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我們都是烏克蘭人！”台灣賣傻給美國，能討好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自去年3月，美國總統拜登召集日本、印度、澳洲成立“四方安全對話”以來，東亞地區就擂起了戰鼓咚咚。同年5月，英國《經濟學人》示警台灣是“地表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如今看來，烏克蘭搶先替台灣頂上“地表最危險的地方”，但台灣當局發出“感同身受”的悲鳴，也不全是惺惺作態而已，更可能的是基於地緣政治的反應。同時，他們也擔心“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認知戰失控，將反噬其政治威信。
正如某位作者所言，島上佈滿的“烏克蘭是台灣”與“烏克蘭不是台灣”兩種論述，看似立場相反，其實代表同一種心態，只是由同一羣人在不同情境對民眾施法：有時強披“抗中保台”的思想甲冑；有時又可以強灌“美台友好”的心靈雞湯。
脱離資本規律的民粹化認知
在這種信息環境下，一般民眾很容易使自己後退到“反共抗俄”的年代，任由那兩種論述交錯建立起“鐵幕思維”，從而形成對烏克蘭局勢的膝反射認知。
這種認知經過帶路黨的催化，就從“抗俄援烏”延伸比附成“抗中保台”。這個想象共振有個客觀的戰略存在為背景，那就是美國對亞歐大陸的動盪共振。在3月22日同一天，歐洲議會通過《歐盟與印太地區安全挑戰報告》，日華議員懇談會則邀約蔡英文與安倍晉三視頻對談，雙雙針對台灣説事，就是一個證明。
至於一個多月來，台灣媒體移植俄烏衝突到台海的認知操作，無不圍繞美台關係“堅若磐石”這個主旋律發話，仍是美國長臂舞動亞歐共振的影響。
雖説台灣當局利用這次俄烏衝突進一步“教召”受眾，讓後者的主流認知距離實相更遠。但烏克蘭危機對於台灣問題的意義，的確可形成一種參照，至少是一種解決模式的觀察，兩者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當今世界體系是近五個世紀以來，服從於資本驅動的殖民主義霸權相繼擠壓、以及對這種擠壓的反應所形成，美國軍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論”就是這種歷史背景下的產物。特別在20世紀加裝金融變速器以後，美國以資本擴張主義邏輯決定了自己無法合作共贏，只能以損人利己作為他的生存方式。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美國所有愛與恨的緣故是金融資本的得失，而從來不是包裝那種緣故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後者不過是在平時鞏固資本收割的秩序、以及在戰時進行資本掠奪的號令，從日本、台灣、伊拉克、阿富汗、烏克蘭、俄羅斯和歐元國家，無一例外。
由於中、俄兩國分別是亞歐大陸上抵禦美國盤剝的“釘子户”，從美國的霸權利益來看，台灣和烏克蘭就是他眼中釘的軟肋，或者是雞肋。對這兩個地方是否食之棄之，取決於他在金融資本上的得失。
一般説來，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力量能通過選舉來勾結甚至鉗制政治權力，其民眾多數相信用來包裝資本的價值觀，也馴從被資本掌控的認知方式。但由於台海兩岸政治僵局未決的特殊條件，使得壟斷兩岸紅利的台灣政商階級能夠繞開資本規律，大量運用社交新媒體來打通民粹與政治的橋樑。
雖然這些年來，台海兩岸的雙邊貿易有增無減，台灣的GDP幾乎完全仰賴對大陸貿易順差。但是，這種經濟利益除了肥大資本家之外，就是被政治消化──包括貿易回扣和酬庸、對美軍購、賄賂國際挺台勢力等，民眾基本未蒙其利。
