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樂：美國的“國”究竟在哪裏？
【文/章永樂】
長久以來，經常有一些美國的“例外主義者”標榜美國與歐洲列強的舊殖民主義大相徑庭，稱美國不僅不奪人之地，還通過“門羅主義”保護了美洲的許多國家免受歐洲殖民主義侵害，並在世界各地支持了許多被壓迫民族脱離舊殖民帝國獨立建國。在其他國家也一直有這樣一種論調：美國不事領土擴張，支持其他國家的教育事業，因此是一個仁慈的大國。
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要問美國的“國”究竟在哪裏，以上兩種論調給出的答案似乎是，美國的“國”就在其既定版圖之內。但這些論調不僅沒有追問美國究竟通過何種方式獲得既有版圖，更沒有看到，美國早已從以掠奪土地為目的的舊殖民主義形態，過渡到更具擴張性和隱蔽性的新殖民主義形態，並以一種“權力網絡”的形式建立起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支配。
舊殖民主義是列強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經常採用的擴張模式，大多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包括武力吞併土地、移民墾殖、海盜式的掠奪、欺詐性的貿易、血腥的奴隸買賣等等。
新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輸出剩餘資本階段的新擴張方式，它可以承認被支配者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不尋求領土兼併，但會通過形式平等而實質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在經濟上建立支配-依附關係，並以政治-軍事手段來保障這種支配-依附關係。這種不侵吞土地卻索取“產出”的支配模式，不僅節省了直接支配與治理的成本，而且可以在實現高效的剝削和財富轉移的同時，宣稱由此造成的人道災難與自己並無關係，從而製造和維持所謂“仁慈”的形象。
從北美殖民地階段到獲得全球霸權階段，美國將新舊兩種殖民主義都發揮到了極致。
當地時間3月17日，塞爾維亞球迷拉橫幅列美國入侵史，呼籲“給和平一個機會”。
與歐洲列強的殖民征服沒什麼兩樣
建立美國的主體族羣是英國殖民者。美國的獨立建國與領土擴張本身具有深刻的舊殖民主義底色。
這個歷史過程是，近代英國人口不斷增加，同時嫡長子繼承製導致一個家庭中的其他兒子常常缺乏謀生手段，到了17世紀，英國政局開始動盪不安，於是大量人口湧向海外謀求生計。在海外殖民過程中，英國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看到了牟取暴利的機會，於是成立了一系列殖民公司，進行有組織的對外殖民。與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殖民者往往是男性獨自前往海外並在當地生下混血子女不同，英國殖民者經常帶去自己的家庭，並與原住民形成種族隔離。英國殖民者人數更多，更渴望獲得原住民的土地，這使得他們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殖民者更傾向於對原住民實施種族滅絕。
北美獨立戰爭實際上是一場為北美殖民者擴張掃清障礙的戰爭。18世紀中期，為了獲得更多的土地，北美殖民者派人前往倫敦遊説英國出兵打擊法國在北美的殖民勢力。當時，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艾德蒙·柏克的兄弟威廉·柏克明確反對這一主張，他認為如果英國出兵幫助其子民獲得更多的北美土地，後者總有一天會翅膀長硬脱離帝國。但是英國議會並沒有採納威廉·柏克的意見，而是派出陸軍參與了英法“七年戰爭”並大大壓縮了法國在北美的勢力範圍。
戰後，英國為了緩和對法關係，於1763年在北美殖民地西部劃出一條界線，禁止殖民者越界從印第安人手中直接獲得土地。這引發了渴望擴張的北美殖民者極大的不滿，他們認為英國對其擴張的限制沒有法律依據。為了補償在“七年戰爭”中所耗費的鉅額軍費，英國在北美殖民地增加了一些税收，雖然新的税負遠低於英國本土，但仍引發了北美殖民地的強烈反對，最終點燃了北美獨立戰爭。從這個角度來看，北美獨立戰爭並不是走投無路的子民對令人窒息的外部壓迫的反抗。事實上，戰爭前夕，北美殖民者總體上比他們的英國本土同胞更加富裕。北美獨立戰爭的實質，是一個“翅膀長硬並飛走”的事件：通過獨立建國，北美殖民者最終擺脱了宗主國對其擴張的限制。
