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128年前，大清曾躺平抗疫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1894年，農曆甲午年，中華民族在那一年真是禍不單行。在北方，7月25日，日本在豐島偷襲了清軍艦隊，中日甲午戰爭由此開啓。一個有5000年文明的天朝上國被稱為“蕞爾小國”日本擊敗，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自此被喚醒，偉大的中華民族開始了救亡圖存的各種嘗試，否極泰來，中華民族的復興也就在這最令人絕望的時刻孕育着新的希望。
除了戰場上的失敗，清政府的腐朽與不堪，在那一年春天南方的另外一場大悲劇中，同樣是表現得淋漓盡致，那就是粵港甲午鼠疫之劫難。可能每一箇中國人都知道甲午戰爭，然而，即使在其發生地廣州，甲午鼠疫的知曉者恐怕也不多。
若單從生命之損失而論，僅廣州鼠疫就有超過10萬人為之殞命，時間不過半年。相比之下，甲午戰爭持續時間長達近1年半，大清陣亡將士約1.9萬人，甲午鼠疫為害之烈自不待言。陣前就義的將士是為國捐軀，而後方喪命的百姓卻是無妄之災。
甲午戰爭的恥辱在50年後終得以雪，而甲午鼠疫的傷痛當世世不能忘，特別是彼時大清政府的無知、無為與無能的慘痛教訓，相比之下，港英殖民政府的應對反倒是更為妥貼，對於正在經歷新冠疫情的當下，以及中西方防疫應對的對比，更是讓人感慨，冥冥之中好似上天自有安排。
吹哨人
“入春以來，雨澤稀少，今日更覺火傘當空，炎威可畏，雖值仲春之節，無殊炎夏之時，路上行人皆揮汗如雨，不特田疇龜圻，而且癘疫叢生……”這是《申報》1894年4月11日在一篇題為《粵東患疫》對廣州（當時粵東是廣州城的稱謂之一）的報道。
確實，1894年初，剛剛度過暖冬的廣州正在經歷一場大旱，土地已經龜裂，天氣濕熱異常，入春便如盛夏，走一點路都要出一身汗。異常的乾旱和早到的炎熱使人喘不過氣來，有經驗的老人已經預感到不詳，時氣不正往往會有癘疫。
美國教會女醫生賴馬西（Mary West Niles）在此已經生活了12年，她差不多可以算作一個老廣州了，她也已感受到今年天氣的詭異。1882年，她從醫學院畢業（NYC Women’s Medical College）後，同年即受長老會差派成為醫學傳教士，10月19日，她到達了陌生的廣州。她不會想到，在廣州，她成為了埋葬大清帝國的孫中山先生的老師。
1886年，經在香港的美國傳教士喜嘉理博士介紹，中山先生進入美國基督教長老會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學堂讀書，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個教授現代醫學的教育機構。
中山先生入學後向約翰院長建議學校要培養全科醫生，男生也可以學習婦產科。費城傑克遜醫學院畢業的嘉約翰院長思想開明，他從善如流，允許男生參與婦產科有關的教學活動，不再避諱中國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賴馬西博士恰恰就是負責婦產科課程的老師，中山先生由此與年輕的賴馬西有了師生之宜。
1885年2月，賴馬西在廣州十三行街上開辦了一個婦幼診所，由於應診人少，1888年被迫關閉，畢竟當時敢於在公開場合去找一個洋人婦女看病還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賴馬西又試着改為家訪式出診，結果大受歡迎，這更符合中國人的傳統——請醫生上門為女眷看病。此外，她抽空在真光書院學習了廣州話，方言能拉進人們的關係。很快，賴馬西醫生幾乎遍訪了居住在廣州的大清高級官員家庭，這些高官的女眷們已經不能缺少她的西式醫療服務。據記載，1896年賴馬西醫生出診508次，專為婦女兒童看病。
