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靠什麼活着——上海“團長”

長時間靜態管理下，原有的商業供應鏈條處於停滯，這座超大城市內部的民間互助性質的社區團購業態，正重新組織起一條城市食品供給鏈條。

社區團購菜品卸貨現場。圖片來源：第一財經雜誌

奧密克戎疫情從3月初開始在上海迅速蔓延，導致全市各區的封控政策一步步趨緊，直到4月初，政府宣佈開啓“全域靜態管理”後，至今未發佈關於解封的明確消息。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市民，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還能正常買菜？

4月7日，在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副市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生活物資保障專班負責人陳通表示，目前上海市米麪糧油肉的儲存儲備比較充足，同時他也提到因為疫情防控，在商超、菜場還無法正常營業的背景下，電商平台末端配送能力也明顯下降，導致“最後一公里”“最後一百米”矛盾突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社區團購”成了目前上海市民用來對抗買菜焦慮的一個重要民間渠道。小區居民過去組建的微信羣一下子熱鬧起來，有關各種“資源”——要麼是菜，要麼是能把菜送到小區的貨車——的消息被鄰居們積極轉發進羣。那些確實能攜帶有效資源、幫大家訂到菜的人，在羣裏自然地做起了“團長”。

微信羣裏流傳着“上海靠什麼活着——團長”的圖

就這樣，上海這個擁有2500萬人口、超過2萬個居民社區的超大型城市，一面陷入前未所見的長時間靜態管理，原有的商業供應鏈條處於停滯狀態，城市內部又激發出異常活躍的民間互助性質的社區團購業態，重新組織起一條城市食品供給的有效鏈條。

一次不成功的團購

4月6日——上海針對全市所有社區實施封閉管理政策已經近持續一週。家住徐彙區的張可在微信上收到兩個朋友的求助消息：現在還能怎麼買到菜？

因為收到過幾次政府下發的“大禮包”，張可倒是暫時不缺食物。但他意識到，此時在上海有些人沒有穩定的食物來源，面臨“斷糧斷菜”的風險。

自3月中下旬，上海各城區先後開始執行“48小時全員核酸”的社區封控政策，壓茬居家隔家的起始時間不同，很多人足不出户的時間甚至長達數週。買菜難是市民普遍面臨的困境。

住在徐彙區的元吉在4月1日浦西封控之前，儲備了一週的食物。居家隔離後，他獲得過兩次補給，都是在4月1日當天：一次是下樓做核酸檢測時，志願者發給他的一盒雞蛋和一包青菜；另一次他在盒馬成功下單了鮮奶和咖啡——當時他還樂觀估計，自己囤的食物應該夠吃一週，而且當時盒馬App上顯示附近門店的貨物種類充足，他覺得過幾天再下單也不遲。

但是次日那家盒馬就不再支持散單配送。元吉預感不妙，隨後也加入到每天早上五點起牀、蹲守另外幾家生鮮前置倉——每日優鮮、叮咚買菜、美團買菜分別在六點和八點半開始的搶菜大戰。但他試了一週，從未成功過。

4月6日，元吉在豆瓣偶然看到張可的朋友發佈的一條“廣播”，提及能為“瀕臨斷糧”的人供應一些物資和蔬菜。這條“廣播”發佈僅兩個小時，張可就組織起一個70多人的微信救助羣，元吉也在其中。張可告知羣友，他認識一個食品供應商朋友胡昊，能提供一批速凍餛飩，還有持“防疫保障臨時通行證”的車輛，但因為運力有限，必須成功組織起50人以上的團購才能配送。這並不是一次很容易就能完成的團購任務。救助羣成立後的24小時，沒有一個人“成團”。

