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衞·保羅·戈德曼：美國金融霸權會消亡，但杜如松沒有理解真正的原因
【文/ 大衞·保羅·戈德曼 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根據作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的説法，否認是悲傷的第一階段，而這正刻畫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杜如松（Rush Doshi）在他2021年的新著《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對中國全球戰略的描述是一陣冷風迎面而來。
本文首發於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翻譯
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根據相對價格調整後，中國經濟規模比美國還大25%，它的實力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它對運輸和通信技術的掌握，使其能夠“鎖定與亞洲國家的聯繫”，當然也包括其他國家。
杜如松現在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在此之前，他在布魯金斯學會主管“中國動議”（China Initiative）項目，他當時為拜登政府印度太平洋地區政策負責人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提供建議。對廣大讀者而言，杜如松在華盛頓的地位可以確保這是一本非常值得閲讀的書。
杜如松，圖片來源：ISCS
通過對中國政府和半官方文件的廣泛研究，杜如松提煉出他所認為的中國“大戰略”，即用中國設計的世界秩序取代戰後的美式世界秩序。
他認為：“那些主張對抗戰略的人適得其反，也低估了美國國內的阻力；主張大交易的妥協主義者，則低估了中國的戰略野心。”他則要尋求一種替代方案。
杜如松指出，“這兩種策略，在政策辯論中分別得到了兩大對立派別的支持，但歸根結底都源於一套類似的勉勉強強的理想主義假設，即華盛頓有能力影響一個強大主權國家的政治。”
因此，“顛覆中國政府的努力尤其危險”，不大可能成功，反而更可能“產生全面對抗，將競爭從一種僅是過頭的狀態，轉變為根本性的、關乎生死的狀態”。
在這一點上，我顯然同意杜如松。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裏，中國的人均實際消費增長了一個數量級，中國人民對之前並不安穩的日子記憶猶新。
杜如松對大國權力而不是裝腔作勢感興趣。他只是順便提到了一次中國的維吾爾族，而人權問題在他的敍事中扮演着次要角色。
他的主題是其所説的中國計劃“塑造二十一世紀，就像美國塑造二十世紀一樣”。他是從美國視角來看問題的。與“分析研究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遏制戰略’的理論和實踐”不同，他的這本書“試圖分析冷戰後中國對美國‘取代戰略’的理論和實踐”。
他寫道，中國的長期計劃“建立在軍事、經濟和政治基礎之上”。最重要的軍事部分是“一支能夠執行兩棲作戰、海上控制和遠距離藍水任務的海軍”。關鍵的經濟要素包括基礎設施支出、“經濟挾制”，以及追求超越西方國家的技術優勢。在政治領域，中國尋求“以強化其敍事的方式塑造全球信息流”。
杜如松處理政治學的學術奧秘時最為自在，在國際機構的字母堆裏分析來分析去。他似乎認為聯合國是中國的核心目標：“北京抓住了美國的注意力，並努力將其官員置於聯合國十五個專門機構中四個的最高領導位置。”相比之下，他對技術和金融戰線的膚淺認識是本書的主要弱點。
《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
杜如松對“中國野心”可能意味着什麼的想法也過於籠統，無法明確區分中國未來可能想擁有的東西和從國家利益出發的言辭。
他説，“中國秩序”將意味着“取代美國成為領導世界的國家”。在這新的國際體系下，“北京將在全球治理和國際機構中發揮領導作用，以犧牲自由主義範式為代價，推進專制主義範式，並分裂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聯盟。”
好吧，但這對台灣地區意味着什麼？杜如松沒有在任何地方解釋，為什麼或以何種方式，台灣地區會成為北京潛在的宣戰理由。
他給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華盛頓如果自願終止對台灣地區的承諾，這一決定將震驚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國”，後者會開始懷疑美國對它們的承諾。杜如松暗示，中國想要從台灣地區獲得的是“地緣戰略優勢”。
