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爾孫·艾拜:攻擊新疆不是目的，西方真正害怕的是……

【文/吐爾孫·艾拜】

近年來，在國際輿論場涉疆話題頗受關注，一些西方國家和媒體不斷炒作涉疆議題攻擊我國治疆政策，甚至成為對我國開展輿論戰的重點方向。面對強大的輿論攻勢，只有知己知彼和國際比較，瞭解國際涉疆輿論總趨勢和規律，才能講好新疆故事，傳遞中國好聲音。

20年來國際涉疆輿論趨勢

媒體的報道數量能夠體現其對報道議題和對象的關注和重視程度。因此，我們選取15個國家和地區的20家海外媒體對其1999年至2019年的涉疆報道數量進行統計發現，國際輿論場對涉疆議題的關注既存在週期性和規律性，也存在反常性和操縱性特徵。即在國內外和新疆發生突發性、反常性事件時，海內外媒體的涉疆報道數量增加並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步減少，呈現明顯波浪型趨勢。同時，近年來反華勢力出於戰略圖謀故意製造熱點，試圖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涉疆話題持續升温。統計顯示，1999年20家海外媒體涉疆報道共有86篇，2019年達7420篇，期間出現時降時升的態勢。我們認為，20年的國際涉疆輿論趨勢可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99年至2009年。改革開放以後，新疆與內地和周邊地區的經濟貿易來往日趨頻繁，新疆的地理和資源優勢日漸突出，國內外社會各界開始關注新疆。尤其是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後，西方媒體介入報道新疆發生的系列暴恐案件，20家媒體每年的報道總量基本保持200篇左右。2008年，我國舉辦奧運會，國際輿論對新疆的關注上升，報道量達695篇。2009年，新疆發生“7·5”事件，國際輿論場的涉疆議題首次達到高峯，報道數量達1216篇。

第二階段為2010年至2014年。隨着我國政府有效妥善處理“7·5”事件，及時公佈相關細節，邀請駐華使節參觀，國際社會對涉疆議題的關注日趨下降。2013年和2014年在疆內外連續發生系列暴恐事件，國際輿論場對新疆的關注度再次上升，2014年的報道量達2986篇。

第三階段為2015年至2017年。2015年初起，隨着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進一步完善防恐維穩措施，暴恐事件多發頻發趨勢得以有效遏制，國際輿論場的關注度再次下降。2017年初，西方媒體抨擊的重點從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轉向黨的治疆方略和具體防恐維穩措施，職業技能培訓成為炒作的熱點，海內外媒體的報道量達到1981篇。

第四階段為2018年至今。在此期間，新疆連續多年保持安定祥和的局面，沒有發生暴恐事件。按照新聞傳播規律，這個時期媒體的涉疆報道應有所下降。但是，恰恰相反，2019年的報道7420篇是2017年的3.75倍，西方部分媒體、政府和智庫聯手炮製一系列話題，發佈所謂研究報告，舉辦聽證會和學術研討會，甚至不惜使用“種族滅絕”等駭人聽聞的關鍵詞和語言，再次炒作涉疆議題，試圖引起國際輿論對新疆的關注。部分西方國家通過所謂法案和決議，推動涉疆話題從輿論層面進入實踐階段，對我國治疆政策進行全面攻擊。可見，這個時期的國際涉疆輿論是西方反華勢力操縱的產物，完全違背新聞規律，是人為製造的“信息”，而不是新疆社會的真實報道。

國際涉疆輿論炒作的熱點

長期以來，西方媒體以所謂民漢矛盾、壓制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為主要敍述框架抨擊我國民族宗教政策。2017年起，連續製造不同話題進行持續炒作。

1. 種族滅絕話題。2020年6月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發布題為《絕育、宮內節育器和強制性計劃生育：中共在新疆壓制維吾爾族人口出生率的運動》的研究報告，片面引用一些數據和別有用心的個案報道，妄稱“新疆自然人口增長急劇下降”，污衊新疆存在所謂“強制絕育”問題。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後，新疆少數民族人口數量迅速增長，人口素質不斷提升，人均預期壽命大幅提高。例如，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維吾爾族總人口為10069346人，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已達11624257人，增長11.5%。就我的家鄉喀什來説，2010年總人口為3979362人，2020年為4496377人，增長11.3%。西方政府、媒體和智庫試圖通過使用“種族滅絕”的説法讓人聯想起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目的是達到醜化我國國際形象，是開展宣傳和心理戰的具有政治性目的手段。