一部分人卡在小區規模太小，有些人甚至是被隔離在寫字樓裏，很難湊夠50單。元吉所在小區的居民倒是剛成立了團購羣併成功買到了肉和菜，湊夠50人應該還是有機會的，但他也沒參加這次餛飩團購，原因是居委會的工作人員皆已聯繫不上，物業現在每天只能抽出三四個人，在中午11點、下午3點幫忙從小區門口往居民家裏送兩次菜，而速凍餛飩這種冷凍食品在時間上真的等不起。

元吉聯繫居委會無果，他的求助電話記錄

事後張可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找他聯繫報名的人遠不止這些，但考慮到資源有限，他只能根據困難程度篩選了出一部分人入羣。總結這次並不成功的團購，他覺得自己最初確實沒有意識到它的難度。

生鮮前置倉的“抗疫保供套餐”

面對上海的疫情封控，每家前置倉平台遇到的麻煩各有不同，有的是上游涉及跨市的供貨通路受阻導致貨物短缺，有的是貨不缺但騎手被隔離導致運力下降。貨品和運力，無論哪一頭短缺，對這些前置倉來説，迅速轉型至社區團購倒是一種有效的彌補方式。

盒馬在上海擁有盒馬鮮生、盒馬mini、盒馬奧萊以及盒馬X會員店共計74家門。截至4月10日，其中堅持開業的還有約40家，其中27家門店開展了社區團購。而盒馬當初為入局社區團購發展的500個自提點——“盒馬鄰里”則受到影響，目前只有位於寶山、閔行的200多個社區點位還在保持運營。

盒馬配送員在夜間配送生鮮套餐

保供套餐團購，目前已成為尚在營業的盒馬門店的主要運營模式。盒馬3月20日在4家門店測試團購業務，挑選部分蔬菜、水果和肉禽蛋打包成組合套餐，定時定點配送至小區的自提點。該業務在4月1日擴大至12家門店並被命名為民生保障特別服務——“盒區團購”。一週以後，上海23家正常營業的盒馬鮮生門店、4家盒馬X會員店都開啓了團購服務，覆蓋周邊小區5300多個，承諾次日達，社區居委會或機構也可選擇上門自提。與此同時，盒馬App上的單品即使顯示有貨也會提示因運力不足而無法下單。

只處理套餐團購確實極大節省了門店的人力，盒馬的上游供應商負責套餐打包，此後只有少量的套餐會涉及門店員工往其中增加牛奶和肉類。一份5.5公斤的“普通蔬菜保供應套餐盒”售價為59元，不算貴但是每天依舊難搶。

“套餐只能提供那些耐儲存的保供商品，例如水果只能選蘋果、梨、橙子。草莓、荔枝、楊梅那些供應全部得停掉了。但改為打包供應套餐的難度並不大，只需要在分揀流水線上的最後再加一道組合打包的工序。”盒馬的供應商上海盒米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春雷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盒米在上海浦東新區航頭鎮的加工分揀車間，自3月20日起，約200名分揀員開啓了封閉式運營，下班後直接睡在公司裏，確保分揀工作如期進行。除了每天向盒馬提供5萬份打包套餐，盒米還供應政府的保供集採訂單。4月8日，盒米為浦東約11個鎮提供的生活保障物資近5萬單。同時，盒米利用一些未納入保供套餐的生鮮商品，自己也承接一些社區團購的訂單，目前上海有100多個社區的團長從盒米這裏拿貨。

上海盒米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分揀流水線

上海盒米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打包成份的水果套餐

3月28日之後，每日優鮮針對浦東的幾個社區開始試點抗疫套餐，包括蔬菜套餐、糧油套餐、水餃套餐等，每份的分量是按三口之家3天的食材供應來設計的，也承諾次日送達。此後，團購覆蓋的社區範圍逐步擴大，客户主要是社區居委會和企業，他們都是通過上海商務委員會提供的電話來下單。貨物的配送也不再涉及前置倉，而是按套餐預訂數量由上海大倉統一配送到社區的自提點，再由各社區的志願者派發到户。

