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從基督教傳説到共產主義運動，和平鴿如何深入人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2022雖還沒過去一半，但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尤其在目睹俄烏衝突引發的世界變局之後，人們對於和平的嚮往，愈發強烈。
今年，日本藝術家奈良美智開啓了在上海的首次個展。熟悉當代藝術的朋友們或許有所瞭解——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曾在全世界展覽。2000年，日本雖然經歷了十年經濟低迷期，但是國民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二。他回到日本時，恰逢日本出現了所謂“伊邪那美經濟景氣”期，全球對日本流行文化的興趣激增。於是，作為藝術家的奈良美智更是備受追捧，他筆下富有個性的小女孩也越來越受歡迎。
奈良美智的作品（網絡資料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海展出的奈良美智畫作手稿中經常出現一個由一豎、反轉V字和圓形組成的標誌，即大家所熟知的“反戰標誌”。
或許國內青少年對於這一標誌的瞭解更多來源於韓國明星權志龍創立的潮牌，PEACEMINUSONE（和平減一）。其創作靈感確實來自這一和平標誌，只不過右側的斜槓被刪去，Peace Minus One的標語也代表了心向往和平，差一步終究難以到達的缺憾。
在生活中，我們也會遇到行人穿着帶有這一殘破和平標誌，或殘缺一瓣小雛菊的衣物飾品。這一標誌背後的內涵及歷史上和平標誌的流變，其實很值得一説。
“和平減一”標誌（網絡資料圖）
潮牌背後的和平標誌
這個被運用於潮牌的符號最早是由傑拉爾德霍爾託姆（Gerald Herbert Holtom）為英國核裁軍運動設計的，其中一豎與反轉V字分別代表旗語中的字母“N”與“D”，即Nuclear（核）與Disarmament （裁軍）的首字母。
根據另一種説法，這一標誌代表着一個高度符號化的的人類，面對一個充滿武器的世界，雙臂無助地向下伸展，而封閉的圓圈象徵着整個地球。霍爾託姆引用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1808 年五月三日》作為解釋：我很絕望，深深的絕望，我畫了自己，一個絕望的人的代表，手掌向外向下伸出，就像戈雅在行刑隊前的農民一樣。
網絡資料圖
傑拉爾德霍爾託姆設計的反核符號並不是最開始就廣泛流行併成為和平標誌的，甚至流行之初還有專人作文加以詆譭，認為這一標誌“細思極恐”、“是尼祿的十字架”，掰開了揉碎了之後從中讀出了納粹和反人類的含義。霍爾託姆對此不加一言，更是在這一標誌進入市場，創造了巨量的社會財富之後，仍舊一輩子都沒有為這一標誌申請專利。
標誌只是符號，其內涵是被符號接受者，也就是我們普通人賦予的，和平標誌的反戰與和平意味也是在不斷的實踐中一次次得到深化的。馬丁路德就曾使用這個符號。越南戰爭期間，無數反對戰爭的抗議者也以該符號作為彰顯自己立場的標誌。不僅僅是參與戰爭的士兵，文藝界的人士也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反戰訴求。
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堪稱人們表達和平訴求的高潮，大約50萬反戰人士到場參加，眾多重量級大腕比如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等等都參加了這場音樂節，而和平標誌也隨着嬉皮士音樂的發展得到了廣泛傳播。
音樂節的宣傳海報（網絡資料圖）
在1960年代中後期發生至1968年達到高峯的一場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反戰、反官僚精英的全世界範圍內的抗議活動——也就是所謂的六八事件中，和平標誌也得到了廣泛的使用。自此之後，原先的反核標誌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不僅僅被用來反核，反戰爭，也被用於反對社會不公和種族歧視，逐漸演變成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和平和反戰標誌。
在無數場合中，反戰標誌都曾經反覆出現。2011年12月，最後一批英美部隊離開伊拉克，而這個國家卻並沒有因此換來和平。反對英美入侵伊拉克的人們，曾經在布達佩斯，用人牆的方式組成和平標誌的圖案。
在復活節，歐洲很多國家都會舉行遊行活動，和平標誌更是經常出現的符號。
和平標誌也曾經因為不同原因有所創新。2015年11月巴黎遭遇恐襲，來自不同國家的一百多人當場遇難。抗議和悼念死者的人們將艾菲爾鐵塔和和平標誌合併在一起，這張富有衝擊力的圖片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喚起了全世界人民對恐怖襲擊事件的憤慨與譴責，以及對逝者的同情。
法國平面設計師讓·朱利安的作品，當時迅速走紅網絡，在線下，人們也在廣泛繪製。
2017年G20峯會期間，一位德國農民也曾經使用特殊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世界和平的訴求，他巧妙地在自己的農田中地完成了這幅反對戰爭期望和平的圖案。
歷史上的和平標誌
事實上，和平標誌古已有之。在古希臘和羅馬，橄欖枝花環或月桂花環是授予為城邦或者國家做出貢獻公民的最高獎項之一。歲月流逝，橄欖枝也一直是奧運會最高獎項的重要標誌，具有象徵和平的作用。
