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謊言帝國”如何成為西方戰爭行動的一部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上一篇説了，公元1500年之後，憑藉不斷進行的“軍事革命”，歐洲的“浮士德式”民族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像毀滅美洲原住民社會一樣毀滅掉其他大陸的所有非西方社會的能力；從文明的角度看，這就意味着，新生的西方文明在徹底毀滅了美洲的幾大原生文明之後，實際上也已經可以通過軍事手段毀滅掉所有其他非西方文明瞭。
以這一認知作為思考座標，可以將近500年來的世界歷史理解為發生了一個大的轉向，西方文明並沒有將其他各大文明毀滅掉，而是轉向了一種“物質武器與精神武器相結合”（湯因比語）的統治方式，事實上成為了全球事務的主導。
這一轉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1913年達到了一個歷史高峯，那一年，僅佔世界陸地面積10%的11個西方列強統治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地區，全世界57%的人口生活在這些帝國的殖民地版圖中，全球經濟產出的近4/5由這些帝國所擁有。作為一個文明，它幾乎就要大獲全勝了。其他幾大文明雖然還沒有滅亡，但都被它擠到了角落裏，不得不通過向它學習並改造自己來勉強維持生存。
這又意味着，如果不是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這種西方文明自身的內爆，這一文明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所有非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摧毀掉，繼而在全球實現西方文明的一統天下，理論上講是完全有可能的。
歷史見證，面對西方文明獨有的“物質武器與精神武器相結合”這一組合攻擊，在早期階段任何一個非西方文明都沒有招架之術。波蘭裔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在他1904年出版的《諾斯特洛姆》一書中，讓他筆下的舊金山金融家霍爾洛德代表西方殖民主義者們向全世界宣佈：
“我們將會在所有的事情上發號施令——工業、貿易、法律、新聞、藝術、政治和宗教；從霍恩角到蘇利斯海灣，甚至超過那裏，如果北極有什麼值得得到的東西的話。這樣我們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遙遠的島嶼和大陸統統弄到手。我們要管理這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它願意不願意。世界對此無可奈何。”
距離1913年整整一個世紀之後的今天，形勢完全變了，世界已經不再無可奈何了。由於西方自身的分裂和內亂，不能一致對外，非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幾個——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東正教文明，都已經通過向西方文明學習也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物質武器與精神武器相結合”這套本領，在解決了自身生存問題的同時，也都開始逐步實現文明覆興了。
那麼，是不是説，西方文明從此之後就放棄了徹底征服其他文明的企圖，不再指望一統天下，開始要和其他文明和平共處了呢？
如果當真抱有這個期望，還是對於西方文明的本性不夠了解。
西方文明中的戰爭衝動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是對西方文明做了最深刻剖析的思想家之一，關於美洲幾大原生文明被西方文明一舉毀滅這個歷史事件，他評論説：“浮士德文化的人與所有其他文化的人的不同，也正在於他的無法抑制的向遠方發展的衝動。而且作為最終的手段，將墨西哥文化與秘魯文化扼殺、甚至消滅掉的便是這種衝動——那隨時可供在所有領域中使用的、無可匹敵的衝動。”（Oswald Spengler，1918）
注意，這位思想家説的是“衝動”，沒提理性，更沒説智慧。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1880-1936）
如前所述，西方文明中的“浮士德文化”是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化面世的，這種文化不僅與古代中國、波斯、印度等東方文化截然對立，與被它拿來當作自己的“古典時代”的古希臘-古羅馬以及古以色列文化也處處相反。