每日優鮮上海大區的運營經理衣瑞琳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改為標準化的抗疫保供套餐後，每種套餐包括哪些果蔬，取決於當下能從上游供應鏈拿到什麼樣的食材。隨着封控時間變長，貨物緊缺加劇，這種“賣方市場”的情況日益明顯。“現在我們去市場上採購原料，也不確定今天會採到什麼。有多少庫存就賣多少，不能給用户過度承諾。”衣瑞琳介紹説，團購套餐模式近期在每日優鮮針對的上海供貨量上，佔比保持在30%左右，剩下70%的供應鏈，平台仍用於支持消費者個人自由下單的“極速達”業務，希望給市民更多的自主選購空間。

每日優鮮大倉內打包“抗疫套餐”的員工

上海消費者每天在App上的搶菜大戰經常以失敗告終，針對這一局面，衣瑞琳解釋説，主要原因還是供應能力有限。疫情管控導致上海有一半的每日優鮮前置倉停業，同時，4月上旬還能上崗配送的騎手只有200人，是平時運力的1/5。這些還能保持上路的騎手，只有一小半是獲得了居委會的同意，可以自由出入他們居住的小區，另外一百多人只能住在前置倉和附近酒店，但如果附近出現陽性病例，他們也面臨隨時被封控的風險。

每日優鮮的送菜小哥

“活着就靠團長”

在非常態的生活環境裏，個體的生活經驗與調動社會資源的能力，其價值都會被放大。當下這些活躍於上海各個小區的新老團長，就是最好的例證。當然，團長能力的高下，也放大了上海不同區域之間的市民獲取生活保障物資的體驗差異。

幾年前打着“互聯網創業風口”標籤的社區團購，曾在新冠疫情暴發的第一年——2020年，在國內很多城市獲得過不錯的市場培育環境，但是很快在2021年遭遇大潰敗，很多昔日聲勢浩大的項目先後倒閉後，這種模式也曾被抨擊為“偽需求”。

那一代催生出的“團長”大多是社區周邊臨街的夫妻雜貨店，他們的任務是負責拉羣發廣告，然後把街邊店作為團購自提點。上海這輪疫情封控中湧現的大量新團長，本身就是小區的居民，在運營能力上相較上一代團長也面臨着更為複雜的挑戰。

對於上海當下這些社區團購的組織者來説，順利“打獵”所依靠的最重要的能力，是要能拿“資源”——也就是食物和車輛。優秀的團長要麼“自己有現成資源”，要麼“有精力開拓新資源”，同時他們還要“有能力鑑別資源”。

那些以年輕居民為主的、或老人使用手機不算困難的社區，拉羣和接龍的環節都不難。元吉所在的小區，是在原本業主羣的基礎上拉了團購羣，元吉這樣的租户，也很快被認識的鄰居拉進羣，得知“團長”是一位醫生。短短几天內，他找來的糧油、菜肉供應商，既有政府名單上的，也有來自附近菜場的商販，還有電商平台的團購，此外他還動用了“個人關係”。與此同時，羣裏的鄰居也紛紛貢獻他們的“資源”信息，這些都需要團長鑑別有效性，確保大家不受騙。

元吉社區團購收到的物資

能對外代表居民發出統一的聲音，是“團長”的另一個重要職責。因為貨只能送至小區門口，團長需要有能力協調物業、居委會和志願者幫助做消殺和分發。有些老小區沒有物業，團長需要在羣內組織調動鄰居負責“接團”和幫助完成各樓棟內的分發到户。

元吉參加的小區鄰居團購羣，團長很有先見，開團之前就先向入羣的每個人收了163元，用於購買消毒水、防護服等物資，送給負責消殺和分發的物業工作人員和志願者使用。按照元吉的描述，這位團長是“單打獨鬥”的類型，找資源、發團購以及跟進配送進展的活兒他一人承包。

