意味着賦予本地社區委員會否決權，而不是在分區問題上進行諮詢性投票，並擴大他們對經濟發展的干預範圍。這也意味着將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在“公—私—非營利”計劃中的金融股份轉換為一部分所有權份額，這樣公共部門就可以從投機活動中獲得更直接的利益。但這也意味着要承擔損失，讓企業在不扼殺創新想法的前提下，對就業和税收承擔更多責任。

塞思·平斯基供職的公司RXR Realty是向亞馬遜推銷長島城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也許平斯基是對的；或許並沒有什麼新經濟。但即使他只是部分正確，那些控制着土地、政府和主導產業的人仍然坐在決策桌上，創新綜合體仍是這座有着古老文化和權力的城市的新舞台。

然而，與過去相比，今天所面對的未來更加不穩定，創新過於政治化，不可能由科技巨頭、風險投資家和房地產開發商來決定。每個人都必須在決策桌上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