2. 職業技能培訓中心。2017年初，西方媒體片面選擇所謂人權組織和境外流亡分子提供的虛假信息，惡意炒作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以下簡稱“教培中心”）話題，並將其誣稱“集中營”“再教育營”“拘留營”，通過標籤化的關鍵詞，對我國去極端化工作和具體措施進行污名化。其實，新疆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人口的年齡結構相對年輕，據2020年的統計，0－14歲、15－59歲的人口占比分別為30.51%、60.95%。同時，維吾爾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為8944人，國家通用語言能力薄弱，法治意識淡泊，容易受到宗教極端思想和“三股勢力”的蠱惑。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有利於提高學員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和就業能力，促進勞動力就業，並有效遏制宗教極端主義蔓延擴散，着力消除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

新疆棉事件中H&M聲明截圖

3. 強迫勞動話題。這是緊隨教培中心話題後的另一個炒作熱點。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發佈題為《出售維吾爾族》的所謂研究報告，聲稱教培中心結業的學員並未迴歸社會，而是被“強制”安排到工廠從事“強迫勞動”。西方媒體和人權組織毫無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大量轉載和刊發該報告，並鼓動部分西方政府對相關企業採取“制裁”。實際上，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始終堅持把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業相結合，多渠道增加就業。通過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推動新疆各族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例如，2017年喀什地區城鎮居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13元。2020年喀什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7321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0276元，比2017年分別增長13%和28%，這是勞動創造財富的結果。

4. 寄宿制學校話題。2017年起，西方媒體開始抨擊新疆的教育措施，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德國反華分子鄭國恩等發佈報告稱，新疆政府把小孩送進寄宿制學校，“強迫”他們與父母分離，新疆設置寄宿制學校的目的是為實施‘大規模拘禁行動。眾所周知，寄宿制學校在中國各地普遍存在，各地政府為了解決農村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教育資源分佈不均衡，採取寄宿模式幫助兒童就近入學、控輟保學，減輕孩子和家長的壓力，這樣做既符合教育規律和現實需要，也是中國政府落實扶貧工作的一種措施，住宿費用由各級政府補貼或承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也多次召開新聞發佈會，明確指出新疆設立寄宿制學校與去極端化毫無關聯，學生是否寄宿，完全由學生本人和家長自願選擇，不存在強迫。這樣一項惠民利民的德政，竟然也成為一個攻擊新疆，攻擊中國的藉口，可見蓄意之惡。

國際涉疆輿論的操縱特點

在現有國際傳播體系下，西方媒體尤其是英美媒體佔據話語主導權，擁有雄厚的資源和龐大的採編隊伍，國際涉疆信息出現從英美媒體依次向其他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海外華文媒體的流通狀態。統計顯示，20家媒體涉疆報道總量中，西方媒體佔87.3%，發展中國家媒體和華文媒體分別佔2.5%和10.2%。其中，英美媒體分別佔總報道量的82.3%和西方媒體報道量的94.2%。

同時，由於資金和人力資源的制約，相當部分發展中國家和海外華文媒體報道涉疆議題時，轉載西方媒體尤其是英美媒體的報道並且佔比較大。數據顯示，20家媒體轉載和採用61個信源的稿件。其中，排名前20的信源佔總數的91.6%，並且多為英美媒體信源。總轉載稿中，西方國家信源提供的稿件佔總數的84.1%；發展中國家信源提供的稿件佔總數的8.9%，我國信源提供的稿件佔總數的7%。可見，西方新聞機構是各國和地區媒體主要信源和被採用對象，英美媒體是全球涉疆議題的設定者。在他們合力圍攻中國的背景下，我們看到新疆的美好形象被玷污也就不奇怪了。

