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台灣“睡”了這麼久，也該醒醒了！
【文/呂正惠】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到第二年才結束。當時還掌握台灣地區政治權力的國民黨，雖然運用了它手中所有的報紙、雜誌全力攻擊鄉土文學，但鄉土文學並未被擊垮。表面上看，鄉土文學是勝利了。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台灣地區社會氣氛卻在默默地轉化，等我突然看清局勢，才發現，“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已經瀰漫於台灣地區文化界，而且，原來支持鄉土文學的人（其中有一些是我的好朋友）大多變成了“台獨派”。這種形勢的轉移成為九十年代我精神苦悶的根源，其痛苦困擾了我十年之久。
1977年6月1日《夏潮》刊出《廿世紀文藝思潮及中國文學前途》座談會記錄，該文為鄉土文學論戰中標誌性篇目
在世紀之交，我慢慢釐清了一些問題。最重要的是，我似乎比以前更瞭解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學、新文化的發展與現代中國之命運的關係。從這個角度出發，也許更可能説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鄉土文學的暴起暴落，以及最終被“台獨文學論”取代的原因。因此我底下的分析似乎繞得太遠，但卻不得不如此。想讀這篇文章的人，也許需要一點耐性。如果覺得我這個“出發點”太離譜，不想看，我也不能強求於人。
中國新文學原本是新文化啓蒙運動的一環，這一點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文化運動當然是為了改造舊中國，也就是以“啓蒙”來“救亡”。這樣的啓蒙運動後來分裂了，變成兩派：以胡適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派。
革命派在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下，全力支持國民黨北伐，終於打倒北洋政府。但北伐即將成功時，蔣介石卻以他的軍事力量開始清黨，大肆逮捕、屠殺左翼革命派（主要是共產黨員，也有部分左翼國民黨人）。就在這個階段，原來採取觀望態度的胡適改良派才轉而支持國民黨。這樣，國民黨保守派就和胡適派（以下我們改稱“自由主義派”，或簡稱“自由派”）合流，而幸餘的革命派則開始進行長期的、艱苦的武裝鬥爭。
抗戰後期，形勢有了轉變，大量的自由派（其最重要的力量組織了中國民主同盟）開始傾向共產黨。到了內戰階段，知識分子倒向共產黨的情況越來越明顯，最後，當勝負分曉時，逃到台灣的只剩最保守的國民黨員（很多國民黨員投向共產黨），以及一小羣自由派（連與胡適淵源深厚的顧頡剛、俞平伯等人都選擇留在大陸）。
1958年，胡適與蔣介石
新中國建立之初，執政的共產黨宣揚的是“新民主主義”，認為“民族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共產黨（以工、農為主體）的“同盟”。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這種“同盟”的夥伴關係才有了明顯的改變，留在大陸的自由派命運開始坎坷起來。
不管大陸自由派和共產黨的關係如何，但有一點看法應該是他們共同具有的：他們都知道，新中國的重建之路並不是循着五四時代“向西方學習”的方向在走的。雖然共產黨在五十年代初期學過“蘇聯模式”， 但為時不久，這個政策也大部分放棄了。台灣地區很少人注意五十年代大陸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模式，我們也很難為這一政策“命名”， 但可以説，它絕對不是“西方模式”。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內部有關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現實問題的辯論與路線鬥爭，一直沒有間斷過。這也是歷史現實的合理現象，一個古老的中國不是可以輕易改造過來的。像大鳴大放與“反右”（這是一個事件的兩個階段）、“文化大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和改革開放，就是內部最大斗爭的反映。應該説，到了改革開放，共產黨的“革命階段”才完全結束，大陸進入“後革命時期”。
退到台灣的蔣介石集團，這時候也在台灣地區實行另一種很難命名的“改革”。純粹從政治層面來看，朝鮮戰爭爆發以後靠着美國的保護終於生存下來的國民黨，在五十年代進行了一項最重要的社會變革，即土地改革。國民黨把台灣地區地主大量的土地分給農民，從而改變了台灣地區的社會結構。許多地主階級的子弟跟農民階級的子弟此後循着國民黨的教育體制，逐漸轉變成新一代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在美國的協助下，台灣地區第一次大規模的“現代化”。“台獨派”一直在説，日本殖民統治促使台灣現代化，但不要忘記，如果沒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坦白講，不論國民黨的性質如何，必須承認，土地改革是它在台灣地區所進行的最重要大事，這是國民黨對台灣地區的“大貢獻”之一（但也是台灣地主階級永遠的隱痛──他們的子弟也就成為“台獨派”的主幹）。