於是，多數民眾生活在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的孤島社會，同時也生活在“抗中保台”的信息孤島，許多人不但對廣大的兩岸交流無感，甚至產生在擁抱資本包裝的同時，卻仇視資本來源的異化現象。也就是説，資本的理性與民粹的非理性認知，通過畸形政治而結合成“生活共同體”。
在這樣的情況下，權錢肥大的政商媒能夠利用台灣社會的集體失憶和“反共抗俄”的精神遺留，一面倒地宣傳“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並藉機打造“今日俄羅斯，明日中國”的認知工事。
澤連斯基接受CNN“GPS”節目採訪時大倒苦水：北約私下拒絕，卻又公開説歡迎我們
克里米亞與亞歐大陸的秩序
然而以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為例，普京的確奪取了克里米亞作為俄羅斯的安全底線；但烏克蘭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竟準備出賣克里米亞給北約當軍事用地，作為進一步壓縮俄羅斯安全空間的前沿，以換取烏國寡頭集團的私利，卻是典型的政客誤國。
何況，克里米亞原就涉及前蘇聯時代的政治分合，在蘇聯解體後又反覆成為北約對着俄羅斯挑事的熱點，其複雜性遠不是二分法説得過去。
更重要的，克里米亞半島南岸的雅爾塔，曾經是規範二戰後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疆界與其佔領地區歸屬的地方，由此形成以中、美、蘇、英、法等大國為核心的戰後國際秩序。蘇聯解體並未改變俄國繼承其在聯合國的權利，北約即使能破壞雅爾塔體系的歐洲部分，也還動搖不了雅爾塔體系的亞洲部分。
所以俄國對南千島羣島的主權，正如中國對台灣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都是雅爾塔體系決定戰後國際秩序的組成。
當俄國列出“不友善國家和地區”以還擊美系陣營的制裁時，特別在台灣後面加註（中國）的表現，就是基於對上述國際秩序的認知。相反地，美日官方利用烏克蘭危機，揚言要奪取南千島羣島，卻是勒索國際秩序的表現。
從這個視野來看，面對美日同盟和印太戰略等“亞洲版北約”的威脅，俄國固守雅爾達體系所由的克里米亞，以抵禦美國霸權利用“雙北約”來破壞亞歐大陸的秩序，實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和戰略意義。
至於台式的反戰正義，在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時候，已故作家陳映真曾為文反對“不準反美反戰”和“只准聊反戰不準聊反美”。然而近20年後，台灣社會的“反戰不反美帝”依舊是多數；而且，少數聲援伊拉克變成多數聲援烏克蘭，少數反戰反美帝變成朝野齊聲“制裁”俄羅斯。
這説明20年來，台灣社會在僕從“雙北約”意識形態方面，始終是個以順為正的小媳婦，同時又是美國霸權破壞亞歐大陸秩序的幫兇。
2014年動盪共振的烏克蘭與台灣
美國在2014年操縱烏克蘭變局以後，不過一年光景，烏國的市場經濟就陷入極度惡化，貨幣貶值、工資低落、失業升高、貧困率翻倍，成為歐洲最窮的國家。
與此同時，烏國的政黨政治和選舉民主變成權錢工具，各類內宣民主的媒體實為美式的寡頭產業，社會輿論因而走向羣氓式的極端對立，多數烏克蘭人民無從理性比較或自主思考國家的方向。
當年因為烏克蘭變局導致歐洲經濟環境惡化時，亞洲方面以台海為節點，從東海的釣魚島爭端、到香港“佔領中環”、到南海的對峙衝突事件，無一不乏美國因素。通過這種共伴共振的動盪，能逼使亞歐大陸的資金逃往環境相對穩定的美國，對沖美國自己吹出的債務、股市、房市、美元和通脹的巨大泡沫，以維持美元的購買力。
然而台灣社會經濟能免於烏克蘭的遭遇，其實是有個大陸可資依靠，尤其在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以後，這點是烏克蘭不如台灣的地方。但作為美國收割亞歐大陸資產的工具，台灣在2014年3月18日發生了服從動盪共振的“反服貿學運”，直接衝擊台北的兩岸政策與九二共識。
