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定定、張昕：歐洲和中國來到了十字路口

【文/陳定定（暨南大學教授、海國圖智研究院院長）、Nadine Godehardt （高亭亭，柏林德國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亞洲部高級研究員）、Maximilian Mayer （梅飛虎，波恩大學安全、戰略與一體化高級研究中心青年教授）、張昕（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翻譯/朱積慧（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在中歐雙方為4月1日的中歐視頻峯會做準備的時候，中歐關係已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雙方對烏克蘭戰爭的反應以及對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儘管戰爭是中國外交的主要關切，而且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不希望看到烏克蘭局勢走到這一步”，但中國和歐洲對局勢的各種評估之間存在天壤之別。

在絕大多數議題上（對戰爭根源的理解、對戰爭影響、風險或潛在解決方案的評估），中國領導人和歐洲各國政府以及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都表達了截然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反的立場。國際關係的未來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被劃分為勢力範圍和新近界定的軍事聯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不信任、對脆弱的恐懼和經濟保護主義即將成為政治的主要特徵。

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有可能使已經陷入困境的中歐關係變得無法運作。雖然歐洲和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但找到走出這一泥潭的方法是至關重要的。首先，有必要回顧一下雙方的主要不滿。

習近平主席視頻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新華社）

歐洲對中國立場的反對意見

歐洲首先不理解中國領導人為何還未將俄羅斯作為烏克蘭的侵略者進行譴責，或者作為第一步，先與俄羅斯公開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無論衝突的起因為何，俄羅斯軍隊已經進入了烏克蘭；此外，俄羅斯導彈故意持續摧毀公寓樓、劇院和醫院等民用建築，造成了可怕的破壞和苦痛。歐洲方面也主張：需要對最近的布恰慘案中的戰爭罪行進行全面的國際調查。

其次，中國支持“所有國家（包括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同時表示“應共同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這種言辭上的平衡在歐洲看來是對俄羅斯的支持。雖然人們擔心中國政府可能會破壞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明確表示，只有中國才能有效調解這場衝突。

第三，中國官員和學者似乎沒有認識到，這場戰爭對所有歐洲人都是一種衝擊。死亡人數的規模、烏克蘭各地城市的破壞、越來越多的難民向西遷移，以及這場戰爭地理上的接近和產生的情感共鳴，將從根本上改變歐洲人對共同安全、經濟依賴和國家主權的認知。這種變化在德國政府的國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集中體現在俄羅斯入侵開始幾天後總理奧拉夫·舒爾茨在聯邦議院的講話中。

第四，這場戰爭的風險在中國沒有得到充分理解。例如，這場衝突可能會走向國際化。截至目前，交戰雙方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但一旦北約軍隊介入，俄羅斯訴諸核訛詐、或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系統，我們便會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此外，這場戰爭已經在一系列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全球性影響，包括對全球糧食供應、國際融資和世界經濟穩定的影響。

中國對歐洲立場的反對意見

中國方面強調，歐洲人並不理解中國針對美國的特定的威脅認知，以及——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種威脅認知與俄羅斯對北約擴張的安全認知有何聯繫。中國方面將北約在東歐的擴張與美國及其盟友最近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操縱——特別是印太戰略、新興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的活動——相提並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認為北約的擴張是當前衝突根源中的關鍵因素。

其次，歐洲官員很難接受中國的立場，即中國不是“戰爭方”、不是衝突中的一方；並且，中國對針對俄羅斯、烏克蘭、歐洲和美國的問題上有自己的立場，並試圖保持它們之間的平衡。不過，中國駐美大使秦剛也澄清，“中俄之間的合作沒有禁區，但也有底線，那就是《聯合國憲章》確立的宗旨和原則。”

第三，對中國來説，這場戰爭表明，歐洲政府和歐盟並沒有獨立於美國。歐洲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跨大西洋集團政治的重新出現，這最終意味着歐洲在國際事務中自主權的喪失。因此，中國在面臨着美國在亞太地區遏制的同時，眼睜睜地看到歐洲放棄了與中國發展自主關係的想法。

第四，無論目前的衝突如何發展，中國和許多國家一樣——包括印度、南非、土耳其、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已經、並將繼續與俄羅斯及烏克蘭保持合法的經濟和軍事合作。

中歐關係四個可能的未來情景

上述針對烏克蘭戰爭的怨念——我們只舉了幾個主要的例子——反映了雙方更深層次的認知和政治層面的摩擦，這些摩擦可能會在近期內進一步影響中歐關係。因此，近期舉行的中歐峯會是多年來最重要的會議。

為了理解其潛在的影響和預測未來可能的發展軌跡，下文將闡述幾種可能的情景，討論中國-歐盟在烏克蘭戰爭中更多和相互協調的步驟，為未來制定短期內合理的方案，以辨析其中的障礙和機遇。在這個困難的時期，這樣做有助於思考如何克服衝突升級的威脅。

中歐關係的主要發展軌跡可以從兩個維度來闡述：一方面是政治系統的可持續性（“韌勁”與“脆弱”的對立），另一方面是經濟、社會和技術系統之間互相連接的操作性（“整合/連接”與“碎片化”的對立）。

自由主義的多邊和平新秩序

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歐盟和中國建立了具有高度韌性的社會和政治體系。烏克蘭的重建增加了雙方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合作機會，使得聯合國憲章在外交層面重獲新生，並且促進歐亞貿易的蓬勃發展。歐洲的民主、和平、社會正義和自治等理念被納入一個重組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它強大到可以與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存。從這種依靠實力和自信的立場出發，歐盟和中國之間政治、經濟和科技層面的互聯互通取得了重大進展。一種在技術標準、監管實踐或法規方面富有成效和務實的競爭將主導未來中歐間的交流。