國民黨在台灣施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政策
國民黨統治格局的基本矛盾表現在教育、文化體制上。官方意識形態是三民主義和中國文化，但它講的三民主義和它的政治現實的矛盾是很明顯的，特別是在民主主義上。它講的中國文化是孔、孟、朱、王道統，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的對象，也就是中國“封建文化”的糟粕（這裏是指國民黨教育體制的講授方式，而不是指這些思想本身）。
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對手是，美國暗中支持下的胡適派自由主義，他們講的是五四時代的民主與科學（前已述及大陸不走這條路）。經由《自由中國》和《文星》的推揚，再加上教育體制中自由派的影響，他們的講法日漸深入人心，成為台灣現代化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它的性質接近李敖所説的“全盤西化”，輕視（甚或藐視）中國文化，親西方，尤其親美。因此，它完全抵消了國民黨的中國文化教育，並讓三民主義中的西方因素特別突顯出來。這也是我三十五歲以前的“思想”，在李敖與胡秋原的中、西文化論戰上，年輕人很少不站在李敖這一邊的。
1959年雷震（右）與胡適在《自由中國》創刊十週年慶祝會合影
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台灣地區正在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的特質可以用“反傳統”與“現代化”這兩個術語來概括。“傳統”包括中國文化、國民黨的反民主作風，以及每一個年輕人家裏父母的陳舊觀念。現代化表現在知識上就是追尋西方知識，而且越新的越好。意識、潛意識、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荒誕派，這些名詞很新、很迷人。老實講，這些東西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只要有人寫文章介紹、“論述”，大家就捧着讀、熱烈爭辯。當然，真正求得新知的途徑是到美國留學、取經。取經回來以後，就成為大家崇拜、追逐的對象。
當然，新知有個盡人皆知的禁忌。中國近現代史最好不要碰，所以一般人只知道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剿匪”。至於馬克思、社會主義、階級這些字眼，沒有人敢用（反共理論家除外），蘇聯、共產黨則只能用在貶義上。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現實和社會現實的知識，最好也別摸。我母親沒受過任何學校教育，但我上高中以後，她一再警告我，“在外面什麼事情都不要去碰”，我知道，“什麼事情”説的是什麼。
因此，我們的新知涉及現實的只是，現代化社會是怎樣的社會，應該如何現代化（都只從社會生活角度講，不能在政治上講），以及民主、自由、個人主義是什麼意思（心裏則清楚只能在口頭上講）。當然，年輕人（尤其是求知慾強的人）都很苦悶，所以李敖會成為我們的偶像，因為他敢在文化上表現出一種非常叛逆的姿態。
“中西文化論戰”的戰場之一——《文星》雜誌創刊號
台灣地區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大反叛，是從一九七〇年保衞釣魚島運動開始，“保釣事件”讓許多台灣知識分子深切體會到，國民黨政權是不可能護衞中國人的民族尊嚴的。於是他們之中有不少人轉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思想上也開始“左傾”。
在此事情爆發不久之前，也正是西方知識分子的大反叛時期（一九六八），左翼思想在長期冷戰的禁忌下開始復活。這個新的思潮，一般稱為“新左派”，以別於以前的“舊左派”，“新左”的思想其實是很龐雜的，派別眾多，其中有些人特別推崇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並按自己的想法把“文革”理想化。
現在我已經可以判斷，一九七〇年從海外開始，並在整個七十年代影響及全台灣地區的知識分子“左傾”運動，根本就是西方“新左”運動的一個支脈。西方“新左”運動的迅速失敗，其實也預示了七十年代台灣地區“左傾”運動的失敗。它是“純粹的”知識分子運動，沒有工農運動的配合。因此，“新左”一般不談工農運動，一點也不令人訝異。
當然，七十年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左傾”運動也有它自己的特點，因為同一個時段，全台灣各階層人士越來越熱烈地投入了台灣的民主化運動（當時叫做黨外政治運動），左傾運動和民主化運動是兩相呼應的。