賴馬西更不會想到，她即將見證曾經令歐洲人膽寒幾個世紀的大瘟疫，鼠疫曾經殺死了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據她的記載，1894年1月16日，廣州一位姓王的高級將領（General Wang，記載為王將軍）的兒媳婦病了。她的大腿根有一個結核，發高燒達40.4度，脈搏達每分鐘160次以上，身上有很多瘀斑。王府驚慌失措，特意邀請了賴馬西醫生為她診治。
這是鼠疫，俗稱黑死病的症狀。幸運的是，她活了下來。這應該是1894年廣州第一個有可靠記錄的鼠疫病例，但這是不是廣州第一個鼠疫感染者，恐怕還大有疑問，畢竟絕大多數老百姓並沒有王府的醫療條件，或許還沒有來得及診治就病亡了。
王府的媳婦僥倖活了下來，如果不能算是奇蹟，那麼她的運氣也實在是太好了，按照疫後的統計，感染後活下來的幾率不到十分之一。隨後，她又接診了7個類似的病人，更重要的是，她看到病人家中有大量死亡的老鼠。作為一個接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她知道14世紀歐洲黑死病的悲慘歷史，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她迅速向廣州地方當局報告了她的發現，她成為了甲午鼠疫的吹哨人，儘管這哨聲並沒有喚醒腐朽的清政府官僚。同樣重要的是，她作為一個臨牀醫生，記錄了相當多的廣州甲午鼠疫的一手珍貴資料。
甲午劫難
1894年7月4日《申報》詳細描述了感染症狀：“所染之症皆系兩腿夾縫或兩腋底或頸際起一毒核，初時只如蚊蟲所噬，轉瞬即寒熱發作，紅腫異常，旋起有黑氣一條，蜿蜒至要處，隨即夭亡。”患者以腹股溝、兩腋下和頸部淋巴結腫大疼痛為首發症狀，高熱惡寒，腫塊越長越大，迅速變黑，並延至下體要處，患者很快就神志不清而死亡。傳染之快、死亡之速，讓人不寒而慄。
瘟疫最早從回族人聚居區南勝裏（大南路附件）等地流行起來，然後撲向附近的八旗駐地、運署(鹽運司)、南海縣衙、南海學宮等地。隨後人煙密集的西關成為重災區，疫情開始同時傳播到城外。據《申報》4月29日報道，南盛裏從二月下旬至四月初五，一個多月時間就死亡136人。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可怕的瘟疫從西關蔓延到整個城市，不分年齡、性別與地位，皆蒙其害。根據記載，鼠疫的流行始於3月，最肆虐於4月和5月，持續到7月底，竟至“十室九喪”。惡臭腐爛的老鼠，處處可見；撕心裂肺的哭聲，室室幾聞。整座廣州城籠罩在巨大的恐懼之中。
《申報》有關報道集萃的圖片引自李文等所著《嶺南瘟疫史》
疫情之下，普通人的遭遇最令人同情。不幸染疫而亡，對於事後的報道或研究，只是一個統計數字或素材，對於當事人親友則是生離死別，是痛徹心扉的痛苦。《申報》報道了不少這樣的家庭慘劇，由於缺乏基本的傳染病防治常識，一人染疫，即為滅門之禍，這些案例，120多年後，仍不忍卒讀。
不僅是普通百姓遭殃，部隊以及官衙都是受害者。如《申報》5月21日報道稱：城內八旗駐防地方染疫尤甚，較之他處尤形滋蔓。儘管甲午戰爭前夕時局緊張，廣州駐軍不得不暫停部隊操練，並移防到虎門外各炮台暫避鋒芒。
5月23日，報道又稱：省中文武大小衙門無不傳染，運署最甚（負責鹽運的機構），南海縣（清時廣州城分番禺和南海兩縣，城西為南海縣治）次之，刻下書差人役，竟有遷避一空者。
更有甚者，連嶺南地區最高行政長官——兩廣總督李瀚章府衙內也連斃數人，其他地方長官不得不冒險前往慰問。
廣州鼠疫究竟有多少受害者，清政府沒有官方數據。根據《申報》當時的跟蹤報道，150萬人的廣州城，死了10萬人！此外，當時廣州還有一名叫易巨蓀的中醫大家，在其著作《集思醫案》裏記錄了甲午鼠疫情況，他對死亡人數的記載是：“十萬有奇”。國學大家章太炎的老師俞曲園在災後去過廣州，他估測的死亡人數也是10萬。粵海關税務司法來格在當時的報告裏這樣寫到:“廣州最關緊要者,即系瘟疫。聞有人云,省會斃於此劫者,不下10萬人,其間貧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飲食不佳,房屋狹隘之故。”
