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明星與傳銷的二三事-腓特烈的大話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腓特烈】

近日，某位生於台灣卻長期“行商”於大陸的藝人和她的好朋友們在這個本已足夠焦慮的四月再度製造出炙熱的爆點，從一開始“每年納税幾十億”的榮光，到突然的異地被查，再到所謂的“近百套房產被封”，以及最近的“明星閨蜜分紅超過四億”等等，一系列與“傳銷”、“明星”等相關的敏感詞，無時無刻不在引爆着公眾的眼球，刷新吃瓜羣眾對金錢認知的上限。

同一時間內多個相關詞條上微博熱搜榜

當查爾斯·龐齊發明瞭世界上最早的廣義“傳銷”時，傳銷就和混跡於娛樂業中的明星們產生了緊密的關聯。因此，縱觀歷史上那些最著名的“金字塔騙局”，明星們要麼成了其中的受害者，要麼就成了間接甚至是直接的犯罪人，並在傳銷這一違法犯罪行為的歷史發展中，製造出那麼一絲絲的喜劇感來。

一、中外有別的傳銷

雖然絕大多數人都瞭解且認同，“傳銷”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但對於究竟什麼是傳銷，可能大多數人難以説出所謂一二三來。

在傳銷的發源地西方國家，最廣義的傳銷包括所有類型的非直銷行為，包括但不限於純屬詐騙的龐氏騙局等——沒錯，龐氏騙局被認為是廣義的傳銷的一種，相對於“謀財又害人（脈）”的傳銷而言，龐氏騙局至少還有那麼點“只要金錢不傷友情”的“温情”。

而狹義的傳銷則分為兩種：“層壓式營銷”（“金字塔騙局”，“Pyramid Scheme”）和“多層次營銷”（multi-level marketing），二者在法律中的地位存在區別，層壓式營銷一律被視為違法，但多層次營銷有着合法生存的空間。

對於這二者間的區別，根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解釋，“如果‘多層次營銷’不構成‘金字塔騙局’的話，它將根據你對零售客户的銷售額向你付款，而無需你招募新的分銷商。”

而我國《禁止傳銷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傳銷，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髮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髮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

因此，我國法律不區分多層次營銷和層壓式營銷，一律將其視為違法行為。

不過，雖然英美國家等不將多層次營銷視為違法犯罪行為，但在經濟學領域，除了某些有着“詐騙島”“美譽”的地區動輒以所謂“傳銷提高了就業”為榮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對傳銷均秉承了消極的看法（即使多層次營銷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是合法的）——

“對於大多數人（傳銷者）來説，通過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產品來賺錢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難的。而大筆的錢是招聘人員在他們的宣傳中經常提到的。”

“你很難找到每小時收入超過1.50美元的人……最強大的動力是虛假的希望。”

“只有不到10%的傳銷商人可以取得盈利。”

“大多數的賣家在五年內的平均銷售額低於100美元，每小時賺不到70美分，20%的賣家從未進行過一次銷售。近32%的受訪者獲得信用卡債務來資助他們的傳銷活動。”

實際上，即使在這些允許多層次營銷這樣的“合法傳銷”的國家，長期以來，多層次營銷和層壓式營銷仍然存在着大量混淆之處，以至於從學界到政府機構都認為，多層次營銷不過是層壓式營銷的幌子而已。

二、明星與傳銷——犯罪與被犯罪的歷史

對於那些最適合開展傳銷的因素“種子”：對發財的迫切慾望，對所謂“耀眼光環”的追求，一傳十十傳百的影響力……明星及其存在的環境無一不是其生長的“沃土”。

因此，歷史上那些最著名的傳銷案件，都或多或少與明星們有所關聯。

常言道，“站得越高，看得越遠”，這對傳銷騙子們也不例外。例如，對歷史上最“傑出”、騙取金額最高的“曠世巨騙”伯納德·麥道夫而言，被他拉入金字塔騙局的，都是美國娛樂產業歷史上最傑出的“大腕”們，包括但不限於斯皮爾伯格、拉里·金、約翰·馬爾科維奇、凱文·貝肯、夢工廠創始人傑弗裏·卡岑伯格等；