但北京不是這麼看的。中國不是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多民族大國，擁有七種主要語言和300種次要語言。每個中國王朝的生存恐懼是，一個叛亂省份將為其他省份樹立先例，導致種族和地理界限的分裂，就像中國悲慘的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
中方曾經表示，中國的土地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會做任何事情來捍衞它。中國堅持對台灣地區地區擁有主權，不是因為該島具有戰略用途，也不是因為想改變其西式“民主”制度，而是因為中國領土的完整性是關乎中國國家存亡的問題。
改變現狀的唯一選擇是一場沒有人會贏的戰爭。但要維持現狀，美國既不能表現得虛弱，那樣會誘使中國佔據台灣地區，也不能表現得過於強勢，可能讓北京相信它正在密謀在主權問題上將台灣地區與大陸割裂。
美軍所有涉及大陸進攻台灣地區的戰爭模擬，都以美國的失敗告終。中國正在建設準備進攻該島的軍事力量，包括100,000名海軍陸戰隊和機械化步兵、50多艘潛艇，以及強大的陸對海導彈能力，這可能會摧毀在中國海岸附近作業的大多數美國水面艦艇。
正如中國官方報紙《環球時報》英文版編輯在2021年7月28日所寫的：美國海軍在水上力量上的優勢肯定會持續一段時間。中國不僅要趕上美國，還要加強可以在南海戰事中，打擊美國大型戰艦的陸基導彈力量。我們可以大規模擴大這支部隊，這樣如果美國在南海挑起軍事對抗，它在那裏的所有大型船隻都將同時成為陸基導彈的目標。
在奧巴馬政府中出任國防部副部長的米歇爾·弗洛諾伊（Michèle Flournoy），去年在《外交事務》雜誌刊文指出，威懾中國要求美國擁有“可信的威懾能力，可以在72小時內擊沉中國在南海的所有軍艦、潛艇和商船”。
米歇爾·弗洛諾伊的文章截圖，配圖為美軍在卡塔爾的基地
然而，美軍的對手中國，明顯有能力更快地消滅美國在南海和附近軍事設施部署的部隊，從而威懾美國的軍事行動和反應。台灣地區能否通過常規手段抵禦中國的攻擊令人懷疑，而使用核武器將使美國城市面臨中國報復的風險。
非軍事風險也許更有可能抑制中國：中國動用武力後，也許會使自己遭到全球的厭棄，但西方也將承擔把中國與世界經濟隔絕的巨大成本。
杜如松意識到中國對大戰略的理解與美國不同，他大大限縮了自己對它的闡釋。他承認，中國“或許缺乏擁有數以萬計士兵的盟國關係網與海外基地，並避免代價高昂的干預。它更有可能選擇兩用設施、可轉換的實現方式和影響更小的路徑——至少目前是這樣——當它的軍隊在印度-太平洋之外挑戰美國時仍面臨困難。”
這種論斷的不自洽之處，讓人想起一個古老的猶太笑話：“什麼是綠色的，掛在牆上，還會吹口哨？”答案是“鯡魚”。但是鯡魚是綠色的嗎？嗯，你可以把它畫成綠色。但它掛在牆上嗎？嗯，你可以把它掛在牆上。但它會吹口哨嗎？好吧，它不會吹口哨。
不管怎麼説，中國只有一個海外基地（已建在吉布提，主要用於反海盜行動以保護中國航運）。畢竟，沒有遠征軍和其他形式的全球兵力投射，戰略就不可能“宏大”。杜如松提出，中國在斯里蘭卡和格陵蘭擁有港口所有權、在格陵蘭建設機場以及在馬爾代夫租用一個小島，“表明它對全球設施的興趣日益濃厚”。
他指出，自2016年以來，中國海軍陸戰隊已從10,000人擴大到30,000人。（相比之下，現役美國海軍陸戰隊有180,000人。）
最後，杜如松承認，中國建設投射力量的努力仍然很低調。“中國或許能夠在不精確複製美國複雜且成本高昂的全球部署的情況下，在印太以外地區開展軍事活動。”事實上，他對中國軍事計劃的描述，反而有力支持了中國更關注其邊界而非全球的結論。
例如，他認為，“反水面艦艇的作戰是中國潛艇的首要任務，這……表明他們重點關注美國船隻——尤其是航母。”反過來，“中國海軍學説也證實了，他們將潛艇作為拒止工具，而不是護航或海上控制的力量。”
但這一切都不能完全符合作者承諾要揭示的、美國冷戰立場意義上的中國“大戰略”。除了隨時準備震懾台灣地區的軍事力量外，其“遠征”部隊在危機地區保護中國公民的作用有限，例如2011年的利比亞和2015年的也門。中國也沒有把握美國走弱的態勢，超越直接相鄰的陸地和海上邊界，直接將軍力投射到更遠的地方去。
事實上，由於美國在全球力量投送方面的收縮，中國經常顯得步履蹣跚。北京對美國倉促從阿富汗撤軍表現的不安是真真切切的。阿富汗與中國和巴基斯坦都有着漏洞百出的邊界。在美國人離開後，塔利班接管政權，增加了在中國發生恐怖主義襲擊的風險。
伊朗與中國恢復友好關係則帶來了另一系列問題：中國從沙特阿拉伯進口的石油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對什葉派取代沙特的野心其實並不認同。
