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持續數個世紀的辯論：中國的基督徒能否祭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宗教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人類文明是多元的，相應地，東西方誕生的宗教也必然存在差異。所以，當一種宗教跨過山河大海，試圖影響其他民族的時候，就勢必面臨着文化的衝突。

在歷史上，這種情況不止一次出現。特別是新航路開闢之後，一波又一波的歐洲傳教士漂洋過海，來到世界各地。在他們的傳教計劃中，人口眾多、版圖廣袤的中國，一直是“傳播福音”的重要地區。自晚明以來，一批天主教的傳教士進入中國社會，一度發展了為數不少的信徒。

那麼，來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是如何跨過“文化屏障”，在中國的土地上落腳的？明清時期的天主教有沒有走上“中國化”的道路？理解這段歷史，是我們思考當下的現實，思考“宗教中國化”這一宏大命題，無法迴避的內容。

利瑪竇的“妥協”

我們首先要從一個關鍵人物説起。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來華傳教士中，利瑪竇可能是名氣最大、地位最高的一位。不過，利瑪竇在華的傳教道路，也並非一帆風順。正所謂“入國問禁，入鄉隨俗”，作為天主教最早來華的一批傳教士，利瑪竇到達中國之後，就面臨着一系列的文化衝突。其中有一個問題非常重要，那就是中國的教徒能不能敬孔祭祖？

基督教是一神教，上帝之外的崇拜都不能存在，按此字面理解，孔夫子和列祖列宗都是不能祭拜的。但利瑪竇發現，想要禁止中國士人祭祀祖先、尊崇孔子，實在是太難了。雖然晚明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但再開放，也是建立在中華文明基礎上的，尊孔祭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其影響力深入人心。

傳教士很努力地宣傳基督文化，可無論他們説得多好聽，拿出再多的新鮮科技，只要説從今以後不能再祭拜孔子，也不能祭祀列祖列宗，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拒絕入教。

屢屢碰壁之後，利瑪竇研讀起了儒家經典，終於找到了説服自己的解釋。利瑪竇是這麼理解的：中國人祭祖，祭祀的是人而不是神，不屬於宗教範疇。而且，祭祀祖先不是為了懺悔和祈福，而是寄託親情，更與宗教沒有關係。所以，祭祖不是偶像崇拜，與基督教的一神性不衝突，可以一邊崇拜上帝、一邊祭祀祖宗。

對於祭拜孔子，利瑪竇也解釋為非宗教的文化行為。他認為，中國士大夫和文人之所以尊崇孔子，是因為他們是通過學習孔子的學説，才得到了功名和官職。所以，向孔子表達感謝，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和宗教沒有關係，不妨礙信仰天主。

按照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闡釋，天主教與儒家文化存在一致性，他們的傳教方針也呈現出“合儒”的特點。中國士人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時，依然可以尊孔、祭祖。這個策略得到了不少中國士大夫的歡迎，以徐光啓為代表的一批晚明士人，接受了正式的洗禮，信奉耶穌基督，成為晚明的本土天主教徒。

但同時，他們仍然以儒家士大夫的身份生活，沒有背離儒家道德倫理。他們相信天主教的“上帝”與儒家的“上帝”是一致的，樂於學習西來的知識、科學和信仰文化，並用以補充中國的傳統思想。

利瑪竇與徐光啓畫像

利瑪竇的成功，還有更多的原因，比如精妙的翻譯就起到了引導的作用。利瑪竇選用了“上帝”和“天”這兩個詞來翻譯天主，將基督教的神聖與儒家的經典巧妙結合。利瑪竇本人在這條“耶儒相容”的路上走得更遠，他不僅熟練掌握了漢語，而且打扮成明朝士大夫模樣，還對儒家經典有深刻的理解。

利瑪竇在京期間頗樂於走上層路線，與許多達官貴人交好，在他去世後，內閣首輔葉向高給予了高度褒獎，稱：“自古來華洋人中，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乎？”就刻板教義而言，利瑪竇主動向儒學靠近，允許中國教徒尊孔祭祖，似乎是做出了妥協，但從傳教效果上看，毫無疑問是成功的。