當時已是馬英九任期的尾聲，學運主角是台灣的去中國化教改世代大學生。適逢課綱微調正反兩方相較勁的時候，反方因為學運的助威而聲勢看漲，並形成一種示範效應。次年夏日，以高中生為主角的反課綱微調學運登場，最終以一名高職生的自殺而難以收場。
毫不意外，國民黨在2014年底的台灣地方選舉慘敗；民進黨在做大學運效益之後，進一步贏得2016年的“大選”。在美國掌控台灣政治的背景下，可以不誇張地説，這是一出由高中生打敗哈佛博士的政治肥皂劇。此後諸多“台灣傻事”，就不斷挑戰人類智能下限，比如台灣黨政高層紛紛誓言：“我們都是烏克蘭人！”
不過，將那句傻話放在亞歐大陸動盪共振的美國戰略上來看，可見他們賣傻的用意。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在台北不客氣地指出，台灣就是美國這個“全球頭號恐怖主義國家”的幫兇。美國控制幫兇的方式，一如他滲透亞歐各國的套路，向來是拉一幫打一幫：幫扶蔡英文接續馬英九，對美國而言就是幫扶李登輝接續蔣經國的翻版。
關鍵是，美國的打法是將滲透的對象弱智化，從而保證予取予求，台灣的萊豬採買與烏克蘭的主權出賣，都是他的典型作品。同時，美國的遙控制衡有其明確的底線：正如美國不可能出兵烏克蘭，他也不可能支持破壞其平衡遏制戰略的“台獨”。2014年台北學運退場的原因，就是有人急於宣傳“台獨”。
美國這個底線至少會堅持到台灣無力上繳保護費之前，而“台獨”就意味着兩岸經濟合作和台灣繳費能力的終結。只有在這種保護費對美國急遽惡化的經濟已是杯水車薪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變化。
雖然蔡英文當局曾試圖對沖台灣對大陸的經貿依賴，而大張旗鼓地佈局“新南向政策”；但事後看來，更加緊抱涵蓋兩岸服貿協議的ECFA，成為他們難以圓夢“台獨”的主因之一。單是今年前兩個月，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就高達278.2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了24.10％。
被弱智化的“台獨”信眾恐怕難以置信，正是因為台灣長年向美國上繳保護費，才阻滯美國支持“台獨”的念想。就連美國總統里根也無法兑現“外交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的競選政見，遑論來台賺取演講費的卸任國務卿蓬佩奧能有什麼作用。
事實上，兩岸經濟的深度融合，已經讓兩岸政治往統一的方向步步收成；認同錯亂與兩岸當前的民意碰撞，不過是這種政治整合必經的過程。兩岸的地理和人文條件，為政治經濟整合提供了事在人為的天然基礎。
只是台海統一之後，東亞與西太平洋的形勢就將徹底翻轉，美國支配亞歐大陸動盪共振以獲利的戰略也將崩潰大半。偏偏從東海到台灣到南海的事端，都沒能讓中國大陸踩上炸點，北京反而以倡導“一帶一路”聯通、健全、團結亞歐大陸的方式來化解海洋霸權壓境，甚至在美國隊眼前實現了兩岸領導人會面並重申“九二共識”的歷史鏡頭。
這是美方亟欲幫扶蔡英文取代馬英九的原因。從那時候起，台海兩岸間的敵意就不斷上升至現在，這其中的內外因素是顯而易見的。
回顧2014年的烏克蘭與台灣，只有太陽花能成為連結兩者的隨風往事。正是在那年，軍人出身的國際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勸告美國《向台灣説再見》，他那篇被視為“棄台論”的文章，恰恰刺激了台北“反服貿學運”的藏鏡人。
同樣在2014年，米爾斯海默也明白指出，正是由於北約東擴以及美國攏絡烏克蘭的刺激，才導致普京決定出兵克里米亞。他的言論，最近遭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生的羣毆，説明美國民粹主義政治氾濫的程度。