在北美獨立戰爭中，印第安人部落大多是站在英國一邊的，他們強烈反對北美殖民者。也因此，新生的美國政府對印第安人進行了殘酷的種族滅絕。在19世紀的“西進運動”中，印第安人被大量屠殺，土地被剝奪，族羣人口所剩無幾，這完全是一場典型的歐式舊殖民主義運動。解放黑奴的林肯被許多美國人視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但其頒佈的《宅地法》背後，卻是印第安人的斑斑血淚。
林肯紀念堂（新華網資料圖）
美國建國後為了擴張領土，不僅剝奪印第安人的土地，還將手伸向了墨西哥人。美國不斷向當時屬於墨西哥的得克薩斯輸入白人新教移民與黑人奴隸，到1835年當地的美國白人殖民者數量已經達到墨西哥人的10倍。1836年，白人新教殖民者宣佈得克薩斯獨立。1845年，得克薩斯州正式併入美國，引發了墨西哥的激烈反應。1846年至1848年，美墨之間爆發戰爭，墨西哥戰敗後喪失了大片土地，美國在這些土地上建立了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等州。
美國最後一輪大規模的領土擴張發生在19世紀末。通過美西戰爭，美國在加勒比海得到了波多黎各，佔領了古巴，在亞洲佔領了菲律賓，在太平洋上取得了關島，並順勢吞併了其已殖民滲透多年的夏威夷。美國對夏威夷和菲律賓的吞併，在國會內部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許多議員認為這與歐洲列強在美洲進行的殖民征服沒什麼兩樣。
20世紀，美國沒有再進行過上述規模的領土擴張，但這並不是因為美國統治精英對領土擴張有道德上的負罪感，而是因為他們已經發現了比舊殖民主義更隱蔽、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新殖民主義支配模式。
美國學到了英國的“收割”手法
新殖民主義並非美國首創。經過工業革命，英國很快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隨後進入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19世紀，英國支持了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一系列獨立運動，並將新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納入英國的貿易網絡，這本身就是將舊殖民主義替換為新殖民主義的實踐。美國與英國在美洲長期博弈，在此過程中也學到了英國的手法。
美國新殖民主義的第一個大規模實施對象是拉丁美洲國家。
1823年，美國提出“門羅主義”，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干涉美洲國家內政。美國表面上尊重美洲各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但在它崛起之後不久，就開始向這些國家輸出商品與資本，控制一些國家的經濟命脈，並以排斥歐洲列強幹涉為由來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
20世紀初，美國在拉美進一步推行了“金元外交”。美國以拉美國家對歐洲列強的債務可能招致其干涉為名，主動替這些國家償還債務，將自己變成債主，進而控制了這些國家的海關、財政與金融系統，還向其軍隊派出顧問。這其實是設置了“債務陷阱”。其間，美國的聯合果品公司在許多國家形成了“國中之國”，不僅能呼風喚雨，還能操縱選舉、顛覆政權。
中國也很早就成為美國新殖民主義的實施對象。
美國商人在19世紀初就開始染指對華鴉片走私。波士頓許多地方的城市建設，就得益於被稱為“波士頓婆羅門”的若干家族的對華鴉片貿易。
1898年通過美西戰爭佔領菲律賓後，美國又進一步謀劃對亞太地區的主導方式。1899年和1900年，美國向英、法、德、俄、意等列強提出兩次“門户開放”照會，希望列強共同保持中國“門户開放”，其目的在於排除列強為美國商品和資本進入中國市場設置的障礙，第二次照會中所謂“保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的言辭，着眼點也不外於此。
不久後，美國又試圖在中國東北與日俄角逐對鐵路的控制權，在華中地區輸入資本，並參加了歐洲列強發起的銀行團以共同壟斷對華金融業務。
《此疆爾界》書影
