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詠幻：日本高中生出演AV解禁？刷屏文背後的真相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月詠幻】
近日一篇標題為“4月起高中生出演AV解禁”的文章在日本和中國社交媒體同時刷屏。單純看文字意義，會直接理解為“日本從2022年4月起允許高中生出演AV”，但事實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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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人聽聞的新聞，其實只是法定年齡調整
嚴格意義上來説，以往的日本公民在20歲才被認定為成年人，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被《兒童色情禁止法》保護，禁止出演相關影視劇。而18和19歲的個體雖然不算兒童，但由於沒滿20歲，哪怕是簽訂了出演合約，只要沒有監護人的同意，也是可以解除合約的。因此實質上相關行業能夠拍攝的年齡段都是20歲以上。一些影視劇裏自稱為高中生的，其實都是超齡演員假扮的。
而從2022年4月1日起，日本的新民法施行後，18歲被認定為成年人的門檻。這就意味着個體只要高中畢業前滿了18歲，就可以以真正的高中生身份來參與AV演出，造成了事實上的解禁。而只要真的出演了，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打出“現役女子高生”的招牌來吸引購買者。
這對相關行業而言無疑是一種新的“內卷”，只要能讓更年輕的女孩子出演，那高概率就能更好地吸金，從而開出更好的薪資來吸引女孩。在日本目前的社會現狀下，唾手可得的工作機會和高額報酬，恐怕會讓很多女生落入魔窟。
未成年人性交易向來是日本社會公開的秘密。連《頭文字D》的女主角都涉及了。
為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權益，使其免受性犯罪的危害，日本政府從1999年起就將未滿18歲的賣淫行為入刑，2014年開始將兒童色情也列入刑法。從2014年開始，哪怕是單純的出於興趣愛好而在自己的硬盤裏存儲了兒童色情內容，也會被警察帶走接受調查。
不得不提，但是又很難提的日本色情產業
日本《兒童色情禁止法》嚴格規定未成年人不允許拍攝AV，背後的事實是成年女性因為主觀或者客觀的原因不得不入行，甚至有被迫/被騙進入這個行業的情況。由於新冠疫情造成勞動力需求減少，從2021年開始就有很多日本女大學生失去了普通的打工收入，不得不輾轉於各類夜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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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色情產業大致分為兩塊，也就是成人視頻和賣淫行業。但這兩個版塊在理論上來説又都是非法的。而風俗行業就更莫名其妙了，合法的內容僅為邊緣性行為，如果要進行“本番”，則直接歸為客人和女孩子之間自願擦出了火花，屬於兩者的個人行為，而非店鋪所提供的服務。
鼎鼎大名的新田飛地也是類似的原理，每個店鋪都是料理店，顧客進去了之後也就是女孩子陪你喝酒，至於你們發生了啥都是你們倆人自己的事情。消費完畢之後從店裏出來之後還要給你一根棒棒糖，證明你的確在這裏是消費食物，而不是幹別的。別的店家看到你嘴裏的棒棒糖，也不會那麼努力招呼你，在你身上浪費太多時間。
這些風俗行業的所謂擦邊球，就和日本之前在防疫中體現出的鑽法律空子行為一樣，屬於自欺欺人但沒被取締的行為，所以長期存活在了灰色地帶：就像疫情期間一度禁止商家賣酒，商家就想出對策，讓客人自己體驗調酒，至於調完之後喝掉酒，那就是客人自己的個人行為了。