其他可以旁證的數據是棺材售賣的數量。據報道，7月底疫情緩解後，城裏專事殯葬業的仵作們賺了不少錢，空閒之餘，大家去飯店聚餐。他們把每家的賬户合在一起計算，上半年賣了11萬口棺材，其中一半是鼠疫最猛烈的4月和5月賣的。廣州本地甚至已經不能滿足對棺材的需求，報載福建按察使向廣州捐棺木500口。綜合這些記載，基本可以確定，廣州甲午鼠疫病亡者當在10萬左右。
躺平的官府
很多廣州甲午鼠疫的中外研究者們都在試圖找到清政府有關鼠疫的官方報告，但遺憾的是隻言片語也沒有發現，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班凱樂（Carol Benedict）在《十九世紀中國的鼠疫》一書中特別點出：“我一直未能找到關於1894年廣州鼠疫暴發的任何專門的官方報告。李瀚章時為兩廣總督，但在其文選中並未提及鼠疫。當時的廣東巡撫是臭名昭著的滿人保守分子剛毅，《宮中檔光緒朝奏摺》中翻印了他的許多有關1894年廣東事態的奏摺，但是沒有一份説到鼠疫。”
兩廣總督李瀚章當年75歲，在那個時代已經算是高齡，那年他最煩心的不是本地的鼠疫，而是慈禧太后的六十萬壽慶典，自己老邁的身體也實在讓他不得安寧。慈禧已經放言：“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生不歡”，作為一個30多年的官場老手，他不會在這個時候向朝廷報告如此晦氣的瘟疫。他發愁的是如何向慈禧太后進獻那100萬兩壽銀。
李鴻章與李瀚章
他弟弟李鴻章也向我們示範了大清官僚如何應對瘟疫。兩年後，李鴻章在沙皇俄國出訪時，竟“自豪”地指點俄國財政大臣維特為官之道：“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裏發生鼠疫，死了好幾萬人，可我在給皇帝的奏章中一直都説我們這裏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裏有沒有什麼疾病？我答覆説，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您説，我幹嗎要告訴皇帝我們那裏死了人，讓他苦惱呢？”
現有的疫情記載顯示，廣州官方對疫情的應對基本就是無知、無為、無能，按照今天的説法就是完全躺平。當然，官府也還是做了一點無關痛癢的工作。如據賴馬西醫生記載，4月11日，這個時候已經是疫情的高峯，官府發佈了通告要求清潔街道，所有垃圾一律扔到河裏，不得售賣。另外，官府僱傭了20名苦力打掃街道，同時提醒居民每天十點前運走所有糞穢，並且必須裝在有蓋子的桶中。賴馬西醫生還特別提到了官府開展了滅鼠運動，上交死老鼠有獎，然後請專人將死鼠埋在郊外。英文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在5月18日報道稱，廣州官府下令燒燬染疫者的衣服，禁止從河裏釣魚。
除了上述措施外，個別官員以個人身份參與了慈善。《申報》5月21日報道稱，廣東主管司法事務的臬台大人訪到靈丹妙藥，先是自行製藥分發給士民，後需要的人太多，就將秘方交給民間的愛育善堂，囑其批量生產，普救眾生。這位按察使大人其心可鑑，其行可嘉，至於效果如何，恐怕就難以考證了。
然而，官府的另外一些荒唐行為確實就讓人哭笑不得了。如《申報》5月4日報道，廣州城內的番禺、南海兩縣縣令大人居然同赴黃埔南海菠蘿神廟恭請銅鼓回城，各處巡遊，意欲仗此神威除疫。據廣東學者李文在《嶺南瘟疫史》中記載，1894年，南海、番禺兩縣縣令共計去廟宇參拜3次。