更隱蔽更高效的擴張-支配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全球用兵，至1945年美國軍隊控制的海外人口已經超過了美國本土的人口，使其形成了一個臨時的“領土型帝國”。但美國並沒有進行領土擴張，戰後美軍從大部分佔領地撤出，只保留了一些軍事基地，而且允許菲律賓獨立。這成為“美國例外主義”津津樂道的故事。事實上，這並不是因為美國具有所謂的“道德”，而是它經過成本-收益計算後，採取了更為高效的擴張-支配模式。
首先，美國認為，一戰後全球反帝反殖民鬥爭的高漲大大提高了直接殖民統治的成本。為了肢解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戰後曾經支持這些帝國境內的一系列民族獨立或復國運動。蘇聯更是支持了歐洲之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反帝反殖民鬥爭。歐洲的殖民宗主國，不斷對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做出讓步。面對這樣的潮流，逆勢而行的直接殖民統治是非常不經濟的。
其次，在美國看來，新技術和新支配方式的出現使得原有的建立“領土型帝國”的做法不再是最經濟的選項。比如，美國通過飛機和無線電確立了制空權，使其僅憑軍事基地就能實現許多以往通過直接殖民統治才能實現的戰略目的。
與佔領土地的舊殖民主義相比，美國在二戰後所採取的以獲得土地上的“產出”為目的的新殖民主義體系具有以下架構：
一是在歐洲和東亞建立了自己主導的軍事聯盟體系，在全球陸續建立了800多個海外軍事基地，原來大英帝國控制的海上交通樞紐基本都落入美國手中。一個軍事基地就是一個軍事島嶼，可將軍事影響力投射到周邊地區。數百個軍事基地，就可以構成幾乎覆蓋全球的“島鏈”。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新的勢力範圍》一文中指出，冷戰之後美國決策者不承認“勢力範圍”的原因是，“整個世界實質上都變成了美國的勢力範圍”。
當地時間3月23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佈聲明，美國政府評估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
二是以強大的軍力為後盾，美國構建了比英鎊霸權更強的美元霸權，對全球財富的收割能力進一步增強。
在美元霸權下，當美聯儲進入降息週期時，美國本土的美元通過購買全球的商品或者對外投資向全球流動，推動全球資產價格集體上漲，美國資本因此獲得大量增值回報；當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時，大量海外資本帶着已經獲得的增值回報迴流美國本土，而美元流出地通常會出現貨幣貶值，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大大增加，資產價格下跌；等到美聯儲重新進入降息週期時，美國投資者又可以拿着美元低息貸款，輕鬆收購其他國家跌到白菜價的優質資產。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正是依靠“量化寬鬆”從全球收割財富來化解美國本土危機的；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聯儲以同樣的方法收割全球的財富來為美國經濟“輸血”。
三是憑藉科技霸權主導全球產業鏈，確保美國公司佔據產業鏈的頂端，獲得超額利潤。
雖然美國也將一些重要技術向外轉移，但總是懷有極大的警惕，防止他國染指美國核心技術和產業標準，同時也要對他國的技術升級進行打壓。比如，像日本這樣的盟友，在其半導體產業挑戰美國科技霸權時，也遭到了美國的打擊。
對產業鏈的牢牢掌控，為美國資本的對外投資提供了穩定的利潤保證，也使得通過美元霸權進行的週期性財富收割屢試不爽。
四是推廣“華盛頓共識”，誘導其他國家按照美國主張的標準建立金融體系並推進金融自由化。
按照美國主張的標準建立金融體系有助於財富集中，金融自由化則有助於美國對集中起來的財富進行週期性收割。而這些國家的政府不自覺地扮演了負責維護社會穩定，為美國的財富收割所造成的社會動盪“背鍋”的角色。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量化寬鬆”造成全球糧食價格大幅波動，中東因缺少糧食引發了大規模的政治動盪，由此產生的大規模難民又引發了歐洲難民危機和政治動盪。但很少有人去追問，美國的金融政策應該對此負有何種責任。
