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日報：不敢“退休”的農民工
【文/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劉傑】
對於“閒不住”的超齡農民工來説，他們可能是習慣了勞作的日子，想發揮餘力多賺些錢；而對於更多“不能閒”的超齡農民工來説，他們可能是家裏的“頂樑柱”，還要幫子女分擔彩禮、房貸等壓力，為了生活不得不負重前行。
凌晨5點，在北京市通州區馬駒橋鎮，天剛矇矇亮，東南風呼呼地吹着，體感温度只有8攝氏度。100多名農民工戴着口罩、穿着厚外套，在西店路與漷馬路丁字路口一側的停車場大院內，三五成羣地站着，有男有女，男的居多，等待着打零工的機會。
凌晨5點在馬駒橋一處自發形成的勞務市場內等待僱主的農民工。 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劉傑攝
4月23日，記者在這裏見到了64歲的郭相書。他的身高只有1米6左右，走起路來有些跛腳，左邊肩上挎着工具包，右手夾着一根燃着的自制捲煙，不時地吸上兩口。
郭相書是建築工地上的“老江湖”，從2000年起就開始外出打工，相繼到過北京、山東、山西等多個地方。2018年10月，60歲的他在河北一處工地上幹活的時候，因為意外連人帶梯子摔倒在地上，導致左腿骨折，最終被認定為二級殘疾。
去年，養好傷的郭相書發現自己很難再找到工地上的活了。當秋收結束後，他就離開了老家——河南濮陽市南樂縣梁村鄉，繼續轉戰勞務市場打零工。然而情況並不樂觀，除去房租水電費，到目前只掙了6000多元。
近年來，全國多地陸續發文對建築施工行業超齡農民工進行用工規範，禁止60週歲以上男性及50週歲以上女性從事建築施工作業。
據現場的幾位農民工介紹，建築工地有時會來這邊招人，但60歲以上的根本不會要，有時候甚至連55歲以上的都不要。而一些工廠、家政的活，招人時年齡則卡得更嚴。
受各地建築行業“清退令”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因素影響，超齡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機會正在減少，但每天仍有為數不少的超齡農民工遠離故土，到城鎮尋找着掙錢的機會。
“閒不住”和“不能閒”
“往年還能找到工地上的活，今年忽然找不到了，感覺沒有奮鬥目標了。”説這話時，全振中聳了聳肩。全振中今年69歲，是湖北省鍾祥市柴湖鎮魚池村村民。自2002年從村幹部的崗位退休後，他就經常在農閒的時候到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工地上掙錢，砌牆、壘磚、和水泥，啥活都幹過，總之就是當小工。常年在工地打工，他認識了不少項目經理、包工隊隊長、工友，“我們都經常聯繫，有合適的活他們就叫我。”
去年，在熟人介紹下，全振中參與了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地鐵站的尾期工程建設，在一個月零九天的時間裏掙了1萬多元。“雖然上了年紀，但我感覺身體還很強壯，想靠自己的雙手多創造財富，給兒女做榜樣。”
“閒不住”的全振中還經常鼓勵村裏歲數大的村民與他一起外出務工，69歲的全和生就是其中一員。“別看他牙沒了，頭髮也白了，幹得還很開心呢。”全振中笑着説。
在江蘇省太倉市某工地上，建築工人正在作業。 葉曉寧 攝
如果對全振中來説，到建築工地打工是“閒不住”，那麼對於侯國俊來説，則是“不能閒”。
侯國俊今年62歲，是甘肅省渭源縣祁家廟鎮的村民。在國家脱貧攻堅政策的推動下，侯國俊一家進行了危房改造，接受了產業扶持，2019年剛脱離貧困線。
脱貧後這幾年，侯國俊還面臨着現實的困難。老伴兒患有腰椎間盤突出，不能幹重體力活。自己又不會開拖拉機，家裏的地都靠兒子一個人打理。兒媳則照顧剛上初一的孫女和小學五年級的孫子。雖説地裏種了些當歸、黃芪等藥材，兒子也經常到建築工地上打工掙錢，但僅靠這些收入根本不夠一家人用的。
“咱也不能總靠政府扶持吧。”於是一直沒怎麼出過遠門的侯國俊，主動提出要外出務工。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響，南方一些工廠用工短缺，放鬆了對招工年齡的限制。侯國俊輾轉到浙江、江蘇等地的藤椅廠、電機公司打工。但到了流水線上他才發現，原來這裏一天只有吃飯和上廁所的時候才能休息一會，快速的節奏讓他難以適應。再加上南方天氣悶熱，主食以米飯為主，愛吃麪食的他在換了幾家公司後，終於待不下去又返回了家鄉。
今年，侯國俊得到消息説，蘭州的一個建築工地缺個零工。他果斷報名，包工程的老闆也爽快答應了，“老侯這人我打過幾次交道，別看歲數大，但幹活老實，手腳麻利，腦袋也靈光。”現在，侯國俊每天能有160元左右的收入。對他來講，建築工地上幹一會能歇一會，感覺會好一些。
對於父親堅持要外出務工的做法，兒子侯海林無奈地對記者説：“作為兒女，誰想讓老人家出去打工？實在是沒辦法的辦法。”