土耳其可能成為分裂主義的盟友，北京與它維持友好關係，或許也會把敵人放進來。因此，北京通過利誘和威懾相結合的方式，勸阻土耳其不要支持所謂的“東突”勢力。
在過去的十年裏，我曾多次提出過“中國治下的和平”可能會在中東出現。然而，要為這一動盪且不可預測的地區承擔責任，中國的興趣微乎其微。
在杜如松的結論中，中國還在另一個方面展露了“全球野心”，它自己宣告了宏大的目標，要通過“對市場不願意投入的基礎科學研究進行鉅額投資”，來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
他採信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估計，認為中國的研究和開發投入佔GDP的比例要比美國大得多。在最先進的技術中，差距尤其大：“中國在量子計算上的花費至少是美國的十倍。”
他還正確地指出，中國的工業深度使其在技術推廣方面相比美國具有巨大優勢。杜如松在書中引用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的説法，即中國領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美國“有一個主要問題，那就是其工業基礎的空心化”。
沒有中國的工廠，美國“無法將技術轉化為市場可接受的產品”。金燦榮認為，中國優秀工程師的數量、逆向工程能力以及工廠在全球技術中的中心地位是“中國在長期工業競爭中真正的優勢”。
杜如松對中國金融“野心”的討論則更難令人信服，因為他對這一主題把握不穩、基礎不牢。他寫道：“中國官員長期以來一直擔心，美國主導的數字貨幣發展可能會支撐美元體系，因此他們力爭搶得先手優勢。”作為回應，“美國應該仔細研究，然後考慮推出一種保持其金融優勢的數字貨幣，恰恰就是要打造一箇中國官員所擔心的世界——讓數字貨幣補充並錨定美元體系。”
與之前的英鎊儲備體系一樣，美元儲備體系允許美國通過將貿易支付與資本市場掛鈎，在其經常賬户上產生鉅額赤字。外國人擁有7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但更重要的是，（據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他們在離岸賬户中持有16萬億美元，主要作為國際交易的營運資金。
中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圖“取代”美國，那樣需要開放其資本市場，使其受制於變幻莫測的全球資本流動。因此，中國的數字貨幣電子支付不是針對美國金融霸權的靈丹妙藥，而是一種便利，就像全球化的貝寶（PayPal）一樣。
某銀行APP的數字人民幣服務
對美國金融霸權的真正威脅不是來自數字貨幣本身，而是來自所謂的智能物流與“物聯網”的整合。中國正在力爭領導一場運輸和倉儲革命，這場革命將允許交易各方在全球生產和運輸的每個階段跟蹤所有貨物，從而使全球供應鏈透明化。這將大大降低銀行系統作為中介的作用，並縮減貿易所需的營運資本。
中國首屈一指的電信設備公司華為在其網站上解釋道：通過在所有部門之間透明地共享信息並將物流可視化，該系統可以更好地協調人員、車輛、貨物和倉庫。同時，它實現了與外部風險數據的實時互聯，實現了早期預警和對備選方案的智能提醒。在配送過程中，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對貨物存儲計劃與最佳運輸路線進行智能計算，以提高配送效率和優化資產利用。
生產成本僅以美分計的芯片將嵌入每一個交易產品中，並與服務器實時通信，服務器將它們引導進入自動化倉庫、無人駕駛卡車、數字化控制的港口，最終到達終端用户。人工智能將把貨物導向最便宜、最快的運輸工具，並讓買家找到最便宜的價格。服務器和貨物之間的5G通信將驗證數萬億物品的生產、運輸和儲存狀態，國際貿易交易所需的營運資金將減少。
正如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在2021年早些時候的一份報告中所觀察到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將掏空銀行系統的存款基礎：商業銀行將面臨脱媒的風險。一旦中央銀行數字貨幣賬户開通，消費者將在中央銀行的限制範圍內，從商業銀行轉移他們的存款。
此外，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技術基礎設施將使新的非銀行實體更容易進入支付領域，並加快向數字支付的過渡。銀行體系的存款基礎將受到侵蝕，16萬億美元的離岸美元存款將逐漸消失。但這16萬億美元相當於對美國的無息貸款，因為銀行將收益投資於美國政府或私募債務工具。在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應用於物流業的過程中，美國將損失數萬億美元的鑄幣税。