4月14日，美國聯邦參議員格雷厄姆等人竄訪中國台灣地區
美國“保衞台灣”的極限標誌
同樣是民粹氾濫的台灣，要美國支持“台獨”其實也不難，只消台灣當局自宮ECFA，證明台灣能依靠美援或者不依靠美援就“獨立”於中國之外。然而，台灣當局辦不到，美國也辦不到。
福山（Francis Fukuyama）説過，台灣社會並無死戰的決心，美國也無“拯救台灣”的意願，台灣不是、甚至不如烏克蘭。自2014年以來，美國經援烏克蘭超過數十億美元，台灣則通過軍購反向“經援”美國超過數百億美元，這就是美國“不支持台獨”的一個主因。
但現在努力相信“我們都是烏克蘭人”的觀眾，卻不願意面對一個真相：台灣會不會是烏克蘭的問題，其實並非由台灣人説了算，而是由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戰略判斷和博弈結果來決定。對於一個無法拒絕萊豬和輻食的社會來説，這個真相應該不算難以接受。
烏克蘭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自蘇聯解體後“民主化”30餘年，至今還是無法在國際間真正自主，這點倒是和“民主化”30多年來的台灣相類似，差別在於聯合國從未承認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即使是用“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來取悦自己的人們，同樣無法決定台灣會不會是烏克蘭的答案。
正因為無法自主，也不願以中國人的主體意識來面對台灣問題，才會有大約6成的台灣人期待美軍“保衞台灣”。即使在這次俄烏髮生衝突後，相信美國出兵台海的民意暴跌了3成，但仍有43%的民意相信日本會出兵台海。
這種政治上倚賴外援的民意構造，説到底還是與美國長年經營的亞歐大陸戰略有關，而日本就是美國經略亞洲的抓手。
由於日本對外貿易的80%依賴台灣海峽航道，美日雙方因此很清楚台海兩岸日趨靠近的影響。於是在2014年4月台北學運退場之後，奧巴馬展開他的亞洲四國之行，而首站就是日本。
當時奧巴馬對日媒明確表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他並公開支持安倍晉三解禁集體自衞權。這就是説，驅策日本去幹涉台海統一，符合美方的戰略設想。畢竟台海統一意味釣魚島重歸中國，中國就如從淺灘入海的游龍，再不與美日同盟戲水。但要美國直接出兵台海，顯然是一種幻想，
安倍晉三深恐“日本生命線”受制於中國，便利用這次烏克蘭危機在電視台重提“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且公開鼓吹美國應該放棄“戰略模糊”、出手“保衞台灣”。他甚至撩撥1994年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暗示烏克蘭是在蘇聯解體後放棄了核武才導致今日局面，因而提出日本可效仿北約的“核共享”（Nuclear Sharing）戰略。
但在安倍電視台講話的同一天，金正恩就試射了今年第8度的彈道飛彈，賦予日本“核共享”一詞新的定義。何況，美軍高層已表示，在距離中國1600公里以內並不具備海空軍優勢，豈有抓手反過來要求腦死之理？
自1950年爆發朝鮮戰爭以後，美國“保衞台灣”的極限標誌是1979年截止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不過台灣的2倍，但美國看好大陸的改革開放，並恢復雙邊關係正常化。
如今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已是俄國的10倍、台灣的24倍，又是美國和全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且反超美國已是眾所預期的大勢。面對這次烏克蘭危機，台灣當局與安倍晉三卻還想象40多年以前的中美關係來腦補，反映的是時不我予的焦慮。