兩人的頂頭上司廣州府太守張潤生竟認為治疫需要齋戒和放生，四月二十六日會同兩縣縣令帶着貢品先去城隍廟祈福，齋戒3日，在此期間不理政事，之後又下令屠户不許宰殺，並將那些所謂情有可恕的輕型犯人從監獄中釋放，希望通過仁政愛心祛除戾氣，讓上天息怒。
廣州鼠疫的抗擊過程中，最值得稱道的是民間力量，也是甲午鼠疫唯一的亮點。很多藥房、醫生和仕紳自發組織起來，購地設廠，贈醫施藥，為病者治療，為亡者善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廣州西村的鄉民發現，凡是從省城回老家的人，都有傳染瘟疫的危險，於是就在空地上搭建簡陋窩棚，將返鄉者隔離起來，不許他們回家，也不許他們的親人前去探望，“凡鄉人由省中回者，皆在場中止宿，不許越雷池一步，即家人父子亦不能與之相見”，應該説這是民間的智慧，也是有效的辦法，但廣州官府對這些行為視而不見，並沒有推廣。
《申報》6月7日報道了廣州紳商劉學詢在黃沙（珠江邊）自行購地蓋廠，與居民區相隔較遠，且交通方便，設置醫養病所，收治病人，以防傳染他人，據稱醫治總人數竟達數千。
另外，如廣濟醫院與愛育善堂合作請了名醫打算在天字碼頭和西關湄州廟設廠施醫，天字碼頭按計劃為病人免費施治，但湄州廟卻由於附件居民阻擾而沒能舉辦。然而帶頭鬧事的下九甫人梁某當晚即突發疫病死亡，其他鬧事者以為他的阻撓行為惹怒了上天而被懲罰，不敢再行反對，湄州廟的設廠計劃遂得以繼續，按日施診，據説也救人不少。除了救人之外，愛育善堂3個月內還施出棺木數千具，為亡者料理後事。
《北華捷報》6月15日報道，仁濟堂因為在城裏的病房已經人滿為患了，就把一艘大船當做浮動醫院以收治病人，船停泊在珠江，並且張貼告示徵集技術高明的大夫參加慈善活動，定期出診，不懼疫情。
同病相憐
2022年春節以來，深圳新冠疫情突然呈現多點、多鏈條暴發。儘管本地也有新增，但不可否認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式增長應該是主因。從事深港跨境運輸行業的羣體是感染的重災區應該就是明證，據深圳衞健委通報，僅2月4日至23日，深圳口岸即檢出147名跨境司機陽性病例。其他隱匿的偷渡人員對深圳社區防控造成的困難更是巨大。
百度疫情數據網站截圖
www.worldometers.info疫情數據截圖
深港一河之隔，香港疫情來勢兇猛，深圳等珠三角城市防疫壓力陡增。這與120多年前的甲午鼠疫何其相似。不過，那時候區內主要城市是廣州，彼時稱為省城，是珠三角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據統計，1894年，省港（指廣州和香港）之間年來往旅客超過110萬人，考慮到省（約150萬）港（約24萬）的人口規模，兩地聯繫可説十分密切了。
瘟疫暴發初期，大約有兩萬廣州人前往香港避難，以為能在香港找到安全之所。顯然，如此的疫區人口流動，省港成為難兄難弟已經沒有任何懸念了。賴馬西醫生在記載中，也特別提到了她擔心廣州作為政治經濟中心，可能很快會向四周，包括香港，傳播疫情。
3月中旬開始，有關廣州疫情的消息已經開始在香港傳播。5月4日，港英政府正式派香港中央醫院的詹姆斯·勞森醫生往廣州調查。第二天，他走訪了廣州的中國醫院，目擊了病人的大量死亡。5月7日，勞森返回香港，隨後去查看一名他離港期間醫院剛剛收治的疑似男病人（作為發熱病人入院），檢查了他的症狀後，勞森醫生認為很可能就是鼠疫患者，隨即將其隔離，這成為香港有記錄的第一個鼠疫病例。
勞森醫生1894年所撰香港疫情報告
事實上，遠在上海的《申報》在5月5日就第一次報道了香港出現疫情：“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腫，不日即斃。其病初起於粵省，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者十七八人。”