“閒不住”的全振中和“不能閒”的侯國俊，是當下大多數超齡農民工的縮影。對於“閒不住”的超齡農民工來説，他們可能是習慣了勞動的日子，想要發揮餘力多賺些錢，假如累了可以選擇停下腳步，至少不用為生計發愁。而對於“不能閒”的超齡農民工來説，他們可能是家裏的“頂樑柱”，也可能需要幫子女分擔彩禮、房貸、車貸等壓力，為了生活他們不得不負重前行。
這兩種情況現實中都存在，但大多數超齡農民工是屬於“不能閒”的類型。失去工地上的工作後，他們沒有一技之長，再就業困難，便一下子沒有收入了，即使是返鄉，沒有退休金的他們，養老也難以安心。
行業規範還是市場選擇？
在北京石景山區的首鋼園東南區，一片在建工地的外圍建起了一道圍牆，不允許外人出入。下午4點起，在工地旁的一個路口，總能看到附近工地上的農民工，年紀從20多歲到50多歲不等，統一戴着黃色安全帽，穿着綠色馬甲，拎着大大小小的茶杯或暖壺，或步行或騎共享單車，一批接一批地返回這裏的生活區。
生活區門口，一名保安守着鐵門，督促進入的農民工掃健康碼，再往裏走還有一個實名制通道，農民工們需要刷臉才能進入。
鐵門一旁，一位鬢角花白、皮膚黝黑的農民工，穿着沾滿灰塵的衣服坐在路緣石上等人。他叫王鵬輝，今年52歲，是河北邢台市的一個農民，本來在老家種地、做木工。4年前，為攢錢給兒子在縣城買房，他來到北京、天津等地打工，做起了消防水電的工作。
在與王鵬輝的交談中，記者瞭解了圍牆內建築工地的情況：管理規範，入職要簽訂勞動合同，進行安全教育培訓；實行全封閉管理，進出都要人臉識別。分工明確，不同工種幹各自專業的事情，傳統的鋼筋工、泥瓦工、架子工主要以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為主，而涉及設備操作的工種會有一些年輕人。聊到超齡農民工時，王鵬輝指着過往的農民工説道：“你看看路過的這些人裏邊，哪裏有60歲以上的？”
在“長三角”一處建築工地上，農民工們正緊張忙碌着。 葉曉寧 攝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社會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指出：“60歲以上農民工屬於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從源頭上就無法滿足與建築工地‘簽訂勞動關係’的要求，這是近些年在建築工地很少見到超齡農民工的一個重要原因。”
記者翻閲相關政策文件發現，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要求建築企業將農民工工資存入專户，由銀行每月代發到農民工個人實名制工資卡上；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促進建築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建立健全全覆蓋、多層次、經常性的安全生產培訓制度”“開展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全面落實勞動合同制度……到2020年基本實現勞動合同全覆蓋”；2019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試行）》更是明確“施工現場原則上實施封閉式管理，設立進出場門禁系統，採用人臉、指紋、虹膜等生物識別技術進行電子打卡”。
可以看出，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發佈是為了確保施工現場安全生產，維護農民工勞動權益，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促進建築業持續健康發展。但與此同時，在“全面落實勞動合同制度”“開展實名制”等要求下，超齡農民工也逐漸退出了建築工地。
超齡農民工退出建築工地固然與行業規範息息相關，但同時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北京一家建築裝修公司的股東蔣先生從業近20年，足跡遍佈天南海北。他認為，建築施工高處作業多、露天作業多、手工及繁重作業多，高齡農民工長期施工，容易造成安全隱患。
上海市公佈的一項數據佐證了蔣先生的説法：2018年，該市全年建築業安全生產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員裏，超過60歲的佔比達到15％，而當時建築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佔比僅有1％。
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師事務所長期專注工傷賠償爭議的譚小輝律師稱，現在的建築項目基本上都按項目繳納工傷保險，超齡農民工在建築工地發生意外事故，一般都可以認定工傷，爭議主要在於認定工傷後的工傷保險待遇賠償項目和標準問題。
