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謊言帝國”如何為西方殖民主義辯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上一篇講了，作為西方文明走向全球的先鋒之一，西班牙人完成了該文明進入世界歷史中心舞台之後的第一件大事——將美洲大陸上至少三個已經高度發達的原生文明徹底毀滅，滿足了很小一部分西方人的貪慾和西班牙霸業的金融需要。
這是西方文明在近現代歷史的起點上一個無法抹去的“原罪”。揹負着這一巨大的“原罪”，承擔脱罪任務的“謊言帝國”不得不如影隨形地伴隨西方集團的全部餘生。
美洲文明滅絕的真正原因
根據斯賓格勒的説法，當時的西方文明相對於美洲大陸的尤卡坦文明、瑪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在演化歷程上至少晚了800年。
他的這一評估是有充分依據的。如果採用威爾·杜蘭特關於文明的定義——“文明是增進文化創造的社會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經濟的供應、政治的組織、倫理的傳統及對知識與藝術的追求。”（Will Durant，1935）那麼可以説，無論在社會秩序整體的意義上，還是在任何個別因素上，當時的歐洲都遠遠無法與毀在它手裏的美洲文明相比。
被科爾蒂斯夷為平地的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蒂特蘭已經永遠不為世人所見了，但瑪雅和印加的古城還保留了一些，尤其是被稱為“印加人的失落之城”的馬丘比丘，所反映出的社會複雜和精細程度就足以説明問題了。
瑪雅文明遺址之一（資料圖/維基百科）
斯賓格勒還特別提到了阿茲特克非常成熟的政治組織：
“全部這些國家，包括一個世界強國及不止一個聯邦，其疆土與資源遠遠超過了漢尼拔時代的許多希臘國家與羅馬國家，它們全都具有一種綜合的政策，一種慎重地整齊有序的財政制度，和一種高度發展的法制；全都具有查理五世的大臣們無法想象到的施政思想和經濟傳統；全都具有豐富的用幾種語言寫成的著述，在各大城市還全都具有一種智力傑出而且講究禮儀的文雅的社會，這是西方無從與之相比的。”（Oswald Spengler，1918）
考慮到美洲大陸上被泛稱為印度安人的原住民實際上包含了眾多不同的民族，語言上多達300多種，能夠產生出阿茲特克和印加這種覆蓋了上千萬人口的巨型政治組織，絕不是簡單的事。一直以來，美洲文明的發達程度是被大大低估的。
古代原生文明超出了人們的想象這一點，並不難理解，現代埃及學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刷新人們的認識。由於崛起之後的西方傾向於以自身為人類文明的標準，更容易導致認識上的整體偏差。科學家們越來越相信，由於智人大腦結構的高度相似性，人類各自獨立發展出的原生文明之間也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如果需要一個更直接一些的參照，有理由認為，被滅亡之前的美洲文明在主要的方面應該與同時期的印度文明不相上下。它們之所以被野蠻的歐洲“浮士德式”民族輕易毀滅，並非如日後“謊言帝國”所解釋的是因為文明程度太低，因為沒有“進化”到馬匹、鐵器和火藥的使用階段，恰恰相反，有充分證據證明，它們實際上是在“倫理的傳統”這方面太過早熟了，以至於對於野蠻人的殘忍和貪婪毫無準備而遭遇了滅頂之災。
印度這一文明古國，很早就有了鐵器的使用和馬匹的馴化，甚至還有深厚的武士傳統，但即使如此，最終也只能屈服於歐洲人的武力，淪為了英國人的殖民地。由此可見，關於美洲文明滅亡原因的解釋，“謊言帝國”編造出的文明論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印度電影《阿育王》截圖
至於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要死因是對於新型瘟疫缺乏免疫力這個説法，基本上也可以確定同樣是“謊言帝國”的編造。
根據一項遺傳學研究，在今天哥倫比亞某一地區人口樣本的遺傳背景是：通過父系繼承的Y染色體血統約有94%是歐洲人，5%是非洲人，只有1%是美洲印第安人；而通過母系繼承的線粒體DNA血統約有90%是美洲印第安人，8%是非洲人，2%是歐洲人（Luis G. Carvajal-Carmona，2000）。
考慮到16-17世紀的西班牙殖民者幾乎是清一色的男子，少有婦女隨同，這種極不對稱的情況，只有在美洲當地原住民中男子幾乎被滅絕殆盡、只留下女人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而常識告訴人們，細菌和病毒對人類的攻擊是不分性別的，只有人類對人類的攻擊，才會出現這種極端情況。