掃帚戰士蘇貞昌（視頻截圖）
“掃帚戰士”蘇貞昌倒是不失其時地提醒觀眾，要他承諾台灣不停電，無異於當年蔣介石承諾“反攻大陸”。可一旦既不能“抗中”，又不能“保台”，這幫人也就無法勝任美國收割亞歐大陸資產的工具。那麼，資本主義的規律將決定美國會以“棄台”作為最後一筆收割。
而脱離資本主義規律的民粹主義，又極可能逼使“棄台”是以戰爭的方式來表現。當然，最多隻能是美國代理人的戰爭。
從“裁軍”到“擴軍”
從目前局勢看來，不少國家在這次俄烏衝突受害於美國霸權邏輯，分道揚鑣的大浪暗流已紛至沓來，這又洶湧起美國驅策東亞機器的衝動。多年來被美國機器人控制的台灣民意，在排除自己是和平統一主體力量組成的認識下，只能馴從美方“擴軍”的指令。
如前所述，最近一次台海兩岸關係惡化的引爆點，是在2014年美國經營亞歐大陸共振戰略的背景下，以“去中國化”教改世代為前鋒的“太陽花運動”，他們的標語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但所謂“抗中保台”，並不是民進黨的獨創，而是美國霸權經營亞歐大陸戰略的重要組成。換句話説，台灣當局只是美國收割亞歐大陸資產的機器人之一。台灣地區領導人能夠獲得美方多少的政治加持，取決於他在代理“抗中保台”工作上的勝任程度。後來的“政黨輪替”，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那種工作績效的賞罰。
今年11月台灣又將舉行一場縣市長選舉，有了俄烏衝突和美國亞歐共振戰略的外部條件，加上“抗中保台”認知戰的內勤工作到位，決定了這場選舉將以“存亡之戰”的級別上演。泛藍陣營如果無能消解氾濫成災的民粹主義，也就註定在這場選戰中出局，從而預告了2024年選舉的失敗，或者終結。
這裏還存在兩項變量：一是“18歲公民權修憲案公投複決”；另一是“恢復一年徵兵制政策”。
對於台灣青年來説，前者討喜，後者討厭。但後者是為前者服務的，正如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教改世代不明白那是不能單點的套餐，其支付方式就是投身台灣當局的“擴軍”計劃。
台軍自蔣經國晚年開放兩岸交流以後，兵員役期逐步縮短、數目逐步減少，但軍費支出仍高，尤以蔡英文當局為最。況且，如今傳出“恢復一年徵兵制”的消息，顯然是朝“擴軍”方向移動。但是，這項政策的公佈時機，按常理推論是在今年選舉之後，以免氣走年輕選票。
泛藍陣營如果反對“18歲公民權”，就會被打成“既得利益階級”，因此他們只能拿香跟拜，坐視台灣政治更加民粹化或低能化，有利於執政當局。而收割到選票的執政黨，便有底氣執行美國施壓下的“恢復一年徵兵制”。況且，就算在選前公佈這項政策，泛藍陣營如果反對的話，也會被打成“不愛台灣的中共同路人”。
世代差異的變量
也就是説，這兩項變量看起來都有利於民進黨。
唯一的問題是，首屆被新課綱整到高三的學生正好18歲，他們剛經受了新制考招的測試。再三被當成小白鼠的他們，以及他們的家長師友和社會羣體，會怎麼看待這場套餐盛宴？公民權與徵兵制云云，如何補償他們被浪費的青春？又將如何影響他們一生僅有的青春？
如果有一天，當他們沾沾自喜地榮膺“公民”身份後，也收到“18歲以上公民動員令”時，或許會想起2022年2月那個太陽花的當局，也曾發出過讓人不見天日的通知吧。
可以確定的是，這批有別於“太陽花世代”的台灣年輕人，並不像那位希望香港變成烏克蘭一樣的女生。通過各類媒體的擬像正義或煽情正義的反照，他們知道自己不是烏克蘭人，他們也不希望台灣像烏克蘭一樣。雖然他們已經是受害人，但未來有更多陽光燦爛的可能，他們未必接受太陽花世代的歷史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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