1971年4月15日，台灣大學生保釣示威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九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分別表現了國民黨政權對兩大運動加以鎮壓的企圖，但結果是一樣的，國民黨都失敗了。此後，“台獨運動”逐漸成形，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力量被“台獨派”所把持，而支持鄉土文學的左傾知識分子大半也在思想上或行動上轉向“台獨”。
我想，一般都會同意，七十年代的政治運動，是台灣新興的資產階級想在政治上取代國民黨的老式政權，它真正有實力的支持者其實是台籍的中、小企業家，以及三師（醫師、律師、會計師）集團中的人。只要國民黨還掌握政權，他們就不可能進入權力核心。隨着他們的社會、經濟影響力日漸強大，他們理所當然也想得到政治權力。
在文化戰場上，支持鄉土文學的，也以台籍的知識分子居多數（他們當然也支持黨外運動）。他們的左傾思想其實並不深刻（包括當時的我自己）， “左”是一種反叛的姿態，是“同情”父老輩或兄弟姊妹輩的台灣地區農民與工人，在有些人，可能還是一種“趕流行”（當時對鄉土事物的迷戀，讓我這個鄉下出身的人很不習慣，心裏認為這些人太做作）。
鄉土文學，正像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是台灣地區的一種“風潮”，它能襲捲一代，正如現代主義一樣，也可以隨着下一波“風潮”的興起而突然消失。當政治反對力量在八十年代中期明顯壯大並且組織了民主進步黨以後，支持鄉土文學的知識分子開始轉向“台獨”思想，其實也不過是轉向下一個“風潮”而已。
美麗島事件後大審的受審者
但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降，台灣本土勢力對國民黨政權的挑戰，只是台灣地區面臨的兩個重大問題中的一個而已。另一個則是，台灣地區必須面對它與大陸的關係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西方對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新政權的敵視，居然讓在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佔據中國代表席位達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取得早就應該屬於它的這一席位，這樣，從國際法來講，台灣地區也就成為共和國的一省，因此，不論在現實上誰統治台灣地區，他們都必將面臨復歸中國或反抗復歸的問題。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是於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第1976次全體會議上，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表決的決議。
一九七一年以後，台灣地區知識分子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但是，他們卻不能思考。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之前，誰要公開主張“復歸”（也就是統一），或公開反對“復歸”（也就是獨立），都是“叛亂犯”，是可以判死刑的。
七十年代的情勢可説極為詭異。“鄉土文學”，哪個“鄉土”？“中國”？還是“台灣”？誰也無法説，誰也説不清。“同情下層人民”，大家都有這種傾向；“應該關懷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同意，只是誰都不能確切知道“自己的土地”是什麼意思。
這個問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終於由“台獨派”正面提了出來，向大家“攤牌”了。他們那時只敢在“文學”上動手腳。他們説，“台灣文學應該正名”，用以取代“現代文學”，而且，“台灣文學”具有“主體性”，這當然是“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了。這樣，“鄉土”對他們來講，就是隻指“台灣”，既然明説了是“台灣”，他們也就越來越少用“鄉土”這個詞。這樣，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就被他們改造成“台灣文學”了。
1971年11月15日，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
他們的另一個策略就是攻擊陳映真的中國情結，因為陳映真是公認的鄉土文學的領袖，為他的左傾思想坐過牢，是大家都知道的“統派”。陳映真受到“台獨派”的攻擊，國民黨當然樂於見到，因為從它的角度來看，這代表“鄉土文學陣營分裂了”。當陳映真被孤立起來以後，“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的招牌也就鞏固下來了。應該説，八十年代“台獨派”借文學以鼓吹“台獨”思想的策略是相當成功的。
