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片人方勵：疫情可能會使中國電影倒退1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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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於2022.4.11總第1039期《中國新聞週刊》，原題為《電影寒冬之下，票房靠“主旋律”能撐住場嗎？》，作者為徐鵬遠
去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主旋律電影”成為了被頻繁提及的熱門詞彙，就連金爵電影論壇的日程中，也專門安排了一場以“主旋律電影的市場化探索”為主題的討論。作為中國唯一的國際A類電影節，上影節一直被視為中國電影產業的晴雨表。因此，這屆影展對主旋律的高度關注，一定程度上表露着行業對於自身發展進路的某種共識，或者至少是對現實境況的一次及時反映與總結。
2020年，全球電影產業都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據年末發佈的《電影藍皮書：全球電影產業發展報告（2020）》預計，全球影院票房需要五年時間才有望恢復至2019年的市場規模。中國電影當然也無可倖免，經歷過179天的院線停擺，2020年的全部票房僅203.14億，直接回落到了2013年前的水平。但不幸之中也有奇蹟。同樣在這一年，中國電影憑藉《八佰》首次登頂全球票房寶座，其中僅《八佰》《我和我的家鄉》《金剛川》三部作品就貢獻了近35％的份額，《八佰》更是以31.11億元的成績成為了全球年度票房冠軍。
《戰狼2》劇照。
這一勢態在隨後依然延續着。2021年，中國電影蟬聯全球票房第一，超過10億的11部影片中，有4部是主旋律作品，《長津湖》57.75億的票房還打破了32項影史紀錄。進入2022年，元旦和春節兩個重點檔期，《穿過寒冬擁抱你》和《長津湖之水門橋》以明顯的優勢成為各自檔期的領跑者；3月以來，對新一輪奧密克戎疫情的防控讓電影市場再次跌入冰點，全國一半以上的影院暫停營業，僅有3部影片的票房超過1億——排片比例逐漸下調的《長津湖之水門橋》仍然穩居首位。
在電影產業元氣大傷的至暗時刻，主旋律作品不僅以出眾的市場結果證明了其強大的號召力，更挽住了屬於中國電影的一線生機。在這個意義上，那場上影節論壇中關於“主旋律電影就是新主流電影”的討論，遠未結束。
主旋律電影的進階
對於中國電影而言，主旋律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1949年後，中國電影承載了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重要功能，同時在“統購包銷”的管理政策和經營模式下，全面呈現着濃重的“主旋律”性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電影開始面臨日益加劇的市場滑坡，於是各大製片廠紛紛轉向所謂的“娛樂片”，到80年代中期，“娛樂片”產量已超過當時年均總產量的50％。鑑於此，1987年召開的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明確提出了“突出重點、堅持多樣”、堅持“文藝的主旋律”的要求，這一精神隨後被總結為 “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並最終在1990年正式成為新時期電影創作指導方針。90年代，隨着電影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主旋律創作也被越來越多地提及和強調。