10日，勞森又去了華人舉辦的東華醫院（成立於1870年，是香港地區規模較大華人私立醫院，也是一家社會福利機構），發現已有20人患上鼠疫，其中大多數來自位於太平山山腰的太平山街，更糟糕的是，這些人都已經病危了。勞森建議衞生部門立即成立專門委員會處理疫情。
鑑於疫情日益嚴重，5月10日，香港總督羅便臣（Robinson）刊登公告，宣佈香港為疫埠，禁止華人出境。潔淨局（Sanitary Board）負責執行衞生條例，考慮到警察人手不足，六百名軍人配合潔淨局參與防疫行動。隔離醫院（其實是一艘船，俗稱“Hygeia，海之家”）也已準備就緒。12日，在《香港政府憲報》中公佈《治疫章程》的12條防疫政策，主要內容有：
·受感染地區的房屋和地下水道必須經常清洗及消毒；
·所有病人及照顧過病人的陪護人士的衣服，一律燒燬；
·東華醫院不能接收鼠疫病人，以免傳播疫病；
·隔離船“海之家”停泊在維港海上，用作隔離染疫病人。東華醫院現有病例立即轉移到隔離船。
在港英當局看來，疫病的傳染是由污穢物質及擁擠、骯髒環境所引起的，與華人的“不文明”生活習慣有關，華人繼續居住在此區域將不能阻斷新增病例，由此先是決定將太平山附近1200多名居民易地遷居，後再決定適時將區內350間疫病患者或死者居住過的房屋全部拆毀，以徹底祛除傳染源。即使按今天的標準，應該説港英政府應急反應也是相當快速，有關防疫工作有條不紊。
然而，華人對港英政府“科學”防疫卻進行了劇烈的反抗。首先是對使用“海之星”隔離船進行強制隔離不滿，認為上船基本等於死亡。事實上，彼時鼠疫的致病微生物尚沒有發現，也沒有特效藥，號稱科學的西醫確實束手無策。香港政府被迫又在堅尼地城舊玻璃廠改建隔離醫院（俗稱玻璃局），並交由東華醫院管理，以中醫治療。
香港舊玻璃廠改建隔離“醫院”，圖自香港建築師學會學報網站
其次，華人對潔淨局工作人員和軍人野蠻入室檢查不滿，特別是對進入婦女閨室中檢查，認為有違中國傳統禮俗，婦女飽受驚嚇，如臨大敵，將其視為一種嚴重的騷擾。香港華人婦女界甚至向港督遞交請願書稱：“具察華人少婦閨女等，為潔淨局燻洗新例，諸多不便，乞恩變通格外體恤事。竊婦女等生長中華，隨夫寓港，……乃聞潔淨局頒發燻洗屋宇一事，雖係為衞生起見，究竟與我婦女廉恥有關。”
另外，華人有葉落歸根的傳統，親人感染致死，需要運回家鄉安葬，而港英政府卻遵循歐洲的做法，試圖將屍體就地火化甚至予以解剖，這違背了華人的人倫傳統。患病之人為防客死他鄉，也想早日歸鄉，港府的封港政策由此成為眾矢之的。經過在港華人領袖的極力爭取和華人的羣起激烈抗議，港督被迫同意病者可以返鄉。
據粵海關統計，1894年從香港來廣州的有近60萬人次，比1893年增加約7萬人次，如果再加上那些沒有通過海關返回的，實際返省人數超過10萬。如此龐大的人羣返回廣州，廣州乃至廣東省的疫情自然又是雪上加霜。
經過4個月的努力，港督羅便臣終於宣佈疫情結束，官宣感染病例2679宗，死亡2552人，感染死亡率高達95.3%，幾乎就是染者即亡。
疫情外交壓力
日本學者飯島涉在其著作《鼠疫與近代中國——衞生的“制度化”與社會變遷》（《ペストと近代中國：衞生の「制度化」と社會変容》）中考證了甲午鼠疫涉及的大清與英俄等國的外交交涉。
1894年5月25日，俄國公使喀西尼向總理衙門質詢：清政府是如何認識這次鼠疫的流行狀況，採取了怎樣措施，以及此後將要採取怎樣的措施。他擔心鼠疫既已在香港流行，就有可能傳染到其他地區。
對此，總理衙門稱已經要求兩廣總督李瀚章採取適當措施，並援引李瀚章的奏報回答説，通過“官紳合力”，採取了一切可能的辦法，鼠疫的流行已度過了最嚴重時期。總理衙門據李瀚章的報告還談到，香港雖然用所謂的“洋法”對中國人進行了治療，並以海上船隻隔離患者、提供藥品、用硫黃燻蒸等方法，但結果往往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故對“洋法”提出了批評，隔離患者不利於救治患者。