到九十年代末期，“台獨論”的某些説法已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很多人（包括反民進黨的人）的言辭和思想中。那時候，我曾經想過，為什麼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左傾思潮會突然消失？那時候，我曾懷疑陳映真派（主要是《夏潮》雜誌那一批人，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時並未與他們交往）是否在哪些地方出了問題。坦白講，在“鄉土文學陣營”分裂時，我對整個情勢完全不能掌握。我只是對於“內部爭執”感到焦灼與不解。因此，我事後相信，陳映真派也許比我稍微清楚，但他們大概也未能瞭解全局。
當攻擊陳映真的聲音此起彼落時，我還並未完全相信，攻擊的一方是真正的“台獨派”。身為南部出生的台灣人，我當然先天就具有省籍情結，因此，我覺得，那些攻擊陳映真的人，只是把他們的省籍情結做了“不恰當”的表達而已。後來我發現，他們藐視中國的言論越來越激烈，讓我越來越氣憤，我才真正相信他們是“台獨派”，而我當然是“中國人”，只好被他們歸為“統派”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我乾脆就加入中國統一聯盟，成為名符其實的“統派”。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跟陳映真熟悉起來，其時應該是一九九三年。
陳映真主辦雜誌《人間》創刊詞
應該説，我加入“統聯”以後，因為比較有機會接觸陳映真和年齡更大的五十年代老政治犯（如林書揚、陳明忠兩位先生），對我之後的思考問題頗有助益。我逐漸發現，我和他們“接近中國”的道路是不太一樣的。
據陳明忠先生所説，他在中學時代備受在台日本人歧視與欺凌，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因此走上反抗之路。後來國民黨來了，他又發現國民黨不行，因此而考慮了中國的前途之後，才選擇革命。我也曾讀過一些被國民黨槍斃的台灣革命志士的傳記資料（如鍾浩東、郭琇琮等），基本上和陳先生所講是一致的。因此，他們這些老左派可以説是在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中國革命洪流之下形成其中國信念和社會主義信念的，他們是為中國人被歧視的人格尊嚴而奮鬥。
鍾浩東(1915年 - 1950年)，台灣的左翼人士，曾任基隆高中校長，在國民政府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中犧牲
陳映真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整肅之後的恐怖氣氛之下長大的。他居然可以在青年時期偷讀毛澤東的著作，偷聽大陸廣播，只能説是六十年代的一大異數。因此，他很早就嚮往社會主義中國，他的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而且從未全盤否定“文革”。
我是國民黨正統教育下的產物，理應和戰後成長起來的台灣地區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思考，並走同樣的道路。最終讓我選擇了另一條道路的，是我從小對歷史的熱愛。我讀了不少中國史書，也讀了不少中國現代史的各種資料，加上很意外地上了大學中文系，讀了不少古代文史書籍，這樣，自然就形成了我的中國意識和中國感情。因此，我絕對説不出“我不是中國人”這種話，也因此，我在九十年代以後和許許多多的台灣地區朋友的關係都變得非常緊張，不太能平和地交談。
台灣當局戒嚴令，於1949年生效、1987年廢除
七十年代以後，因為受鄉土文學和黨外運動影響，我開始讀左派（包括外國的和大陸的）寫的各種歷史書籍。經過長期的閲讀，我逐漸形成自己的中國史觀和中國現代史觀，這大約在我參加“統聯”時就已定型。後來，常常跑大陸，接觸大陸現實，跟大陸朋友聊天。再後來，在世紀之交，看到大陸的社會轉型基本趨於穩定，中國的再崛起已不容否認。這些對我的史觀當然會有所修正和深化。
如不具備以上所説的中國感情和中國史觀，我一定會和同世代的台灣地區朋友一樣，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且，我還發現，我的同世代的外省朋友（在台灣出生、在台灣接受國民黨教育），不論多麼反對民進黨和“台獨”，也不樂於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一小部分人，認為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國人，但不願意説，自己是現在中國的一分子。他們認為，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其心目中的中國了。
根本的關鍵在於：跟我同世代的人（當然也包括比我們年齡小的一些人），或者瞧不起中國，或者不承認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而很明顯，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不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消失”，那麼，他們當然也就不是“中國人”了。用他們的話説，他們護衞的只能是“中華民國”。當我問“中華民國”的國民不也是“中國人”嗎？他們就拒絕回答。