但正因如此，主旋律的概念也長期處於一種刻板的狀態。事實上，主旋律是一個極其寬泛的概念。著名電影學者戴錦華就認為，主旋律至少可以有三種理解：“一種理解是，主旋律是帶有價值導向和思想導向的這樣一種電影；另一種指向是，它是攜帶着真善美正能量大製作的電影；第三種就是隻突出價值宣傳，所謂正能量、製作規模不在它的考量範圍之內。”而從主旋律提出的具體背景來看，也只是與“娛樂片”相對應的一種導向，並不涉及明確的題材範圍和創作模式。然而由於固有認知的影響，大眾層面對主旋律的理解往往直接指向革命歷史題材，就連行業內部，也在一段時間裏習慣性地將其與獻禮片、任務片畫等號。尤其從1994年起，進口分賬片對國產電影持續造成的壓力和影響，更讓主旋律在初步形成的電影消費中，走向了“非市場化”的路徑。
2002年，伴隨新的電影管理體制開始實施，中國電影的全面市場化時代拉開了帷幕。主旋律電影在逐漸成熟的工業體系和市場體系中，也很快迎來了新的起點。2009年，一部《建國大業》橫空出世，172位明星參演的空前陣容帶來了充足的話題性和市場賣點，4.2億的票房領跑了當年度國產電影，成為僅次於《2012》和《變形金剛2》兩部好萊塢鉅製的票房季軍。與此同時，《風聲》《南京！南京！》與內地香港合拍片《十月圍城》三部主旋律作品也躋身到了票房十強的行列。這是主旋律電影第一次集體性地展現出不可忽視的商業價值，為主旋律的市場化探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11年，《建黨偉業》沿襲全明星模式，再次拿下超過4億的票房，位列當年第七。
《建黨偉業》拍攝現場。
不過，這幾部電影仍舊屬於依託在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建黨九十週年基礎上的獻禮作品，尤其像《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無論拍攝、宣傳還是排片，都享受着不同程度的政策傾斜。2013年的《中國合夥人》、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和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則完全脱離了重要歷史節點的輔助，並開始以民營公司為主導，更純粹地開拓着主旋律電影的商業版圖。最值得珍視的是，陳可辛、徐克、林超賢三位來自香港的導演，還將香港電影的成熟經驗融入了這一題材的創作，做出了主旋律作品類型化的關鍵探索。
2017年是主旋律電影的又一個標誌之年。這一年的8月1日，是建軍九十週年的紀念日，提前一年就已開機的《建軍大業》被電影行業當作了最重要的獻禮。影片仍由韓三平和黃建新這對老搭檔主控，香港導演劉偉強執導，照舊的全明星陣容，並且更加年輕化。只是誰都沒想到，最終的贏家並非這部被寄予了政治和市場雙重期待的鴻篇鉅製，而是和它同一天上映的《戰狼2》。
從任何角度看，《戰狼2》都不具備和《建軍大業》角力的條件。前者的成本只有1.5億，後者在主演零片酬的基礎上仍有2億投資；前者雖然得到南京軍區政治部電視藝術中心的支持，又與《美國隊長3》的動作團隊和《加勒比海盜》的水下攝影及救援團隊達成合作，卻在擁有近60位主演、超2.5萬人次羣演、600餘位劇組人員的後者面前相形見絀；儘管有5.4億票房的《戰狼》在先，但彼時的吳京還缺乏絕對的市場號召力，《建軍大業》則手握一眾頂流偶像……
然而上映當日僅4個小時，《戰狼2》便以《建軍大業》一半的排片率獲得了兩倍的票房，接下來的半個月時間，又一直以80％左右的票房佔比碾壓同時期的所有影片。由此，《戰狼2》成為了首部觀影人數突破1億人次的影片，並將中國電影票房紀錄一舉提高到了56億。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數據意義上的超越，它宣告着“建國三部曲”所建立的創作模式走到了其在主旋律發展史上的停靠站。單純依靠明星吸引力，已無法滿足視野愈發廣闊的新一代觀眾，《戰狼2》超級英雄的敍事結構和高潮迭起的動作場面，才有可能在實現觀影效果的延伸處點燃民族激情。同時，比起圖解歷史的展示，骨肉豐滿的當代故事或許也更容易觸達大眾的情緒核心。
《紅海行動》拍攝現場。