議題選擇將影響受眾對報道對象的認知，同時體現媒體的價值取向和立場。由於大部分受眾尤其是海外受眾缺乏來疆的真實體驗。因此，他們對新疆以及黨的治疆方略和具體舉措的認知來源於媒體，尤其是以英美為主的西方媒體。新疆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是，長期以來，西方媒體以人權和反恐維穩類的時政信息為主要選題。統計顯示，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時政議題在20家媒體涉疆報道中的比例高達75.7%。由於各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不同，對人權的認知和保障各異，因此上述議題在報道中容易產生歧義，媒體偏向性的議題選擇，導致受眾心裏構建擬態負面的“新疆形象”。

真實性和現場性是新聞的基本屬性，也是客觀反映新聞事實的重要因素。這也是國際涉疆輿論場最為缺失的內容。統計顯示，20家媒體涉疆報道中，發稿地區為媒體所在國家和地區的70.5%，海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21.5%，中國大陸的8%。可見，大部分涉疆報道並非在事發地或新聞現場完成。相當部分新聞素材來自西方政府、研究機構、媒體、非政府組織和“東突”組織。因此，報道中出現錯誤信息的反覆引用。此外，在描述新聞事實時，西方媒體往往採取二元對立的敍述模式，通過使用具有傾向性的負面詞彙和關鍵詞過濾，將我國政府的行為負面化並對治疆政策進行質疑和否定，使新聞失去基本的客觀性。

熱詞統計（注：關鍵詞在報道中出現的頻率越高，字體越大）

通過對熱詞的統計，我們發現“中國”才是所有這些輿論的核心，新疆只不過是排在三四位層級的從屬地位，講新疆無非是攻擊中國而已。我們還發現，涉疆國際輿論場是一種有計劃的新聞生產過程，其中各類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媒體之間存在較為緊密的依賴關係。即所謂學者和研究機構撰寫發佈各類研究報告，各類非政府組織和西方媒體率先進行傳遞，各類政要和發展中國家媒體轉載和引述，政要和媒體的言論又作為各類機構論證其觀點的佐證被轉引的循環模式。同時，西方媒體重視研究機構、非政府和人權組織在涉疆議題的話語權。通過選擇性引用所謂權威學者、非政府和人權組織的言論，將自身觀念隱藏在信源背後，通過引語表達觀點。在引用我國信源時採用多信源方式，即在引用我國政府和媒體信息時，援引海外專家、其他機構和“東突”組織“的言論，對中國官方媒體的觀點提出質疑。媒體、政府和研究機構圍繞涉疆議題表現出的高度一致性實屬罕見。期間，隨着涉疆議題的炒作，美國等部分國家通過所謂的涉疆法案，採取具有象徵意義的實際行動。可見，國際輿論場的涉疆議題已不僅是一場輿論戰，而已成為對華戰略戰的組成部分。

做好涉疆外宣工作的路徑和策略

我生在新疆，長在新疆，目前在高校從事新聞傳播教學和研究工作。多年來，見證了家鄉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併為此倍感振奮。同時，作為一個學者面對西方的無端攻擊和指責，倍感悲憤。因為，親身體會和深入研究告知我，這都是毫無依據和無中生有的謊言。作為一名維吾爾族知識分子，我希望家鄉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全國兄弟省市的無私幫助下，得以迅速持續發展。全疆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和造就的輝煌能夠被外界理解和接受。

近年來，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通過舉辦系列專場新聞發佈會，邀請海外政要、華人華僑、學者和記者來疆實地查看，教培學員現身説法，赴國外面對面交流和宣介等方式，向外界展示新疆欣欣向榮的社會局面。國內院校和研究機構發佈系列報告，從學術層面闡明事實。國外使節通過撰寫文章和接受當地媒體採訪，向所在國家受眾傳遞我國立場。實事求是地講，新疆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值得肯定。但是，西方的污衊抹黑從未間斷，為此我認為，應再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中華傳統人文項目的開發和宣傳。目前，新疆的旅遊宣傳口號是“大美新疆”，並注重體現新疆的自然之美。但是，這個口號應包括人文之美，歷史之美，民族之美和文化之美，不能見物不見人。自西漢至今的2000多年來，中原文化始終影響新疆地區並佔據主導地位。因此，我們應該保護、開發、挖掘和大力宣傳在新疆各地保存的中原文化遺址和文物，通過他們展現長期以來新疆各民族、各種文化並存的事實，讓文物説話，讓歷史説話，讓歷史鮮活起來。