元吉小區團購羣裏居民捐贈物資的清單

但全上海數萬個社區不可能都能找到如此“全能”的團長，更多的場景是誰手裏有“資源”誰就發佈團購的“輪莊”團長制。有些小區還會從一個團購大羣派生出更多的“單品團購羣”。每當貨物抵達小區，團長要帶着一位在羣裏自願報名的“助理”，穿着防護服到門口清點貨物。

輪莊團長或者團購矩陣的局面一旦出現集中，小區門口的物資堆放和配送就容易引發混亂。徐彙區的呂薇所在的小區，由多個團長、業委會成員、業主志願者和物業工作人員共同成立了一個“團購協調羣”，獨立於各個團購羣之外，統籌管理小區門口的臨時存貨區，調度人力負責分菜和送菜，每一次團購的貨物要在一個小時內被分發完，前後需要20多個鄰居和志願者參與。有資源的人會被拉進協調羣報備團購產品介紹、供應商的企業營業執照以及能在疫情期間正常配送的證明才能進入團購羣發廣告。協調羣成員還負責確定單品團購的優先級，比如蔬菜、糧油先團。

呂薇小區居民志願者分菜

小區居民作為志願者能否在小區內自由活動，其實沒有相關政策可參照。呂薇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能否實現這重要的一步，取決於業主與物業的有效溝通，甚至需要平時就已經建立起良好關係。比如她所在的小區，業主曾經集體給保安和保潔員捐贈過物資。這一次，物業公司同意居家隔離的居民中可以有20位志願者出户協助團購工作，這是允許出户人數的上限。

在團長這個角色上，一兩年前被美團優選、多多賣菜培養起的那茬“老團長”也在當下這個特殊時期，有了新職能。生活在浦東新區外環外的陳歌，和妻子在居住的小區外經營一家煙酒街鋪，同時也通過做美團優選、多多買菜的自提點來賺些分成。自浦東3月28日執行社區封控以來，團購取代了售賣煙酒，成為陳歌夫婦的主業，但他們能服務的範圍縮小至自己所在的小區以及小區的物業公司——包括65棟樓、大約1800户家庭，加上物業公司大約30人。平時，小區內外各有一個小型超市供應日雜和少量生鮮，周邊3公里以內有家樂福等超市，小區居民也可以通過叮咚買菜購買食材。

當小區居民被隔離在家無法自提後，陳歌和另外3位小區居民承擔了分揀、打包和最終配送至小區各樓棟底層的工作，4月以來，他們每天要這樣處理5000多筆訂單，由於持續的高強度作業，煙酒店直接充當了囤貨倉庫。

“每個蔬菜品種都是整箱過來，之後進行消殺，過三四個小時我們再開始分揀，然後安排人一個個送。”陳歌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説。上海市出現大量“核酸檢測一直是全陰，封閉管理數日後反而轉陽”的小區，雖然官方沒有公開的研判結論，指出物品的流轉是病毒進入小區的主要原因，但全城實施靜態管理一週後，陸續有一些社區居委會發布通告，表明“不鼓勵開放式團購”，如有團購，堅持“誰主持誰負責”的原則，團長的職責就涉及消殺、配送和相關風險控制，此外強調只團購糧油米麪、蔬菜等剛需物資。但不管有沒有這類通知，消殺舉措已經成為各小區業主自發團購的標準動作。這是為了安全，也是為了生意。

4月4日，陳歌從朋友那裏聽説有倉庫出現陽性病例，他停止了從美團優選和多多買菜下單，後面只能通過自己的人脈四處找團購物資。此後一週，他繼續組織了7次團購，商品包括雞蛋、土雞、蔬菜包等。據他的説法，這些生鮮食品是從上海市以外的產地採購，沒有經過農貿市場中轉，直接運輸到煙酒店進行卸貨。4月8日，有多達近5噸的蔬菜抵達陳歌的煙酒店等待”接團”。聽説陳歌能找來上游物資，現在連當地政府也找到他為周邊更多小區籌措物資供應，雙方協商的內容之一就是給陳歌提供在浦東新區使用的車輛通行證。

