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倫·哈伯德：我説資本主義是創造財富的引擎，幾個MBA學生當面反駁…

【文/格倫·哈伯德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去年秋天，在我的現代政治經濟學課上，和在過去幾十年學術生涯裏所做的一樣，我向眾多學生解釋説，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和技術變革為整個社會帶來了好處。我接着説，資本主義一直是創造財富的引擎，而公司在謀求股東利益長期最大化的過程中也提高了整個經濟體的運行效率。但在那間擁擠的教室裏，有幾個學生卻反駁了我。一名學生説，“資本主義讓許多人和社羣落在了後面。” 另一個學生宣稱，“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對大學生來説，他們表達這樣的觀點並不奇怪。但這些學生都是我在哥倫比亞商學院教的MBA班學生。對我來説，我確實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他們的説法。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創造性破壞，多年來，我的大多數學生都熱情接受這一現實。創新、新技術的流通和全球市場的開放帶來了新的商品和服務、新的公司、新的財富和普遍的大繁榮景象。許多碩士生在就學哥倫比亞大學前曾在科技、金融和其他能夠代表美國資本主義的行業工作。如果參考過去的統計數據，我院大多數MBA學生最終將回到商界擔任領袖角色。

如果這些學生對自由市場存有疑慮，那商界領袖就需要注意這種情況。一個經濟體進行變革要依賴公眾的支持。選民們需要相信，私營體制能為大眾帶來好處。但是，許多千禧代美國人都是在混亂中長大的，以至於連MBA學生都對資本主義抱有懷疑。

我對這種情況思考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我的學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911事件引發的社會動盪，全球金融危機，大衰退，持續數年辯論資本主義社會分配不公，就是這些事件在學生們的成長期塑造了他們。他們現在目睹了一場引發大規模失業和全球供應鏈崩潰的疫情。公司招聘人員試圖通過宣揚公司的“使命”或“宗旨”來招攬猶豫不決的學生，例如宣稱公司是為了把人們團結在一起或滿足社會的一大需求。但像“公司目標遠大”之類縹緲的説法並沒有紓解學生的不滿。

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動搖了公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

在過去四十年中，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支持變革資本主義，強調經濟效率的重要性，並敦促政府不要嚴加監管私營部門。這一經濟願景會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和盈利能力，並提高普通美國人的收入。從羅納德•里根到巴拉克•奧巴馬的歷任美國總統，他們大多贊成這一願景就是出於上述原因。

但他們中也有例外。在小布什總統剛上任時，我擔任他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召集我和其他顧問討論聯邦政府是否應該對進口鋼鐵徵收關税。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不假思索地反對徵收關税。我提醒總統開放和貿易所具有的價值，關税將損害宏觀經濟。但我沒有説服總統。我妻子曾開玩笑説，可以把人分為兩類：經濟學家和活生生的人。而説了算的是活生生的人。

布什自豪地將自己歸類為活生生的人。以下是他所能理解的政治觀點：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具有的破壞性力量使得許多個人和某些地區茫然無措。

在此後的幾年中，這種破壞所引發的政治後果已變得日益突出——以不滿、民粹、呼籲保護個人和行業免受變化影響的形式表現出來。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和喬•拜登總統都已不再認同主流經濟學家對貿易、預算赤字和其他問題的政策偏好。

經濟學觀點不是憑空產生的，孕育這些觀點的時代影響了這些觀點。私營部門可以不顧後果地自由推進破壞性變革，這種“野蠻生長”模式得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爾頓•弗裏德曼等經濟學家的大力支持，從他們有影響力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們強烈反感大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幾十年中，這種反對大政府的觀點迅速流行開來。哈耶克和弗裏德曼都是深刻的思想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相信一個足夠大的政府有能力且會不可避免地限制個人自由。他們和他們的思想同道認為，政府應該後退一步，給全球市場和先進技術發揮活力留出空間。

但這並不是要社會忽視經濟變動對個人造成的影響。1776年，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先行者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讚揚了公開競爭。但斯密還有其它的經濟觀點和道德思考。他在此前發表的一篇論文《道德情操論》中呼籲人類要“相互同情”，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同理心。現代版的斯密觀點將會建議政府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扮演一個特殊角色，這個角色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美國的生產潛力（通過建設和維護基礎設施來支持開放經濟）和提供機會（不僅推動競爭，還要在變革發生時，提高公民和社區的競爭力）。