所以，我只能推論説，只有當你相信，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是不得不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現代中國命運的不得不然的歸趨時，你才會承認你是中國人。一直到現在為止，跟我同世代的台灣人（不論省籍），很少人是這樣想的。
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封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陳映真派，有很多人不知道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即使有人知道了，他們也不能公開説明這一點，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説明這一點。我現在認為，這是盛極一時的左傾思潮在不到十年間煙消雲散的基本原因。關鍵不在於“左”，關鍵在於他們不瞭解“中國之命運”，尤其是“現代中國之命運”。而國民黨在台灣地區的教育，告訴我們的是剛好相反的説法。他們説，對方是“共匪”，大陸是被“竊據”了。所有的人，包括“台獨派”都一直相信這個違背歷史事實的説法。
為説明這個問題，以下我想以已去世的歷史學家黃仁宇為例子來加以論證。黃仁宇的父親黃震白曾擔任過國民黨重要將領許崇智（蔣介石之前的國民黨軍總司令）的參謀長，黃仁宇本人畢業於黃埔軍校，曾擔任過鄭洞國將軍（在東北戰場被共產黨俘虜）的幕僚。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他到美國留學，最後選擇學歷史。由於家世的關係，他一直支持國民黨，雖然他結交了一些令他佩服的共產黨友人（如田漢、廖沫沙、範長江），但他不能接受共產黨的路線。最後，共產黨打贏了，只好漂泊到異國。他無法理解國民黨為什麼會失敗，選擇歷史這一行，其實就是為自己尋找答案。黃仁宇整本自傳的核心，其實就是對中國獨特的歷史命運的解讀，特別是對現代中國史、內戰以及共產黨所領導的道路的解讀。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
黃仁宇是從研究明代財政入手，來了解中國歷史的。經過漫長的思索，他終於承認，毛澤東所選擇的道路，是中國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説：
……至少我們可以接受這個明白的事實：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税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清朝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這時歷史學家提及上述事件時，可以持肯定的態度，不至於有情緒上的不確定。
抗戰時着軍裝的黃仁宇（後排右一）與親友合照
與黃仁宇不同的是，由於我是佃農子弟，因此，在感情上很容易認同這一場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我相信，國民黨所以在台灣實行土地改革，也是為了抵消共產黨的威脅。事實上，為了這一改革，它得罪了台灣所有的地主階級，讓它的統治更加艱難。前面已提到，台灣地主階級出生的中小企業主及“三師”集團是目前“台獨”勢力的核心。
對於共產黨重建新中國以後的作為，黃仁宇是這樣評論的：
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擁有農地的現象。但我在美國住了數年後，終於從歷史角度瞭解這個運動的真實意義。考慮到中國人口過剩、土地稀少、農地不斷分割、過去的農民負債累累等諸多因素後，我實在無法找出更好的解決之道。如果説我還有任何疑慮，我的明代税制專書和對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讓疑慮煙消雲散。管理龐大的大陸型國家牽涉一些特定要素，並不能完全以西方經驗發展出的標準加以衡量。如果沒有這場改革，也許絕對無法從數字上管理中國。就是因為無法在數字上進行管理，中國一百多年來才會一錯再錯，連在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也不例外。我已經提過，毛澤東是歷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實施三分之一個世紀的事實，也並非向毛澤東低頭，而是接受地理和歷史的判決。
在其分析裏，黃仁宇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仍然在累積資本的原始階段”。我認為，新中國的重建，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中國現代化原始累積的資金與技術來源問題。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敵視和所採取的圍困策略，中國不得不一切靠自己。剛開始還有蘇聯援助，等到中、蘇鬧翻，就真是孤軍奮鬥了。