工傷賠償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目前各省對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的標準不一樣，有的地方是結合農民工傷殘等級和年齡來計算的，這樣建築企業相對承擔較多；有的地方直接規定被認定為工傷的超齡農民工沒有這兩項補助金，建築企業的責任相對來説小一些，但這樣就造成有的農民工不願認定為工傷，反而要求按照提供勞務關係來享受人身損害賠償的項目和標準，導致發生事故後為賠償的問題牽涉的程序、時間、精力較多。
因此，在超齡農民工發生安全事故概率相對高的情況下，建築企業容易認為使用超齡農民工存在着一種潛在的巨大賠償責任風險。
在行業規範與市場選擇的雙重邏輯下，我們就不難理解各地政府陸續出台建築行業“清退令”的做法了。
面對“清退令”，輿論反響不一。在社會學博士、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看來，農民工從事的很多工作，具有臨時性、季節性和不固定性等特點。應該尊重這種行業現實，要讓靈活用工有充分的存在空間，政府不應該劃定年齡線，對這種用工方式過多幹預，沒有必要逼着這類人員離開建築工地。要降低事故發生率，應該通過提高工地安全措施，限制用工時間等手段來實現。
而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則認為，禁止超齡農民工從事建築施工行業，這一政策在全國多地已落實數年。應該説，有關規定符合勞動力市場要求，也符合國家對相關領域的管理要求。
“轉場”時的就業服務何在？
記者見到高建華時，他正靠在街邊休息，一旁停着的環保車上貼着廣告：“馬駒橋保潔招環衞工人，要求60歲以下，男女都要，吃苦耐勞，服從領導安排。”
高建華今年68歲，是通州區馬駒橋鎮興華中街上的一名清潔工，負責300米長的路段衞生，每月能有3200元的收入。老高告訴記者，雖説廣告上要求60歲以下的才能報名，但其實有通融的餘地，目前這個崗位還缺人。
10多年前，老高的兒子大學畢業後來北京工作，抓住了快遞行業的風口，就在北京成家立業，還在馬駒橋鎮買了房。三年前，孫子到了上學的年齡，兒子兒媳忙着上班不方便照顧，老高就和老伴兒從遼寧老家來了北京。現在兒子每個月都會給零花錢，但他覺得北京消費高，總向兒子要也不是辦法。“他還有房貸，還得養活孫子，讓他每個月給我3000元，也不現實，對吧？”
當下，由於行業的規範和市場的選擇，部分超齡農民工退出建築工地一線崗位已經成為定局。基於不少超齡農民工還想繼續就業的訴求，在超齡農民工“轉場”時，城市能為他們提供怎樣的服務呢？
短期內，各地政府可以採用柔性政策，動態調控用工安全。比如上海，超齡者不能從事建築施工作業，可以從事保潔、保安、倉管等輔助性工作，由施工方為其轉崗提供安排。比如天津市住建委下發的相關通知中規定：“因特殊情況確需安排或使用超齡建築工人的，施工單位應當對超齡人員健康證明（健康證明有效期為1年）進行核驗，並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合理安排工作崗位。”
從老高的親身經歷來看，城市裏還有一些崗位是適合超齡農民工的，只不過是缺乏信息的有效對接。因此，相關部門應該為這些超齡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就業信息。
高建華與他的清潔車。 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劉傑 攝
另外，超齡農民工在城鎮就業的社會保障及權益維護等方面的制度規定也有待進一步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部分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就業人員等人羣沒有納入社會保障，存在‘漏保’、‘脱保’、‘斷保’的情況”“要健全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度”。
根據人社部給出的數據，截至2020年6月，全國僅有6375萬農民工參加了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佔全體農民工的比重僅為22％。這其中，高齡、超齡農民工社保參與率更低。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研究員丁大建認為，長期看，還是應該通過試點，考慮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擴大工傷保險制度覆蓋範圍、開展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人員試行參保工作，同時，在一定範圍內提高困難農民工羣體的兜底性保障制度。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常務副主席司馬紅也曾建議，鑑於很多非工作地勞動者未在工作地繳納社保的現實，將社保的社會統籌部分金額與繳納地解綁，企業與個人繳納費用均納入社保權益轉移接續範圍，實現“錢隨人走”，以支持更多靈活就業羣體納入高保障的社保體系之內。