當我試圖緩解MBA學員對資本主義的疑慮時，某些MBA學員正是引用美國政府未能發揮這樣的作用來反駁我。僅僅提高平均收入是不夠的。對那些職業生涯和社區環境遭到破壞的人缺乏“共情”意識不僅削弱了公眾對經濟開放和改革創新的支持，甚至使他們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身產生了懷疑。

美國要想找到本國正確的發展模式，不必求助於古老的斯密。有遠見的領導人都會在重大經濟轉折點出現時採取行動，例如，亞伯拉罕•林肯的《莫里爾贈地法案》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1944年軍人再調整法》都對經濟和政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美國政府應在現代經濟中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都加深了這種必要性。以我的經驗，商界領袖不一定會反對政府向個人提供更多技能培訓和發展機會。但商界普遍擔心政府擴張過度，擔心這樣做可能會提高美國的税負水平。

羅斯福總統簽署《1944年軍人再調整法》，安置二戰退伍軍人

我的學生們擔心，普通人的生活和社區受到了變革力量和公司行為的影響，而商界領袖卻像許多經濟學家一樣不瞭解普通人的生活。高管們只關注一般的商業和經濟問題，這既不意外也沒有壞處。但一些商業領袖給人的印象是俗語説的“行商”而非 “坐商”，即他們是到處遊走的商界人士，不會受制於實際的人和地方，不會紮根在某個社區。

這項指控並不完全公平。但這引發了憂慮，即公眾對企業的支持可能不像過去那樣堅定。如果你像我一樣相信，在資本主義體系中，企業對科技創新和社會繁榮起到主導作用，那麼這就是一個問題。想要確保社會持續支持企業發展的商業領袖並不需要遠離哈耶克和弗裏德曼有關開放、競爭和市場都有好處的理論。但他們確實需要牢記更多亞當•斯密的話。

正如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同事，同時也是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所強調的，斯密所描述的那個經濟體系，其存在不僅是為了提高平均收入，也是為了實現大規模繁榮。提高經濟潛力應該是商業領袖和他們所在組織應該優先考慮的問題。商業圓桌會議組織和美國商會應大力支持由聯邦政府資助的、能促進科技發展的基礎研究和能使整個經濟體都享受到科技成就好處的應用研究中心。獲得贈地的大學正是這樣做的，農業推廣服務和國防科技成果轉化也做到了這一點。推動更多此類舉措對企業有利，並將使公眾支持企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商業團體明白，旨在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將使美國在外交和商業上受益。現在，他們也應該支持國內的高影響力投資。（譯註：高影響力投資是指既追求經濟回報又追求社會影響力的投資。）

為了解決個人機會問題，公司可以與當地教育機構合作，並將自己的資金投入職業培訓計劃。但美國應從宏觀角度做更多的事情來幫助人們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方法是向社區大學提供一攬子撥款，創建個性化的再就業賬户以支持個人重新就業，並通過擴大勞動所得税抵免來加強對低工資、入門級工作的支持。這些方法代價不小，但與拜登《重建更美好未來》提案所倡導的加大社會福利開支相比，它們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更專注於幫助個人適應社會發展。如有必要，可以通過適度提高公司税率來進行融資以施行我所描述的這些方法。

我那些質疑資本主義好處的MBA學生們看到政府施行政策，千方百計地確保資本主義制度生存下去。例如，他們認為，對壟斷權力施加限制保護了競爭，在經濟危機期間加大政府支出則阻止了更大的災難發生。但他們也看到，有些東西消失了。這些年輕人是在相當悲觀的情緒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正在尋找證據，證明這一體系所能做的不僅僅是創造總體繁榮。他們需要證據證明這個體系可以正常發揮作用，不會讓人民和社區聽天由命。我希望，企業能繼續推動全球化向更深層次發展，提高社會對技術變革的接受程度。但如果他們想讓MBA學生也贊同他們，那他們還需要採取更大膽的步驟，為經濟體中的每個人最大限度地創造機會。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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