從《戰狼2》開始，主旋律電影徹底開啓了屬於自己的時代。2018年，在諸多方面與《戰狼2》相似的《紅海行動》拿下了票房冠軍，這部電影也作為博納影業“山河海”系列的收官之作，完成了其在主旋律領域的嘗試。2019年他們繼續推出 “中國驕傲三部曲”，其中的《烈火英雄》和《中國機長》雙雙入圍年度票房前十。此外，他們與華夏電影等數家公司聯合出品的《我和我的祖國》，在全明星演員的基礎上加入了“導演夢之隊”，也創造出了31.2億的成績。
還是在2019年，一部《流浪地球》在“主旋律電影類型化”的思路旁邊，又獨闢蹊徑地實現了“類型電影主旋律化”的一次成功進階。電影改編自雨果獎得主劉慈欣的同名小説，講述了一個人類帶着地球逃離即將毀滅的太陽系、尋找新家園的故事。作為中國的首部科幻鉅製，該片不僅登上了影史票房榜第五名，也引發了外媒的極大關注。美國《紐約時報》稱“中國在太空探索領域和科幻片領域都是後來者，但現在這種局面就要改變了”，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則評論道：“拯救地球不只是美國一家的事了，這次是中國人在危急關頭帶領全世界參與救援行動。”隨後，國家電影局為《流浪地球》舉辦了研討會，局長王曉暉作出“詮釋了中國傳統價值和當代價值，宣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戰勝人類可能面臨的災難提供了與西方不同的中國方式和中國方案”的高度評價。次日的《人民日報》第16版以整版規模對研討會進行摘編，另在第12版刊載文章，稱讚該片不僅是中國科幻電影的里程碑，更是中國電影由高原向高峯邁進的一次成功的藝術實踐，充分體現出中國電影的文化自信。
中國的主旋律大片時代已經全面展開，正如彼時剛剛參與過《我和我的祖國》的導演文牧野在一次採訪中所説：“對於中國電影來説，下一個十年的主題很有可能是愛國主義電影。”不久前，當他帶着新片《奇蹟·笨小孩》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再次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每一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該拍的東西。”也正基於此，在這場隨疫情降臨的電影寒冬裏，主旋律電影才在一片蕭索中順理成章地顯現出一點對市場的支撐力。
政策引導、商業選擇
與社會情緒的共振
“我相信主旋律商業片未來會變成一個主流的選擇。”楊薇薇是一位入行多年的編劇，參與過《誤殺》《赤狐書生》等電影創作，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眼下不少電影公司都有參與主旋律項目的規劃：“因為這兩年出現了很多主旋律的類型片，很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很多公司會傾向也更願意投入進來。”
這是符合市場規律的自然結果，也是已被事實驗證過的有效路徑。比如，當初《戰狼》的投資只有2700萬，中途還有投資方臨時撤資，但5.46億的票房成績讓資本嗅到了商機，當吳京決定拍攝續集時，投資主動找上門來，最終《戰狼2》在21家公司的合作之下，預算翻了5倍，牽頭髮行的北京文化更是一戰成名，迅速崛起。
在資本出現收縮時，這種“有的放矢”不失為一種穩妥的選擇。據楊薇薇介紹，大約從2018年開始，中國電影就開始進入了一個“退燒”階段：“影視行業井噴式發展的時期，大量熱錢進入，那個時候新成立的公司、新的項目是翻倍級的增長。之後跟金融市場的清理等等相關，熱錢逐漸退去，很多項目從前期籌備就會非常謹慎，還有一些項目面臨暫停或者重新考察，這樣的狀態非常普遍。”疫情的暴發顯然極大地加劇了這一趨勢，一方面整體的經濟損傷最終必然分攤到包括電影在內的各行各業，另一方面，劇組因為配合防疫要求而隨時面臨的管控和停頓，無形中增加了不必要的開支，影院的關閉也給投資回籠設置了障礙。面對《中國新聞週刊》，製片人方勵甚至直言：“毫無疑問，現在一定是一個商業投資非常糟糕的季節。投資的風險變得很大，投資的時候顧慮更多，對一些投資人來講，可能就不會再回來了。”
就這層意義而言，2020年以來的寒冬中，主旋律電影的不斷湧現既是該題材在此前市場化探索基礎上的延續，也是嚴峻形勢下的一種權衡之舉。更何況，由於題材性質，主旋律項目還有可能在各個環節享受到特別支持。“一定要看到政府的推動、扶持，大量的開綠燈給資源，這是一個有利的地方。”方勵説。