即使是大量印度安人死於天花這一事實，實質上也是殖民者軍事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北美的英國殖民者曾多次宣稱：天花是上帝派來為他的選民清掃居住地的，印第安人弄錯了自己的居住地。這些殖民者為了幫助上帝履行使命，多次向印第安人贈送帶有天花病菌的毛毯，“這樣才能根除這個該遭天譴的種族”。而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在北美大陸生存下來的第一批歐洲移民無一不是靠印第安人的同情關心和慷慨幫助才渡過了難關——早已經沒有人提了。
西方文明勝利的真正優勢
事實上，1500年之後的世界，在軍事技術和使用這些技術的殘忍和無情程度上，已經沒有任何一個非西方民族可以與西方“浮士德式”民族相比了。
用英國歷史學家傑弗裏·帕克的話説，西方取得勝利的原因，就在於歐洲民族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相對於其他民族保持了穩定優勢，在於它“改善了發動戰爭的能力，它一直被稱為‘軍事革命’”。（Geoffrey Parker, 1988）
所謂“軍事革命”，具體分析下來應該是包含了三個組成部分：第一是在武器方面的新技術，第二是在戰術方面的新知識，第三是運用軍事技術和戰術的新思想和新精神。
將武器方面的新技術標榜為文明上的先進，是“謊言帝國”的傑作之一，正如杜蘭特所歸納的，文明主要因素中不可能包括殺人能力這一刺激“零和”競爭的因素，只能包括促進“非零和”合作的經濟、政治、倫理、知識和藝術等因素。中國人首先發明瞭火藥，但在很長時間裏都沒有作為武器技術應用於殺人，這恰恰是文明程度的體現，而不能被簡單歸納為落後。
將戰術方面的新知識標榜為文明上的先進，同樣也是“謊言帝國”的傑作之一。正如彼得·弗蘭科潘在他的“全新世界史”中所説：“儘管伽利略·伽利雷、艾薩克·牛頓和萊昂哈德·歐拉這些科學家的名字為一代又一代的學童們所熟知，但人們很容易忘記，他們最重要的一些工作是研究彈丸的軌跡，瞭解偏差的原因，使火炮更加精確。”（Peter Frankopan，2016）到底是“人們很容易忘記”？還是有些人的“科普”工作使得人們很快忘記？讀者們自行判斷即可。
據歷史記載，在1600年至1750年間，在歐洲科學家們的共同努力下，槍支的射擊成功率增加了10倍，槍支變得越來越便宜，也越來越致命，與此同時，基於精確射擊而發展出的各種殺人戰術成為了新的專業。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以外民族遭遇種族滅絕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了。
實際上，“軍事革命”最為核心也是最難以被非西方民族學習效仿的部分，就是西方“浮士德式”民族獨有的一種在運用軍事技術和戰術方面的新思想和新精神，説白了，就是一種“殺人不眨眼”所需要的心理素質。
在十六世紀一位安第斯編年史家Waman Poma的記敍中，西班牙人襲擊印加帝國時“就像踩死螞蟻一樣”成羣屠殺當地印第安人。（引自Niall Ferguson，2011）而斯賓格勒關於阿茲特克的突然滅亡的描寫是：
“它並非因枯萎、被壓制或被遏抑而死，而是在全盛時期被殺害，就好像一顆向日葵的頭被一個過路人打掉那樣地被摧毀了。這所有的都不是在某次決戰中毀掉的，而是被一小撮匪徒在短短數年中剷除的，而且剷除得十分乾淨，以至於殘存的居民連一點對它的記憶也沒能保留下來。”（Oswald Spengler，1918）
根據西班牙人留下的歷史記錄，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在學習和掌握西班牙人的戰術方法方面進展並不慢，也給西班牙人造成了越來越多的重創。但留給他們的時間還是太少了，而且其中最為關鍵的部分——像踩死螞蟻和臭蟲一樣大規模地殺人所必需的心理素質，不是短時間內能夠養成的。就在美洲發展出大型帝國的同時期，歐洲正處在多達500個自主政體之間昏天黑地混戰的時期，美洲人不明白的是，他們某種程度上是歐洲混戰外爆的犧牲品。
地處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和印度，對於16-18世紀發生在美洲和澳大利亞大陸的人間慘劇茫然不知，但是距離歐洲更近的阿拉伯人，卻是伊比利亞野蠻人兇殘本性的最早的見證者之一。在原本是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國人和平共處的印度洋貿易航線上，自從被葡萄牙人達·伽馬的海盜船隊入侵之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葡萄牙第二任印度總督曾向皇室報告：“一聽到我們要來的傳聞，本地的船隻都消失了，甚至連鳥兒都不再掠過水麪了。”因為這些葡萄牙人具有一些以往在這片海洋上穿行的人們都不具有的品質，來自里斯本的人有一種無情的傾向，事實上，就是徹頭徹尾的殘暴，而鄭和卻很少如此表現。”“在他（達·伽馬）第二次前往印度的航行中，他率領15艘船轟擊了卡利卡特，並可怕地殘害了被俘船隻的船員。還有一次，據説他把一艘開往麥加的船上的乘客鎖起來，並放火燒船。”（Niall Ferguson，2011）