“活絡”的供應商們

在全城封控、物流阻斷的特殊時期，有菜、擁有獲得“保供通行證”的運輸車輛——能同時滿足這兩個必要條件的，可算是這輪在上海因疫情迅速興起的社區團購中“站在資源塔尖的人物”。

張可認識的那位做食品供應生意的朋友胡昊，差不多就屬於這類人。他從自己之前供職的農副產品生加工企業訂到一些肉蛋食材，此外，還找到一些因疫情而暫時停業的餐飲企業，買下他們之前儲存的食材。

3月24日，目睹浦東疫情逐漸嚴重、不少貨車無法進入浦東，胡昊從朋友的公司找到還能進浦東的貨車，迅速進了一批食品，專供幾個已經封閉的小區，一共2000份菜，裝滿了一輛長5.8米的貨車，他預計3天能賣完，結果1天就全賣光了——等着髮菜給員工的企業、本地社區團購的團長各拿了其中500份，另有500份快遞配送給了位置較遠的團購用户，剩下的部分賣給了浦東一些街道居委會和貿易商，並做了一些捐贈。

胡昊工作現場

後來，他還順利拿到了上海市商務委員會頒發的保供單位通行證，有了它就可以繼續申請車輛通行證，找車送貨。目前，他每天能發出6到7個車次，每個司機一天能跑10到15趟。在維持部分“企業福利”訂單、每週抽1天專門完成政府的訂單外，社區團購的訂單數額佔到了總訂單數量的百分之八九十，每天的單量可以達到4000到5000單。

“如果粗略把這個數字估計成4000到5000户，每户有兩個人，那我們團隊每天在通過社區團購供着上海的1萬多人。”雖然速凍餛飩的團購並不算成功，胡昊對社區團購的前景仍然信心很足，他認為疫情是這項業務有可能做大的一個轉機，未來上海生活秩序恢復後，仍會有一些市民保留參與團購這個購物習慣。

位於崇明區的小生合作社，擁有上海規模最大的秋葵種植基地，同時也從合作社農户手中收購其他蔬菜，是盒馬、叮咚買菜、錢大媽、美團等生鮮公司的長期合作伙伴。今年3月底之後，合作社成員張柳將蔬菜供應的對象，從上述生鮮平台轉向了社區團購。新生意的起點，是她在微信朋友圈發佈了一份“上海小生蔬菜封控套餐”的農產品清單。

張柳製作的“上海小生蔬菜封控套餐”單子

上海小生蔬菜專業合作社的農田

“以前配送過蔬菜的一個客户住的小區封控8天，沒菜吃了就找到我們。剛好我們有通行證就去了。我們的蔬菜質量又好，在那個小區一下子火起來了。”張柳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隨後她連夜製作了那張農產品套餐的清單。合作社僅有的1輛貨車目前拿到了崇明區農業農村委員會發放的臨時通行證，她每天收到的團購訂單大約1000單，對接的小區在浦東、浦西都有。4月4日，張柳發了條微信朋友圈：“做農業這麼多年，一直做的是批發，現在才是真正的田間到餐桌，以後我會定製月卡的形式。”

張柳更喜歡現在的團購生意，理由是她不用再被迫接受生鮮平台進貨時大幅壓價的情況。“以前我們要靠政府補貼，（做社區團購）以後的話，我可以把自己養活了。”張柳説。

但是，有關“業主自發團購的渠道有可能會被收緊”的傳聞，也預示着社區團購生意存在的不確定性。據《第一財經》YiMagazine瞭解，黃浦區、浦東新區部分小區要求所有業主發起的社區團購必須向居委會報備。業力自發的社區團購，在病毒溯源和品質管控等層面，確實存在一定的風險。此外，雖然訂單洶湧，但近期供應商想圍繞上海地區擴充倉儲和物流能力，也是困難重重。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可、元吉、陳歌、呂薇為化名）

（記者 任思遠、徐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