《金剛川》拍攝現場。
《金剛川》是一個可資佐證的例子，這部從立項到上映僅僅相隔兩個月時間的電影，背後是以三個導演交叉執導、5000人劇組共同作業為保障的，製作流程更是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重要的民營電影公司。到《長津湖》時，這些幕後投入再次被刷新，談到拍攝過程，監製黃建新對《中國新聞週刊》津津樂道地細數着自己麾下1.2萬人的工作團隊、80 多家技術公司以及如何解決100多輛車的停放問題和7000多人的吃飯問題。就中國當下的電影工業體量而言，如此龐大的調度，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
2018年，無論是對電影的管理，還是對中國電影的定位，從行政管理關係的調整，到方向明晰的發展思路，都表明電影已然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正如學者戴錦華對《中國新聞週刊》所説，主旋律的湧現不單純是商業選擇的問題。因此，當2020年、2021年進入抗美援朝70週年、建黨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脱貧攻堅之年的重要節點，主旋律的集中呈現就更加可以被理解為中國電影無可迴避的任務與職責。
除了政策與商業的共振和配合，社會情緒是催生主旋律作品的另一個基礎。民眾整體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在近十年裏不斷提升，從而與主流價值觀引導下的精神生活，愈加緊密地構成一對互為因果的關係。博納影業的董事長於冬説：“主旋律不是高高在上的東西，而是與大眾流行文化形成一種默契。”吳京則直接為這種默契作出了更具體的解釋：“《戰狼2》有今天的票房，不是我個人的藝術成就，是觀眾和我一起創造了歷史——觀眾心裏這把乾柴已經曬得透透的了，只不過我點了一根火柴，把觀眾點燃了。這是中國人愛國情緒的一個爆發。”
年輕一代的90後和00後，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電影學者毛尖曾在一次採訪中指出：“中國的情形是，青年文化和主流文化從來沒有形成對立或對抗關係，基本是平行而動。而當代的情況則更加特殊了，以B站為代表的年輕人，這些年反而是主旋律的護旗手。”作為文化消費市場的主體受眾，青年羣體的喜好和需求往往決定着文化產品的趣味和形態，同時他們之中參與到文化生產的那部分人，反過來又會製造更多符合自己價值觀念的內容。
國際格局的變化也提供了一個客觀的外部條件。製片人方勵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認為國內的主旋律電影裏有一部分推力來自外部：“特朗普上台以後，反而給了主旋律機會。因為任何一個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愛國主義有民族主義（的成分）在裏面。尤其抗美援朝的幾個大製作一定是與此相關的。”
後疫情時代，這種情緒勢必會得以延續。國內抗疫的成效與經驗，對全社會的自信是一次新的提振，被病毒糾纏和壓抑的內心感受也需要昂揚振奮的出口進行宣泄。
寒冬時節的大浪淘沙
三年前，在和影視策劃人譚飛的一次對談中，製片人方勵説疫情可能會使中國電影倒退10~15年。如今，他依然堅持這個觀點。
這份憂慮並非過度的悲觀。由於電影製作的長週期性，即使疫情在未來徹底消散，所有的籌備和開機工作也不可能全部立馬啓動，已被擾亂的電影生產節奏需要一段充足的調整時間，在此之前，市場將繼續面對一段時間的“片荒”。受眾觀影信心的恢復與經濟全局的整體復甦，也是中國電影必須接受和耐心等待的現實。這個過程中，主旋律電影無疑依然會是承載市場大盤的主力，從目前可見的待映名單來看，《你是我的春天》《檢察風雲》《堅如磐石》《獵狐行動》《無名》等主旋律作品仍在票房和口碑方面具有值得期待的競爭力。