五是在“馴服”外國政權方面，除了強大的軍事威懾，美國大量的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媒體和社交平台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它們平時傳播美國的所謂“價值觀”，壓制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國家、組織、個人和不同的價值體系，在形勢需要時則進行輿論造勢，組織社會運動，影響相關國家的選舉，抹黑反美的領導人與候選人，支持親美的政黨和政客。雖然美國的全球財富收割機制是造成其他國家經濟社會動盪的深層原因，但這些勢力仍能經常動員起當地民眾將矛頭指向自己的政府，將民眾的憤怒歸咎於當地政府失政，並在其間扮演高高在上的民主“教師爺”、發展“教師爺”及爭端“仲裁者”的角色。
這種新殖民主義支配模式的本質是，表面上尊重各國的主權，運用形式上平等的條約，將實質上高度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了下來。為此，美國會經常動員地方勢力、反對黨或所謂“公民社會”來對抗相關國家的中央政府；用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來限制相關國家中央政府的決策；以保護貿易與金融自由化及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削弱相關國家中央政府對資本、貨物、人員、信息跨境流動的控制。如果相關國家進行反制，美國會運用國內法進行制裁，並利用司法的“長臂管轄”脅迫其他國家的政府與企業予以配合。
新舊殖民主義的“私掠”基因與“權力網絡”
美國聯邦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規定，國會有權“對民用船舶頒發捕押敵船及採取報復行動的特許證，制定在陸地和海面擄獲戰利品的規則”。這條規定正是英國的“私掠”傳統所打下的深刻烙印。1243年，英王亨利三世頒發了世界上第一張“私掠許可證”，允許配備武裝的民船合法地掠奪敵對國家官民船舶上的財富。16世紀，為了與西班牙爭霸，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給海盜船船長們大規模頒發“私掠許可證”，允許其在大西洋上攻擊西班牙商船，俘獲所得與王室分成。在這個傳統中，就包含着新舊殖民主義的基因。
私掠船代表着這樣一種權力形態——它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網狀的。一艘艘私掠船正是權力網絡上的點，它們以民間力量的面貌出現，因而不會像正式的海軍那樣引起其他力量的警覺；但統治者可以利用私掠者的貪婪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擴展可支配的空間。
殖民公司和千千萬萬的殖民者扮演了和私掠船一樣的角色，既是私人主體，也是殖民帝國的載體。它們藉助私人主體的外表，可以很容易地深入其他主權者主張的空間之中。只要殖民帝國始終保護它們的利益，它們就可以在其“權力網絡”中扮演攫取與擴張的角色。這張“權力網絡”輸出的行動，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體現為舊殖民主義，在資本輸出階段則發展為新殖民主義。
美國今日的全球新殖民體系，集中體現了“網狀權力”的性質。比如，大量跨國公司與非政府組織，平時以私人主體和公益組織的面目出現，能夠很容易地進入其他主權國家的管轄空間，在帝國的“權力網絡”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尤其是一些高科技跨國公司，從其他國家大肆收割其國民的數據，這些數據既服務於公司自身的利潤，也能被用來服務於美國的國家戰略。平時它們可以宣揚“貿易無國界”“藝術無國界”“科學無國界”“新聞無國界”，但一到關鍵時刻，就可以成為美國對特定國家、組織和個人進行全面制裁的工具。
美國的“國”究竟在哪裏？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回答：美國的“國”不僅僅在其版圖之內，更在一張覆蓋全球的新殖民主義“權力網絡”之中。這張“權力網絡”利用資本對利潤的渴望來擴張和維持自身的運作；這張“權力網絡”為美國的戰爭機器提供了基礎性支持；這張“權力網絡”也是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載體。對於全世界人民而言，深刻認識這張“權力網絡”，看清它的壓迫性，才能為消除它的壓迫性做好認識上的準備。
北約轟炸南聯盟23週年，塞爾維亞多地舉行紀念活動。
【本文刊於《瞭望》2022年第13期，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