昨日未來

這種情景假設經濟的高度聯結與社會、政治摩擦增加並存。這個世界有着高度一體化的市場和全球化生產鏈的特點，但政府的能力卻相當薄弱。儘管各國政府旨在確立國家安全和各自政治體系的韌性，但虛假信息、經濟脅迫、定向制裁或網絡攻擊犯罪等混合威脅每天都在發生。

在經濟上，中國和歐洲從一體化的市場和生產鏈中獲益良多，但緊張的安全局勢正在引起歐洲社會的政治和社會動盪。歐盟的規範性力量逐漸被削弱，基於價值的決策不再影響政治，以及基本權利被打破，這導致了歐洲社會的政治激進化，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的敵意不斷上升。

西方與“他方”的對立

在這種情況下，2022年4月的中歐峯會宣告失敗；雙方的立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逾越的僵局。各個層面的溝通線路都被切斷。在這個世界裏，社會和國家政府都非常脆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旨在建立志同道合的夥伴之間的政治集團。不信任的情緒無處不在，跨大西洋凝聚力的增加與中俄集團對立；國際關係的主導邏輯遵循“如果你不支持我、就是在反對我”的原則。區域化的貿易關係和逆全球化的趨勢得以加強。國家保護主義抬頭，全球貿易、供應鏈和互聯互通被限制在最低限度。此外，國際軍備控制沒有到位，區域和全球軍備競賽如火如荼。歐洲和亞洲社會都出現了嚴重的凝聚力喪失和政治動盪。

多極世界

在這種情景中，歐盟對美國和中國的戰略自主性得到加強。這條道路將政治上的高度韌性與全球經濟、社會和技術的分裂結合起來，加速了不同政治集團的形成。在各自的集團中，世界確實變得更加貧窮，但也非常安全。全球生產鏈已成為歷史；互聯互通很大程度上侷限於特定的集團內部。國際層面的商業、文化和學術上的交流正在縮減，因為不同的集團之間存在着脱節。這是一個超民族主義盛行的世界，對資源的爭奪逐漸內化。這將導致所有地區的不穩定和美國、俄羅斯、中國或歐洲發動的代理戰爭的興起。

中歐關係有多種可能，緩和局勢需要各方努力（資料圖）

緩和局勢的選擇

這四種情景中的三種為未來的中歐關係描繪了一幅暗淡的圖景。作為可持續合作的基礎，外交的未來岌岌可危。歐洲和中國最好明白，只要他們有能力，就應該參與到穩定多邊主義的工作中去——在烏克蘭戰爭再度大幅升級之前。

我們認為，儘管存在上述分歧，歐洲和中國可以、而且應該考慮採取各種措施，以減輕烏克蘭戰爭的長期影響。首先，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並鼓勵各種政治層面的交流）。這裏的一個關鍵點是將這場衝突視為一個長期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場短暫的戰爭。前瞻性的外交意味着要為可能持續數月、甚至數年的衝突局勢做好準備，而且衝突還可能進一步升級。同時，這樣一種長遠眼光需要預見到烏克蘭和俄羅斯都必定要經歷複雜的重建階段以及由此帶來的機會。

第二，可以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確定在烏克蘭戰爭上的共同利益和全球風險，並在聯合國系統的框架內討論可能的選擇。為了有效推動相關工作，我們應區分不同的目標和層次。中國和歐盟必須：1）進行協調以促進儘快實現停火；2）創造一個有利於和談的國際環境；3）在聯合國層面進行協調，為戰後必要的安全保證和安排做準備。

第三，在短期內，我們應該實現各種協調行動。雙方可以共同譴責對平民使用武力的行為；可以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一項聯合決議，呼籲在基輔、馬裏烏波爾和其他烏克蘭城市建立人道主義走廊，並通過世界糧食計劃署和聯合國的渠道共同確保向特別脆弱的全球南方國家（包括黎巴嫩、蘇丹和也門）提供後勤和食品供應。

從中期來看，我們可以推動各種協同行動。雙方可以考慮派遣一個聯合國維和特派團，在俄烏邊境執行停火併促進衝突後的穩定——特別是俄羅斯的軍事撤離。雙方可以呼籲召開20國集團緊急會議，進行和平談判和商討戰後重建。歐盟和中國可能會找到一個與敍利亞不同的方法，將中國的“一帶一路”和歐盟的“全球通道”倡議聯繫起來，共同為烏克蘭的重建而努力。

考慮到上述不同情景，防止中歐關係惡化的機會仍然很渺茫。不過，雙方都會從一種穩定的關係中獲益匪淺。即便在有些人看來，上述合作措施在目前看來有些遙不可及，謹慎的外交仍然需要努力避免特定後果的發生。雙方在心態上的轉變是關鍵前提：我們需要走出大瘟疫引發的孤立狀態，避免“內循環”的思維邏輯、和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相反，在當前和未來的危機溝通中，歐盟和中國之間需要強有力的、更加多樣化的溝通渠道。

【原文 “Europe and China at a Crossroads: 4 scenarios for China-EU relations amid the war in Ukraine”,  Dingding Chen, Nadine Godehardt, Maximilian Mayer, and Xin Zhang,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3/europe-and-china-at-a-crossroads/, 發佈於2022年3月29日。中文版中作者根據此後局勢的發展對內容有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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