鑄幣税原本指在把金條、金塊鑄成硬幣的過程中，君主所賺取的溢價。16世紀的西班牙君主花費巨資開採、運輸和保護為其赤字提供資金的黃金。荷蘭和英國的中央銀行以遠遠更為高效的資本利用手段取代了這一體系。智能物流和數字金融的出現將帶來資本效率的又一次飛躍。
杜如松認為美國數字貨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是錯誤的。困難在於，中國在部署5G網絡和建設5G所能實現的製造和物流新技術方面領先美國幾年。
此外，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相關的技術，可能會在巨大的範圍內都給中國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這在現有產業組織框架內是無法想象的。
發展中世界的數十億人生活在全球經濟的邊緣，從事自給自足的工作，從事小規模的商業活動，幾乎得不到信息、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廉價的移動寬帶正在把他們連接起來，整合到華為所稱的電子通信、電子商務、電子金融、遠程醫療和智能農業的“生態系統”中。
我在2020年出版的《你將被同化》一書中，將此稱為世界的“中國塑造”（Sino-forming）。在過去的35年裏，中國在基層改造了傳統社會，使6億人實現了城市化，相信在未來十年裏，它可以將數十億人融入其虛擬空間。魔鬼就在技術的細節中，但這似乎超出了杜如松的認識範圍。
那麼，美國應該怎麼做？美國施壓要與中國供應鏈脱鈎，這一直是徒勞的。“中國歐洲商會發現，只有約11%的會員考慮在2020年遷出中國，”杜如松寫道，同樣，“中國的美國商會會長指出，該組織的大多數成員沒有退出中國的計劃。”
不過，在這本《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中，我們沒有看到關於中美半導體之戰的描述。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20年6月11日的《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收購高端半導體知識產權的抵制，讓人想起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1941年對日本的石油禁運。
中國以大規模投資和“舉全國之力”來應對，以建立獨立生產芯片的能力，在此期間似乎已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特朗普的芯片制裁，是迄今為止美國阻止中國領導第四次工業革命最激進的嘗試，但似乎失敗了，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我們應該做什麼，下一步該做什麼？
在這個問題上，杜如松保持沉默——在索引裏都沒有“半導體”一詞。他希望美國在研發上投入更多資金，採用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產業政策，並採取更多措施促進高水平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教育。這是好事，但令人失望的是，新政府負責中國政策的一名官員，拒絕重新思考前任政府的政策，而只是延續下去。
杜如松還提出，美國應該發明區域拒止武器，以實現“某種‘無主之海’（No Man’s Sea），也就是任何行動方都不能成功地控制水域或島嶼，也不能成功地在第一島鏈上發動兩棲行動。”
他補充説，美國應該幫助台灣地區、日本、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印度也這樣做。此外，美國應該“破壞中國建立海外基地的代價高昂的努力”，如果中國試圖那樣做的話。當然，還要對抗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他認為這一點很重要。這些建議或許可取，但都很籠統。
杜如松從中國收集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並將其與西方的分析進行了比較。這一點就讓它值回書價。但他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是隻見森林，不見樹木。正是中國一些突出的政策，讓它成為如此強大的競爭對手，但可以説，杜如松對中國政策的這些方面關注得太少。想在書中尋找線索，以瞭解拜登政府未來對華立場的讀者會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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