而另一位“傳銷奇才”裏德·艾利奧特·斯拉特金不但善於從“大腕”那裏詐錢，還善於毀掉“大腕”們的事業——不知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必有深意”，被他榨取了錢財的阿特·林森（《搏擊俱樂部》、《導火線》等片製片人）和巴里·伯恩施坦（《空軍一號》等片製片人）的事業都在被騙後走上了如自由落體一般的下坡路。

裏德·艾利奧特·斯拉特金（資料圖）

明星們不僅可以用來被當作傳銷的“受害者”，也可以成傳銷的宣傳工具，麥道夫、斯特拉金在欺騙他們的明星客户的同時，也把這些明星受害者們當成了最好的宣傳資料。

相比之下，另一位“金字塔騙局大鱷”斯科特·羅特施坦因就“盜亦有道”了不少，他只是把明星們當成宣傳工具，例如用自己的私人飛機送凱文·史派西和克里斯·塔克去非洲做“抗擊艾滋病”公益活動等。

而相較於利用明星的聲望為自己的騙局牟利，羅特施坦因主動欺詐明星的例子倒是相當罕見——傑米·西格勒（《黑道家族》女主演）夫婦這種主動向羅特施坦因送上三千萬美元還“不收不行”的特例除外。

然而，被當槍使，遠不如自己當槍舒坦，明星們雖説容易成為傳銷的受害者，但可不要就此認為，明星們不能反過來成為傳銷的組織者。

在美國歷史上十大“金字塔騙局”中，就有一位貨真價實的大明星和麥道夫、斯特拉金、羅特施坦因等人並列，這就是一手締造了后街男孩、超級男孩等一系列成功男團，並捧紅了賈斯汀·汀布萊克等諸多流行音樂大腕的美國“男團教父”盧·皮爾曼。

在締造了一系列成功男團的同時，他也締造了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金字塔騙局，在時長近20年的時間裏，他“將男團體和他們的名氣變成了進一步擴大他的龐氏騙局的引擎” ，騙取了超過10億美元。

盧·皮爾曼與“超級男孩”

而身披好萊塢的光環，即使不是什麼通常意義的“大明星”，也可以在傳銷之路上取得豐厚的“成果”。畢竟，最近一位被捕的金字塔騙局“好萊塢人”的名字，不要説中國人沒聽説過，連住在比弗利山莊的美國人都未必聽説過——

此人名為扎卡里·霍維茨，藝名扎克·艾弗瑞，至今連羣眾演員都算上也只出演過不到10部影視作品，擔當主演的更是隻有一部只有90分鐘的實驗電影而已，但這並不妨礙他打着“好萊塢演員”的幌子，前前後後騙取了超過6.5億美元的鉅額資金，並最終被判處超過20年的監禁。

在中國大陸地區，由於司法機構長時間來對傳銷的嚴厲打擊政策，長期以來，幾乎沒有明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經營傳銷業務，但這並不妨礙不少明星，特別是效仿他們在港台地區的“老前輩”們，以所謂的“合法”手段，從傳銷業務中攫取了大量的金錢。

三、明星如何洗白傳銷相關收入

顯然，相對於明星們究竟是如何在傳銷中被騙的，大眾們更加關注的是明星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結合傳銷來騙人。

而結合包括但不限於好萊塢在內的“先進經驗”，涉及傳銷的明星們會以如下手段洗白（或至少嘗試洗白）自己的“非法收入”：

1.收入混淆

對於收入混淆，盧·皮爾曼堪稱其中的“佼佼者”。

與一般人想的“窮了才搞傳銷”不同，即使在後街男孩、超級男孩最火的時代，盧·皮爾曼也從未停止過自己的金字塔騙局，而他最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將金字塔騙局所得的非法收入，以非國際標準會計準則的記賬模式，和銷售唱片、舉辦演出等產生的合法收入混淆記賬，從而將非法收入“包”在合法收入內。