針對當前各地在出現超齡勞動者爭議案件時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崔豔建議：“應進一步明確勞動者達到退休年齡、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和勞動合同終止三者間的關係。在人社、法院等不同部門間統一超齡用工關係的認定標準，在充分調研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對超齡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等權益保障加以規範，並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明確。”
她還指出，“從現實情況看，我國老齡人口規模大、增長速度快，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超齡勞動者或將持續增加，勞動適齡人口就業與超齡勞動者就業並存將會成為普遍現象。應加強老年人力資源開發，適時出台鼓勵超齡勞動者就業的有關舉措，培育一批社會服務機構，為有意向再就業的超齡勞動者提供相應的職業介紹、知識技能培訓等。
期待踏實的養老保障
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農民工人口總量為28560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人口占26.4％，這也意味着在接下來的10年，將陸續有7540萬名農民工達到60歲以上。
這7540萬名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進城務工的農民。多年來，他們將青春和汗水揮灑在工作崗位上，在撐起家庭的同時，也為城市發展和經濟建設做出了貢獻。
如今，他們老了，曾經青春陽光的臉上爬滿了皺紋，曾經健碩厚實的身軀也逐漸變得佝僂，但他們中很多人還是難以融入自己親手建造的城市，故鄉仍是他們最終的歸宿。
王天金今年77歲，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農民工中的一員。30年來，架子工、鋼筋工等工種都幹過，也到過天津、河北邯鄲等很多城市。
“60歲以後工地上給的工資就少了。堅持了幾年，體力慢慢就跟不上了，而且經常高空作業很危險，我就聽老伴兒的話回老家了。”王天金説。
雖然王天金回到了家鄉邯鄲市臨漳縣，但是他始終沒有離開建築裝修這個行當。尚有餘力的他開始活躍在縣域範圍尤其是鎮村附近的民房工地上，找一些民房建設的活。相對於大城市的高樓大廈，民房建設沒那麼危險，也沒那麼累。
現在王天金一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就近的工地上賺錢，“主要是搬磚、砌牆啥的，一天能有120元，一年差不多能攢下2萬多元。”王天金説。
在路邊等待僱主的農民工。 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劉傑 攝
近些年，像王天金這樣回到家鄉能夠就地就近務工的超齡農民工不在少數。家鄉的縣、鄉鎮、村可以探索設立一些服務性、公益性崗位，並向這些超齡農民工傾斜，也可以積極引導他們參與鄉村治理，使其能夠發揮餘熱建設家鄉，讓老人在自己的家鄉找到更多的價值感。
在北京建築工地上工作了26年的賈長德，再有不到一個月就要過60歲生日了。盤算着未來，他很清楚自己將要離開生活多年的北京，回到家鄉種地。他覺得沒有什麼不好，但他的內心卻有一個大大的困惑：“農民工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大半輩子，為什麼晚年還要面對沉重的養老壓力？”
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鄭風田表示，據他了解，目前除了北京、上海等極少數地方的農民到一定年齡後，每月能拿到800元到1000元的養老金，全國大部分地方的農民一個月只能領到一二百元的養老金。國家相關部門應該提高農民的養老金水平。“這既能體現出國家對農民的重視，也能減少超齡農民工外出打工的需求。”鄭風田説。
4月23日上午9點，馬駒橋勞務市場，找到工作的農民工跟着僱主離開了，沒有收穫的也慢慢散了，只剩十幾個人還在路口堅持着。
郭相書運氣不錯，接到了一個清理垃圾的活，一天能掙140元。他跟着介紹工作的另外一位農民工，坐上了去往海淀區的公交車。
一路上，公交車從城鄉接合部開往市中心。看着窗外變換的風景和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郭相書覺得既熟悉又陌生。此時，他想起了家鄉的田園春色，想起了老伴兒和小孫子。他想回去，但對於家的責任還在肩上。他清楚地知道：60多歲的他現在還不能從這個城市“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