可以説，僅僅憑着歐洲“浮士德式”民族不斷進行“軍事革命”這一點，他們就已經有能力像徹底毀滅掉美洲文明那樣徹底毀滅掉所有非西方文明瞭。
之所以他們沒有這樣做，之所以大多數有色民族躲過了這一劫，大體上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隨着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等新一代“浮士德式”民族的崛起，歐洲人之間為爭奪海外殖民地利益的混戰也開始了，越來越多的歐洲人開始把他們在海外的殺人經驗和殺人習慣帶回到了自己的祖國，進一步增加了本土宗教戰爭和民族戰爭的烈度。這一被稱為“西方的野蠻化”歷史進程，作為“世界的西方化”進程的反進程，終於在20世紀初引爆了歐洲自身的全面內戰，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是在大英帝國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霸主地位成為了世界殖民帝國之後，西方殖民主義的形式和內容也都發生了變化；不同於西班牙和葡萄牙這種只要金銀財寶不要其他的“愚蠢的帝國”，大英帝國發現了殖民地土地和人民本身巨大的經濟價值。所謂的“經濟學”理論被髮明瞭出來，野蠻的奴隸制被解釋成了“合同制下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通過殖民地人民在土地上的繁重勞動，煙草、棉花、甘蔗、橡膠等等都成了不同形式的黃金白銀。
“1886年大英帝國世界地圖”
三是“謊言帝國”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了。西方殖民者們發現，通過謊言和欺騙，在殖民地國家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按照他們的心願進行重新解釋和説明。
在當時歐洲只讀聖經不懂其他的一般公眾的認知中，撒旦被趕出歐洲後，在美洲找到了藏身之所，“在這些土地上，居住着畜牲一般的生靈”，所以征服美洲是一項長期的、艱鉅的驅魔事業；“印第安人看上去是虔誠地跪拜在聖母面前，事實上他們是在膜拜聖母踩在腳下的毒蛇”；征服者們不是侵略者和殺人狂，而是“完成了把魔鬼私自掠走的金、銀等財寶交還給上帝的任務”。（Eduardo Galeano，2009）
在發生了大量背信棄義、集體屠殺和奪取土地的事件之後，卡羅來納一位總督這樣解釋：“我們顯然可以看見上帝的手，他削減了印第安人的人數，從而為英國人騰出了地方。”（引自Niall Ferguson，2011）
在這種情況下，謊言就逐步取代了槍炮的功能獨當一面了，或者説西方繼“軍事革命”之後又有了“謊言革命”這個最新的制勝法寶了。結果就是，在“世界歷史”的很多重要領域，在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上，“謊言帝國”實際上是唯一的作者和出版者，人們即使懷疑事實真相被謊言掩蓋了，也常常無可奈何。
龐大的受騙羣體中少數的清醒者因此而倍感痛苦。南美著名的左翼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少年時在課堂裏聽女教師講解説，西班牙殖民者巴爾沃阿登上巴拿馬一座山峯後成為同時看見大西洋、太平洋兩大洋的第一人，他舉手發問：“老師小姐，當時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嗎？”被女教師喝令“出去！”
被驅逐出教室的他從此走上了教導人們“顛倒看世界”的寫作道路，31歲那年憑一本《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震驚了世界，也揭開了“謊言帝國”的一角。
推翻“謊言帝國”任重而道遠，需要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這條道路。（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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