在南方的廣州，兩廣總督與港英政府及廣州領事的交涉也一直在進行，且差點釀成嚴重的外交事件。《申報》對此有零星的報道，美國學者班凱樂查閲了大量外交檔案記錄。香港疫情發生後，廣州方面先是同意配合香港的封港措施，香港巡捕官向華人宣佈：“已接省垣官憲電信，謂禁止病人回省。”
鑑於大量華人強烈要求返省，香港華紳領袖劉渭川通過愛育善堂向廣東官府求情。從以後的報道看，此事最後竟獲成功。6月21日《申報》跟蹤報道稱：香港英官接粵憲來文，准將東華醫院分局患病諸人載回省垣醫理，業已紀諸報章。茲英官擬有條款，令醫院紳董遵照辦理。一凡欲將病人載回省垣調理，必須問明本人自願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須要醫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須報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隻將病者載往省垣，必須將病者坐卧之處已經，遮蓋妥當。並預備食物及藥料等件，以便病者需用。
事實上，在此之前，在港華人歸省已成潮流。5月17日，婦女搭乘省港輪船比清明男子回鄉掃墓還要擁擠。
對於香港強硬的防疫舉措，不僅在香港引發了強烈的抗議，在廣州同樣引發了對外國人的仇視。從5月下旬開始，已經出現一些張貼的牆報警告人們（香港實行了不可接受的防疫措施）不要去香港，還有一些誇張的謠言（主要是謠傳香港英國人以疫情的名義謀殺華人），另外有一些牆報鼓動人們消滅居住在廣州的所有外國人。
更有甚者，煽動人們反對與港英政府“同流合污”的廣州官府。在傳出港英政府要強行拆除太平山的房屋後，廣州還出現鼓動人們燒燬租界的牆報。李瀚章致信總理衙門，譴責港英政府的不當行為引發了廣州的不穩定。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官府在大疫面前最重要的工作竟是維穩。
6月11日，在廣州的兩名美國傳教士醫生（很可能包括賴馬西醫生）因為試圖醫治鼠疫病人而被誣為毒害病人受到圍攻，在廣州的列強領事集體向李瀚章提出抗議。總督府下令立即清除這些牆報，拘捕肇事者，同時要求外籍醫生不得診治染疫華人，以免惹出是非。
在香港，港督聽信了媒體的無端揣測，認為東華醫院董事會是華人抗議活動的總後台，他發電報要求在廣州的領事佈雷南（Byron Brenan）向兩廣總督施壓。諷刺的是，大清兩廣總督的壓力不是來自於老百姓對其抗疫不力的不滿以及朝廷的責難，而是疫情外交。
中西換位
毫無疑問，1894年的廣州鼠疫是一場罕見的大劫難。疫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無能，這種無能是一種系統性的無能，是對中國傳統社會及傳統國家制度的重大挑戰，結果表明整個政府組織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
但我們很難找到當時的社會精英在親身經歷了疫情後，特別是在通過媒體報道詳細瞭解到當時毗鄰的港英政府抗疫舉措後，對清政府抗疫不力的制度性反思。最讓人意外的是，民眾對廣州官府的不滿不是抗疫不力，而是與港英政府“沆瀣一氣加害”國人。
金武祥是清末著名詩人、作家，疫情期間他恰好到了廣州，也見證了廣州的苦難。在其著作《粟香五筆·鼠疫三則》中有對廣州疫情的悲情描述，但就是沒有反思。如果説他缺乏政治家的敏感，那麼其他政治人物又是如何記錄的呢？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疫情前後已經忙於佈局其維新大計，但無論是其著作中，還是在隨後的維新變法新政中，都沒有明確提及如何吸取廣州鼠疫的教訓強化國家的公共衞生應對能力。