1960年毛澤東視察河南省工業展覽館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路線雖然幾度翻覆，但最主要的現代化“奠基”工作從來沒有間斷過。要不然，實在無法解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為什麼發展得這麼快。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為中國重建所做的正面貢獻，是無論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
黃仁宇的自傳初稿於二十世紀八十年初，當時大陸已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一定會更高興，並且一定會繼續發表他的看法。就我個人而言，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特別是最近這兩三年，我已完全確認，“中國道路”確實是走出來了。中國社會當然還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特別是政治體制如何變革尤其令人傷腦筋，但可以斷言，“中國崩潰論”基本上已經沒有人相信了。而且，我還敢斷言，中國以後也不會完全循着西方的道路走，即使在政治體制上也是如此。
呂正惠《寫在人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
以上大致可以説明，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台獨論”日漸抬頭時，我思考中國問題的一些基本看法。所以引黃仁宇為證，是因為，我的看法和黃仁宇類似。我們的不同是，黃仁宇是一輩子研究中國歷史又親歷內戰的人，而我只是一個關心自己國家命運，因而不得不一面閲讀、一面思考的一個小知識分子，我肯定看得不如他深入。但另一方面，我比他更認同革命道路，他是接受“事實”，我則欣喜中國終於從千辛萬苦的革命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應該説，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台灣地區知識分子完全置大陸於度外時，我花了近二十年時間完成了對自己的改造──我從“中華民國”的一個小知識分子轉換身份成為一個全中國的小知識分子。這一點我有點自豪，併為此感到幸福。
反過來説，跟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輕的台灣地區知識分子完全接受了國民黨統治下的思想觀念。除了“共匪”和“竊據”之外，他們盲目相信胡適自由主義的“科學”與“民主”，盲目相信自由經濟。我認為，他們不只是“自由派”而已，許多人在美國“軟性殖民”（相對於日本的“硬式殖民”）的影響下，紛紛表示自己不是中國人，無怪乎陳映真稱之為“二度皇民化”。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降台灣和大陸所走的不同的歷史道路，使台灣地區知識分子不但走上了這一條無法思考中國之命運的道路，甚至最後還想棄絕中國。這正是美國“軟性”統治台灣地區的後果。
最近幾年我曾經跟一些比較談得來的台灣地區朋友講，除非你選擇移民，只要你住在台灣地區，你就不可能不面對你最終是中國人的這一事實。這樣，你不但非常痛苦，而且還會錯失一生中（甚至歷史中）的大好機緣。
遠的不説，就説與我同一世代的大陸朋友，他們基本上屬於“老三屆”，在“文革”中都吃過苦頭，當我們正在按部就班地讀大學時，他們許多人在鄉下插隊。我們比他們幸運多了（在他們之前幾代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就更不用説了）。現在時來運轉，中國出頭了，不論有沒有吃過苦，大家都一起來“共享榮耀”。在這時候，我們台灣地區的朋友反而不想“分享”了，實在很難評論他們的“愚蠢”。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
三年前我開始產生另一個想法：“五四”以後大家都反封建、反傳統，當時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但事過九十年，中國突然在浴火中重生了，你又覺得中國的再生能力簡直不可思議，顯然五四時代的人對此有所低估。不過，也沒有關係，正因為反得厲害才可能重新奮起，讓中國重生。如果有人一路反下去，最後連自己的“中國身份”都要反掉，那隻能説是他自己的悲哀。改革開放以後，也有一些大陸知識分子走上這條路，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後悔了。我也希望，台灣的知識分子遲早能看出自己的錯誤。
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已過了三十年。這三十年是我一生中最艱苦但也最寶貴的三十年。最艱苦，因為台灣像我這樣想的人太少了；最寶貴，因為我摸索出自己的歷史觀（中國歷史觀必然孕含了一種更大的歷史觀）。如果要在論戰三十週年時談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大概只能説這些。如果有人認為離題太遠，太離譜，那就隨他去罷。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