這也正是其騙局可以持續二十多年，直到被其捧紅的“角兒”們紛紛與其翻臉時才“暴雷”的原因。

因此，可不要僅僅因為某人“正當紅”，就相信了他“雄厚的經濟實力”，説不定，他“雄厚的經濟實力”中，正有你貢獻的一部分。

2.“緊抓風口”

與皮爾曼這樣的娛樂圈巨鱷相比，扎克·艾弗瑞連娛樂圈八線都算不上，但其建造的“金字塔”卻不比皮爾曼的金字塔小多少，這正是因為其善於捕捉“風口”。

艾弗瑞在網飛（Netflix）和HBO等流媒體巨頭的海外拓張業務發展得如火如荼時，以自己演員加製片公司創始人的身份，撲向了當時尚算是美國流媒體巨頭們“試驗田”的拉丁美洲，在當地宣稱網飛和HBO將“大幹三年”，並以此為由收取了大量的投資款，“投資”“我將和網飛和HBO在拉美開展的地方項目。”艾弗瑞承諾了極高的回報，並通過援引兩家知名娛樂公司的名稱並捏造文件，使它們看起來很合理。

八流演員，一流傳銷（資料圖/《洛杉磯時報》）

3.“只分紅，不表決”

而在我國，由於司法機構嚴厲打擊傳銷違法犯罪行為，中國內地的不良明星們像上述的好萊塢大騙們一樣直接設計金字塔騙局的情況，實際上並不多見，但師承港台地區的“前輩”，不少內地不良明星們也有從傳銷事件中“撈錢”的經驗，即所謂“只分紅代言，不做業務”。

對此，我國《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規定：

“下列行為，屬於傳銷行為：

（一）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髮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髮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髮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係，並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如上所述，《禁止傳銷條例》將傳銷行為界定為積極的行為，而對於並沒有從事相關的積極行為但從傳銷相關企業分紅者，是否構成傳銷行為，《禁止傳銷條例》並未明確闡述，已有判例中也未發現對該等“消極行為者”定罪量刑的先例。

這就導致了，如果某些不良明星對傳銷公司持有的是隻分紅、不表決的純粹分紅股，傳銷公司的各種表決上也難以見到其名字，則該等不良明星仍然可以通過傳銷企業大賺特賺，而法律可能難以確定其屬於傳銷者。

4.廣告代言

除了“只分紅，不表決”外，還有一種更“穩妥”從傳銷企業和傳銷行為中獲利的行為，那就是成為傳銷企業某款產品的代言人，為該等產品提供廣告代言並收取高額的代言費。

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只對少數幾種廣告代言人須承擔責任的情形進行了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為不得使用代言人的產品代言、為未使用過的產品進行代言、為虛假廣告進行代言、產品造成消費者人身損害等，但如果其僅僅代言了一款傳銷企業的產品，該產品不構成上述代言人須承擔責任的情形，則有關機構很難追究相關不良明星的責任，也就無從談起對其的“制裁”。

四、結語

《禁止傳銷條例》自誕生至今，已有近17年之久而未發生變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雖然歷經多次更改，但主要關注點在於廣告合法性自身的問題，少有關注利用合法的廣告進行不法的行為的衍生行為。

或許也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不良明星們敢於“踴躍”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從各種傳銷行為中“分一杯羹”，這樣的情況，想必是司法機構和一般公眾都不願看到的。

因此，筆者建議，立法理應對該等愈演愈烈的新型“傳銷獲利”行為有所應對，這包括但不限於從傳銷行為本身的界定，和避免使用廣告代言規避責任兩方面着手：

對於傳銷行為的界定，應認定，如果某一企業或其他組織被認定為有傳銷行為的，則其所有股東，無論該等股東是否有表決權，都應被認定為從事了相關的傳銷行為；

對於代言了傳銷企業產品的代言人，除了需要關注其自身廣告內容是否合法外，還需要關注其廣告內容是否有與產品自身性質無關的衍生（如，明明代言的是美容產品，卻出現了“匯聚財富”等與產品本身屬性無關的宣傳語等），以及代言人本身是否與被代言產品的生產廠家除了代言之外，有更多、更深入的交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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