從福建“吵”到羅馬

利瑪竇去世後，對於是否還要保留這些“妥協”，耶穌會士內部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此後，隨着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傳教士進入中國，關於“尊孔祭祖”等中國禮儀的討論變得更為激烈。

在福建，耶穌會士艾儒略延續了利瑪竇的策略，允許中國教徒繼續祭拜祠堂、進出孔廟，這激怒了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的傳教士，由此爆發了激烈的辯論。這場大論戰從福建一直吵到了羅馬，最終送到了教廷。

1645年，羅馬教廷頒發文件，否定了耶穌會士的做法，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按照這份命令，利瑪竇的策略被否定了，傳教士必須直面應對與中國文化的衝突。然而，此時正逢明清鼎革，正常的傳教活動難以繼續，這份文件也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職方外紀》書影

不久，耶穌會士衞匡國赴羅馬解釋，説通了教廷。於是在1656年，教宗亞歷山大七世發佈命令，不再否定耶穌會的做法，允許中國教徒尊孔祭祖。三年後，羅馬方面給中國的傳教團體發佈指令，明確表示不要強迫中國教徒改變禮儀風俗。

然而，從17世紀80年代，也就是康熙中葉開始，隨着更多的傳教團體來到中國，更保守、更激進，也更不懂中國的傳教態度也隨之而來。

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閻當執掌福建教會，他禁止中國教徒參加尊孔祭祖的儀式，並且廢除了利瑪竇所用的“天”、“上帝”等詞語，規定只能以“天主”稱呼唯一的神。教堂裏的“敬天”匾額也不許懸掛，一律摘除。

閻當的做法實際是要全面否定此前的“合儒”策略，在禮儀問題上全面貫徹基督教的規範。若是在幾十年前，耶穌會士或許還有辯解之力，但這一次，他們在歐洲的辯論中徹底落敗。經過歐洲神學家們的討論，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選擇支持閻當，發佈了譴責中國禮儀的諭令，並且派鐸羅主教前往中國，向中國的傳教士和教徒頒佈這項諭令。

幾番搖擺之後，教廷最終否定了利瑪竇的“合儒”策略。隨着新策略的誕生，圍繞禮儀問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一場大沖突，變得不可避免。

不守“規矩”的下場

這場“中國禮儀之爭”雖然存在於教會內部，但也瞞不過清朝皇帝的法眼，早有官員向康熙彙報了此事。有趣的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專門給康熙遞交了請願書，請皇帝證明中國的禮儀不是宗教活動。

對此，康熙欣然支持，批示道：“敬天及事君敬師長者，系天下通義”。藉着這個機會，康熙也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傳教是可以的，但是尊孔祭祖這種“天下通義”，無論如何不能挑戰。也許是怕洋人看不明白，康熙還特意在句末加了一行字：“這就是無可改處”，意思表達的不能再明白了。

然而，或許是信息傳遞不暢，也可能是教廷沒有把中國皇帝的意見當回事，禁止中國禮儀的決定一點也沒有改變。

康熙四十五年，教皇特使鐸羅懷揣着命令，來到北京。本來康熙帝對這位特使很重視，給予了高規格的接待。然而，當鐸羅透露出自己的來意之後，康熙皇帝有些坐不住了。

在正式見面中，康熙先給鐸羅解釋了一通中國禮儀的意義，然而鐸羅不為所動。敬酒不吃吃罰酒，康熙用警告的口吻告訴鐸羅，如果教宗執意要反對中國的禮儀，清朝就會將傳教士驅逐出境。

大概是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康熙開始主動干預此事，把挑起這場事端的閻當叫到了北京。見面之後，康熙才發現，這個在中國呆了很多年，要求禁止中國禮儀的傳教士，居然不懂中文，對中國禮儀文化更是一竅不通，於是又把閻當訓了一頓。