因此，日本的色情行業一直活在一個合法和非法的交界地中。相關從業者都不知道第二天自己會不會被警察取締。圍繞這種灰色地帶，涉黑的組織集團的力量便派上了用場。有的AV導演自己就曾是黑道成員，曾經也有過涉黑AV拍攝在片場或是片場外弄出人命的新聞，但似乎到現在也慢慢變少了。
更深層的女性貧困問題
女性貧困問題一直是日本難以啓齒的病症。日本女性就業從來都非常尷尬，雖説有產假和各種保護措施，但也是隨着時代的變化、民眾的呼籲才慢慢被追加的。真實情況中，日本公司招聘女性時會傾向於分配不夠核心的行政類工作。
尤其是很多年前，大企業招聘女性的時候幾乎就是當作幫公司裏的男性社員找老婆，來設置標準的。這就導致無論是什麼僱傭形式，女性的佔比都比男性明顯低了一大截。
社員男女比例
這就會讓很多人都覺得，女性哪怕是先出來上班，最終也還是要回歸家庭，變成家庭主婦的。因此很多女性一旦失業，或是因為種種原因成為單身母親時，就會面臨經濟上的極大壓力：願意給你一份全職工作的公司，看你是女性就會低看一眼，不願意重點提拔，或是給的薪酬很低。
對於一個獨身女性來説，尤其是懷着孕、帶着孩子，亦或是自身有硬性缺陷的情況下，都基本上很難找到體面的工作。這就催生了很多針對這類人羣的特殊風俗行業。
坂爪真吾在著作《風俗業界現場》中提到，會有一些風俗店主打母乳或是孕婦主題。這能夠讓孕婦或是剛生完小孩還在哺乳期的女性能夠有機會接待“擁有特殊喜好的客人”，從而獲得可能比普通賣淫方式更高額的收入。
某些風俗店甚至還帶有日託服務，就是為了讓單身母親能夠無牽掛地去工作，提供托育。更有甚者，針對年老、體胖，甚至一些是精神或是智力有障礙的女性，都會提供相應的支援，譬如經濟管理支持，或是化妝服務，以此吸引她們進入“魔窟”。
按理來説，從基礎收入保障到生活支援，是社會福利應該履行的義務。尤其是這種對女性進行性壓榨的產業，雖然看上去好像實現了一定的“義務幫助”，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也都是機構從女性為他們做出的創收裏提出的。一些日本的文章認為“風俗業界成為了女性的安全網”，是完全錯誤且不負責任的。如果這類生活支持必須藉助皮肉生意實現，那無疑是社會福利沒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
日本屬於高福利國家，根據日本憲法，國家的低保是允許窮苦人民過上“健康且有文化的生活”，也就是每個月13萬日元左右的無條件低保。這個低保需要申請，如果確實有困難是能夠得到幫助的。但從最近的數據上看，在生活崩潰邊緣徘徊的貧窮家庭裏，非高齡的單身母親只佔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佔比4.6%的單身母親
如果一個單身母親只能通過出賣肉體來獲得生活所需的基本費用，那麼讓她不得不走上這條路的就是社會的問題。日本申請低保最大的困難，在於需要聯繫申請者的家人，確認家人無法或是不願意支持申請者，才能夠批准申請。但實際操作中，很多申請者就是因為家暴，或是和家裏人不和而離家出走，才走到了這一步。
有人是不想讓家人知道自己的窘境，亦或是根本不想聯繫家人，這都讓他們很不願意執行這個步驟。甚至還有家人跟政府聯繫過，説願意照顧申請者，但最終還是什麼都沒做，讓申請者不得不又睡上了大街。
日本作為一個“均富”社會，基礎崗位的確男女年薪收入差距不大。在年輕的時候，女性也的確不需要靠男人，甚至可以拿到比同齡男性高的工資。但長期的產假也讓所有公司都傾向於不僱傭女性。就算社會要求公司儘量不要開除懷孕女性，離崗期間的工作以及為了替代離崗者所多花的人工費也是公司掏錢的。哪怕這個成本政府給了，對於一些中小型企業來説也終究是很大的負擔。於是普通公司基於這種綜合考慮，很難給女性更大的機會。
為了打破僵局，一些人開始呼籲推廣產假夫妻同休制。這樣可以避免只有女性會因為懷孕而離崗半年以上的問題，同時增進男性對於家庭家務的貢獻。日本的環境大臣小泉，2020年就以身作則休了產假，就是為了彰顯自己為這種平權做出了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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