2. 注重宣傳新疆多民族多文化並存格局和形象。目前，新疆共有55個民族成份和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等多種宗教並存，全疆各族羣眾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受益者和見證人，對新疆的事情最有發言權。因此，涉疆外宣要強調眾多民族長期共存的“中華民族”概念，凸顯各民族開發建設祖國邊疆的貢獻和黨的領導下走向共同富裕，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傳遞各民族的形象和聲音，共美共榮。

3. 突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作用。兩千多年來，屯墾戍邊在保衞邊疆安全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並在推動新疆農業生產現代化方面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新疆建設兵團作為新疆的組成部分，外界對其的知曉度仍偏低。講好兵團故事就是講好新疆故事的一部分，就是講好新疆現代農業、牧業和工業現代史和民族團結發展史的重要部分，應將其作為新疆外宣的一個特色。

4. 進一步加大“請進來、走出去”力度。近年來，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新疆與海內外的文化交流相對減少。雖然，有關部門採取線上交流的方式，但是溝通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產生的效果仍不如面對面交流。因此，要組織友好力量來疆實地考察和開展研究，幫助他們更好的瞭解新疆，從而影響當地社會輿論和國家政策走勢。同時，要組織國內專家學者和相關人士出訪進行學術交流，在面對面溝通中促進理解和形成共識。

5. 發揮國外民間力量的作用。2019年，筆者訪問中東時，參會人士表示“西方媒體發佈的信息並不完全可靠，伊斯蘭國家本身也是西方媒體攻擊的對象。由於沒有駐華記者站，我們只能通過西方媒體瞭解關於新疆的信息，不瞭解真實情況”。可見，海外有相當數量的友好智庫和媒體，並對涉疆議題密切關注。由於文化傳統差異，西方受眾往往對政府提供的信息持有懷疑態度，相比而言，民間聲音更有吸引力和説服力。因此，要發現和團結對華友好的政治家、學者、企業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動員他們必要時一起發聲，甚至面對西方主流媒體和網絡平台的封堵，完全可以通過跟帖、留言等形式在西方一些新媒體平台上發聲，將其為我所用。

6. 採取平民視角，講述個人故事。注重個性化的案例和故事講述，從講好一人、一家、一村、一市的故事着手，引導羣眾參與涉疆外宣工作。當下，手機等新媒體平台為個體傳遞信息提供便利條件，應採取傳統媒體主導和策劃舉辦各類大賽等方式，鼓勵羣眾在大計劃和主題下，拍攝眾多短視頻、抖音和快手短片的形式，講述普通民眾過着美好生活的真實故事，以小博大，加強正面宣傳效應。近期，新疆出現了“馬背上的副縣長”賀嬌龍，“熱娜局長説沙雅”，博主熱娜古麗·熱合曼等網絡名人並利用新媒體平台講述當地社會發展。雖然，他們講述的是一個特定區域的故事，但是呈現了整個新疆欣欣向榮的局面，這種手段和方式值得我們借鑑和推廣。

7. 加強文藝創作和文化產品有效供給。2020年，網絡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廣為流傳，引起廣大疆內外羣眾對可可托海的無限遐想。新疆不乏這樣的先例，長期以來，海內外受眾通過《我們新疆好地方》《達坂城的姑娘》《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等文藝作品認識新疆。當下，廣為流傳的新疆題材歌曲較少且推廣不足。因此，我們應將文藝作品作為宣傳新疆的重要手段，組織文藝工作者尤其是海內外著名的疆籍文藝工作者創作富有地域特色的流行歌曲和文藝作品，提升新疆的美譽度。在目前當地媒體影響力和輻射力較低的情況下，加強同東部發達地區等跨地域媒體的合作，鼓勵和選派疆籍歌手尤其是少數民族歌手參與娛樂節目，藉助內地媒體傳播新疆“好聲音”。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式講好新疆故事，理直氣壯宣傳新疆社會穩定的大好局勢、人民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講好新時代的新疆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整體對外傳播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需要我們繼續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