故宮博物院藏康熙朝地球儀

對於懷揣着教皇諭令的鐸羅，康熙帝怕他呆在都城惹事，派官員名為保護，暗為押送，強行帶去了南京。可是，鐸羅軟硬不吃，在南京公佈了教皇的諭令，不僅宣佈禁止中國教徒尊孔祭祖，還要求禁絕一切不符合基督教規範的中國禮儀，有膽敢違抗者，一律處以“棄絕”的懲罰。

鐸羅的做法讓康熙帝很生氣，作為回應，康熙下令驅逐閻當等幾十個傳教士。不過，此時的康熙還沒有想把事情做絕，他同時傳令給傳教士羣體，如果他們遵守利瑪竇的規矩，並且在清朝這裏備案登記，不再返回歐洲，還是可以繼續在華傳教。

在這裏，康熙帝給傳教留了最後一扇窗，那就是“利瑪竇的規矩”，作為君主，康熙能有這等讓步，已經不容易。然而，在並不瞭解中國政治文化的教宗看來，這是中國人對神聖教廷的挑戰，必須重拳還擊。

康熙五十四年，教宗克萊門特十一世發佈諭令，重新申明瞭此前的禁令，表示到此為止，徹底結束“中國禮儀之爭”。顯然，教廷的態度明確且強硬，在禮儀問題上，中國人沒有發言權，必須服從。

對於處在鼎盛時期的清帝國而言，這樣的諭令顯然是挑釁。康熙看過這道文件之後，給出了自己的最終批覆：“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此後，雖然一直有傳教士在清朝的宮廷活動，並且得到了很高的禮遇，但他們都不能在華傳教，天主教只能以地下方式在中國緩慢發展。

影視劇中的宮廷傳教士

圍繞中國禮儀問題，教廷全面否定利瑪竇的“規矩”，結果換來了清朝的嚴厲對抗，以至於此前百年積累的傳教成果幾乎毀於一旦。但在教廷看來，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乾隆七年，教宗本篤十四世再次頒佈命令，高度肯定了此前的做法，明確表示還要禁止中國禮儀。直到1939年，出於一些特殊的原因，教宗庇護十二世簽署了新的命令，宣佈撤銷對中國教徒尊孔、祭祖的禁令，這才算是扭轉成見，為“中國禮儀之爭”畫上了句號。

歷史到此告一段落，但留給後人的問題還遠沒有結束。一方面，對於明清以來這段所謂“基督教中國化”的歷史，如今似乎有一種高度讚揚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輿論，把他們的地位拔高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我們不禁要思考，利瑪竇推動“合儒”，到底是要用中國文化改造基督教，還是要給基督教披上中國文化的外衣，來改造中國人？

仔細想想，應該不難得到結論。

事實上，在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方面，利瑪竇等人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在清朝初年，張星曜寫了《天儒同異考》這本書，從“天教合儒”出發，最終闡釋了“天教超儒”的觀點。當中國士人放下戒心，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基督教，傳教的空間自然會成倍的擴張。

從根本上説，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也促進了中西方交流，但在宗教方面，他們的目的不是“適應”中國文化，而是換一個方式改造中國人，最終讓信徒接受基督教文化。

另一個問題，則顯得更為現實。看起來，1939年教宗庇護十二世發佈通諭，允許尊孔祭祖，終結了長達三百年的中國禮儀之爭。然而，直到今天，國內還有一些見不得光的教會組織，依然要求信徒“跟主走”，禁止祭拜祖先。在一些老年人居多的社區、村落，這種情況尤為多見。而在一些農村地區，由於青壯年勞動力的外出，家庭生活的樣態發生明顯改變，老人們慢慢被囊括進宗教團體中，以一種教友互助的方式交友、生活。

在當代世界，基督教在中國，究竟應該以怎樣一種狀態存在？中國的基督徒能否擁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某種意義上，這個問題還值得持續關注、討論，甚至是監督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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