但這不意味着當前的主旋律一定能在未來安穩地保持現有的號召力。方勵説：“再好吃的東西都會有吃頂的時候，如果大家都一窩蜂地去做主旋律電影，一定有失敗者。”FIRST青年電影展創始人宋文也認為，任何類型到了一個高峯之後，不管是創作者還是觀眾，都會有一些厭倦，“這類題材的創作好像已經到了臨界點。”所謂盛極而衰，任何事物都逃不過的規律——對當前類型的主旋律電影而言，“衰”不等於失去生機，而是到了又一個應該做出改變的時刻。
此外，現有的普遍關注與滿懷欣喜的討論中，實際上始終忽視了另一種主旋律電影的存在。“人民放映”是一個以服務主旋律電影為核心、以發起包場活動的形式為各單位或團體提供觀影途徑的移動互聯網平台。其創始人董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目前的主旋律電影基本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就是大製作強陣容，符合市場商業類的主產品；第二類是國家或區域專項立項，比如説北京市政府重點項目、湖南省廣電局重點項目，投資沒那麼大，教育性更強一些。”在前者不斷刷新影史紀錄的今天，後者仍舊面臨着觀眾找不到影院排映、影院等不到觀眾購票的情況。
主旋律絕非某種單一的題材和形態，這是正確看待主旋律真實現狀的基礎，也是不斷開拓主旋律前路的關鍵所在。“什麼叫主旋律？難道只有談革命才叫主旋律嗎？那是一個非常狹隘的定義。”方勵認為，主旋律就是主流價值觀，所謂正向的能量輸出。楊薇薇也表示，對於主旋律題材，她更傾向於從作品傳遞的文化價值觀、情感表達等方面去看待。
2022年2月2日，北京海淀區金源燕莎購物中心英嘉影城，春節檔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的海報。圖/視覺中國
對主旋律的關注或者提倡，也不應忽視其他題材的創作。一方面，對主旋律的過度擁抱會對電影格局的整體造成擠壓式的效應，就像方勵所説：“如果説我們過多的主旋律佔據了大半江山，對那些沒有足夠閲歷為資本擔保、沒有足夠經驗駕馭動作戰爭大片的年輕創作者，肯定是極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儘管過去幾年的主旋律電影屢創佳績，但也不乏《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你好，李煥英》等黑馬之作，《你好，李煥英》甚至一度打破了《流浪地球》創造的春節檔紀錄，用事實證明了其它類別電影的廣闊藍海。
“我覺得（主旋律題材）好像在市場的整體比重也不是特別大，其實喜劇、情感、動作等也是市場主流。” 三年前，楊藝創立了“四四得八”，專門從事電影的短視頻營銷，先後參與過《長津湖》《我和我的父輩》《中國機長》等主旋律項目的推廣，對於主流市場的觀眾喜好和營銷趨勢有着深入瞭解。關於什麼樣的題材更受大眾歡迎，她覺得並沒有規律可循：“不管什麼題材，還是要拍得好。當前環境下，比電影更能滿足娛樂需求的方式越來越多，電影更要給觀眾一個去電影院看的理由才可以。”
歸根結底，多元的創作路徑和市場選項才是中國電影走出寒冬、繼續前行的根本。正如學者戴錦華所言：“工業體系、商業體系必須建築在一個非常豐富多樣的產業基礎之上，否則任何一種單一的選擇能不能延續都不是一個電影自身能夠回答的問題。”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方勵覺得，眼下或許是一個包括文藝電影在內的中小成本電影的發展契機：“商業運作追求商業回報，這是他們真正的寒冬。而有文化追求的東西，剛好就是機會，因為它的原始衝動不是奔着賺錢來的，是奔着表達、奔着分享傳播來的，它受的影響相對比較小。”
在他看來，寒冬時節也是大浪淘沙的機會。“電影的數量少了，院線少了，我們就多做一點精品。原來跑來瞎折騰的熱錢跑光了，真的愛電影、願意為電影付出的人反而有了機會。”編劇楊薇薇也覺得，這是一個調整的階段，讓大家看清這個行業正常的創作發展和經營規律：“説實話，我對行業的感受是，碰到專業性很強的人是有概率的。還是要提高專業性，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