1893年，也就是疫情前一年，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在廣州的診所（東西藥局）剛好在廣州疫情的中心——西關的冼基開張，而中山先生在隨後領導的反清革命鬥爭中痛斥過滿清政府的種種不堪，但恰恰就沒有清政府抗疫躺平。
即使《申報》那些具有相當現代意識主筆們，在社論中也多是從具體措施上輕描淡寫反思清政府的防疫，所謂“顧以治疫言，則中之與西分道而馳，其勢若難以驟合”，並責怪“愚夫愚婦，喜佞神鬼……動信巫覡之談”。
中國傳統上將瘟疫歸於“氣運所致”“上天以儆頑民”，除了發出“生民何辜，遭此荼毒”的感慨外，認為“疫癘由於天災之流行，其中蓋有數存焉，非可以人力挽回者也。”甚至荒唐地提出，“天時行癘，闕有定數，在數者難逃，其死焉者，不畏亦死，畏之亦死；其不死焉者，畏之不死，不畏亦未必死”，當然也不全是被動接受天命，防疫的要點在“瘟疫不入忠孝之門、積孝之家”、“正氣可以驅邪”。
這可能就是大清“躺平”思想的理論根源，人是觀念的動物，找到了現象背後的思想，也就能理解被灌輸了此類思想的老百姓為什麼不僅沒有指責躺平的清政府，反而是與“積極防疫”的港英政府齟齬不斷，當然殖民政府那種居高臨下式的防疫心態也使得雙方不可能相互理解，華人更多感受到的是屈辱。
120多年過去了，儘管時空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但再看看這些歷史，可能也有助於我們觀察今天西方的“躺平式”防疫，有什麼樣的觀念灌輸，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有什麼樣的防疫，防疫模式不可能脱離社會大環境的侷限。
中山先生就讀的博濟醫院院長，美國長老會傳教醫生約翰·克爾（John Kerr）對廣州官方的抗疫這樣評價：“在大城市廣州，……沒有衞生委員會，政府沒有采取衞生或預防措施，沒有患者隔離，沒有污穢或垃圾的清理，沒有（乾淨）水供應，沒有排水系統，…中國的醫學和中國人的迷信佔一切，漫無限制”。
《德臣西報 》（The China Mail）刊出評論感嘆：“他們依然迷信，依然拒絕歐洲文明和科學，依然無知和充滿偏見。而這些特徵在剛過去的鼠疫危機中暴露無遺。通過暴力與陰謀，華人居民努力顛覆政府處理鼠疫危機的安排。”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言論了。
根據班凱樂對美國國家檔案館公共衞生署所存檔案的考證，克爾的評價並非孤例，在外國傳教士和美國領事館官員的著述中能發現很多類似的評論或者抱怨。顯然，這些評論和指責充滿西方人的傲慢和偏見，缺乏同情的理解，但不得不承認，尖鋭的評論也反映了彼時的市政與公共衞生實際，畢竟那時的中國還完全沒有現代公共衞生的理念，再加上晚晴政府的腐朽，要應付如此烈性的鼠疫，確實是不太現實。
W.J. Simpson醫生1903年所撰香港疫情分析報告，報告提及西方長期廣為傳播的疫情中國起源謠言，認為此説證據薄弱
但克爾們絕對低估了組織起來後中國人的潛能，僅僅在10多年後，在廣東台山人伍連德博士的領導下，中國在抗擊1910年東北鼠疫過程中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伍連德先生也為世界鼠疫防治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克爾博士更不會料到，120多年後，新冠疫情使得中美換位，美國成為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些美國政治領導人的迷信和無知與120多年前的大清官僚不過是百步與五十步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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