羅馬詩人維吉爾（公元前70-10年）也曾經將橄欖與和平聯繫在一起。他在《埃涅阿斯紀》中就曾經提及埃涅阿斯手持橄欖枝，站在船尾的高處，祈求和平的故事。不僅僅是文人，整個羅馬都將橄欖枝作為和平的標誌，這從當時發行的錢幣中可見一斑。公元七十到七一年的一個維斯帕先四德拉克馬銀幣上，和平女神厄瑞涅的右手就握著倒轉的橄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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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在錢幣上以橄欖枝作為和平標誌的行為一直延續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比如當時英國的硬幣上都以長矛和橄欖枝分別作為戰爭和和平的象徵。
美國獨立戰爭前夕，英美關係惡化，戰爭一觸即發，萊剋星頓槍聲迫在眉睫。1775 年1月，《倫敦雜誌》的扉頁刊登了一幅象徵和平的版畫，和平女神從聖殿的雲中降下，為美國和不列顛帶來了橄欖枝，同年7月，美國也通過了“橄欖枝請願書”，希望避免與英國發生全面戰爭，雖然對和平的呼籲並不是此次生效，但是橄欖枝作為和平的標誌似乎是當時西方世界的共識。
《倫敦雜誌》1775年扉頁
另一個與和平息息相關的意象是鴿子，和平鴿的叫法便來源於此。使用鴿子作為和平的象徵，起源於早期的基督徒，他們通常在墳墓上描繪鴿子的形象，因為在新約聖經中，鴿子是耶穌受洗時降在耶穌身上的聖靈。
世界上大多數的廣場都會養鴿子，人羣所至，鴿子隨風而起，時時提醒遊客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和平鴿更是盛會不可缺少的形象之一。
而這兩種和平意象後來經常同時出現，橄欖枝總是由鴿子攜帶，這源於聖經中的故事。《舊約·創世紀》記載，上古洪水氾濫，諾亞方舟保留着人類僅存的果實，諾亞於困頓之時，從方舟上放出一隻鴿子，讓它去觀測洪水是否退盡。後來，上帝讓鴿子銜回橄欖枝，示意洪水已經退盡，希望尚存人間。諾亞知道洪水已開始退去，和平與安全就要重返人世。自此之後，和平鴿與橄欖枝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和平鴿深入人心
起初，這種使用方式仍具有宗教含義，僅在基督教內部廣泛流行。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給鴿子賦予了聖靈之意，更是將之侷限在基督教的使用範疇之內，真正令這種意向走向世界的是另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畢加索。
世界人民和平大會於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在奧地利的維也納舉行，這次會上通過了《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宣言》和《致五大國政府書》。宣言提到，應該立即停止朝鮮戰爭、禁止使用細菌戰、反對任何國家建立軍事基地，絕對禁止核武器並組織裁軍談判，必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地位以及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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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手冊的封面便是畢加索繪製的和平鴿圖案，此次會議基本內容也被翻譯成中文，和平鴿不再只有基督教語境中的希望意象，更添政治意象，當時智利的著名詩人聶魯達把它叫做“和平鴿”。由此，鴿子才被正式公認為和平的象徵，成為和平運動和共產黨理想的象徵，並被用於當時的共產主義示威活動。
1990年在我國舉行的亞運會等盛會的開幕式上，都有數萬羽美麗的鴿子迎空飛翔，象徵了我國和世界人民嚮往和平、友誼團結的美好願望。
2019年10月1日上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7萬羽和平鴿展翅高飛；前段時間的冬奧會開幕式上，千萬雪花，競相開放，最讓人記憶深刻的也是那兩隻掉隊和引路的小鴿子。
這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雪花”環節（2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尕 攝
和平鴿也好，和平標誌也好，雖然流行的時間不同，但是都代表了艱難時代中，人類對和平的追求，哪種標誌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取決於藝術家的創作，流行文化的詮釋和普羅大眾的接受程度，形式雖有差異，但是內核從未改變。
細細觀之，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時期都產生過形式不一的反戰和平標誌，比如中國的漢字“和”、V字手勢、白罌粟、斷槍標誌和日本的千紙鶴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載了人類對和平的熱忱。
對戰爭的反思和對和平的期望是人類共通的感受，政治家和文人試着用複雜的文字和理論表達這種反思，而經由藝術家創作的高度符號化的標誌最能承載這種認知，不論反戰或和平的標誌到底是什麼，其中藴含着的對和平的期望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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