實際上，看不到西方文明與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在根本上的對立，就不能理解當今的西方文明。在“浮士德文化”出現之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化中的民族，像傳説中浮士德這個人物的故事一樣，在精神上完成了一個與魔鬼的交易，放棄了心靈上的安寧平靜，走上追求世俗權力的無盡征程。
在斯賓格勒看來，“浮士德的靈魂想要擁有和必須擁有的東西，不可能由任何缺乏時間長度或地理距離的純粹瞬間意義的事件來表達”，“它的意願是無限的”，所以，這個文化中的人永遠帶着一種衝動——為了自我表達而衝動，為了進行搏鬥而衝動，為了其靈魂上對於無限時間和無限空間的渴望而衝動，“它的靈魂消失在未來的遠方”。
要認識到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必須要明白該文明固有的這個深層精神問題——它的衝動是無法遏制的，而且是要在“所有領域中”釋放的，在地球上、在太空中、在藝術上、在觀念上、在知識上、在信息空間……在所有它發現了其中的空間無限性的世界裏。
而歷史上西方所發動的無數戰爭歸根結底是這種永恆衝動的表現形式之一，無論是對其他民族的種族滅絕和文明毀滅，還是“浮士德式”民族內部的互相殘殺，其實都不一定出於具體的目的，也不需要是利益計算的結果，往往就是衝動本身。
列寧説，“帝國主義就是戰爭”，也可以説，“浮士德文化”的衝動就是戰爭。
謊言與戰爭的如影隨形
“浮士德文化”的衝動具有動物性，不能自主，在文明人眼中，其外在表現就是十足的野蠻人。野蠻人憑藉其在軍事能力上的優勢，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並在推翻了原住民社會的政府之後成為新殖民地的統治者。這就帶來了如何將自己的非法佔領解釋為合法統治的問題。
斯賓格勒的論述是這樣的：通過與其他民族的戰爭，通過用殺死動物的武器殺人，西方民族得以孕育成長，並獲得了內心的強大。於是，
“我們有了歷史上唯一重要的遷徙形式——武士遊團（warrior bands）橫掃住滿了人的國土，那上面的居民原本過着不被打攪的和高尚（undisturbed and upstanding）的生活，卻成為了勝利者贓物的一個主要部分。然後，由於勝利者是少數，出現了全新的情況，具有強大內心形式的民族在人口眾多但卻沒有內心形式的民族之上散佈開來。而民族、語言和種族的進一步轉變則取決於更多的複雜因素。……與所佔地區的居民相比，他們人數非常少，只有幾千名武士，但是在一點上他們優越於當地人——他們決心成為一種命運而不是屈服於命運。由於他們佔有的不只是可居住的土地，而是已經被居住的土地，因此，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一個地位問題，遷徙變成了戰役，定居的過程變成了一個政治過程。”
這個論述意義十分深刻。首先，他承認，被征服者原本的生活是“不被打攪的和高尚的”（undisturbed and upstanding），無論是美洲的、澳洲的、非洲的、大洋洲的還是亞洲的，當歐洲征服者到來之前，都是如此。這一點沒有錯，在歐洲人大量的遊記作品中有很多體現，除了那些別有用心的刻畫，大多數都承認，他們所初次接觸的各個新世界，儘管缺少歐洲已有的一些技術發明，但在社會的和平安寧方面，人的心靈純潔、行為高尚方面，遠比歐洲人自己的祖國要強得多。
再者，他還承認，西方民族是通過大量殺人而變得強大的，而且是以“武士遊團”的面貌出現在其他民族的國土上的。“遊團”一詞在歷史學和考古學中指的就是史前那些居無定所、四處遊走的採獵者羣體，用“武士遊團”來稱呼入侵他國的西方軍隊，意思就是，他們除了在軍事技術和戰術上先進，在文明程度上仍與史前“遊團”並沒有多大不同。這一點也沒有錯，從11-13世紀入侵東方的十字軍戰士，到16-17世紀踏上非洲和美洲大陸的歐洲殖民者，都説明了這一點。
最後，少數的入侵者成為了統治者，統治者民族與被統治民族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一個地位問題，定居的過程變成了一個政治過程，“民族、語言和種族的進一步轉變”也都將展開，這就對入侵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軍事能力的使命結束了，語言能力的任務開始了。新的統治者自認為他們是“決心成為一種命運而不是屈服於命運”的民族，那麼，無論採取什麼手段，他們都將把他們的統治一直維持下去。
與戰爭如影隨形的謊言，就是這樣正式出場的。而且，出自西方的謊言從一開始就帶有如下幾個天生的特點：
第一、出自西方的謊言萬變不離其宗，從根本上都是關於如何將西方的野蠻解釋成文明、如何將西方對異族土地的非法佔領、非法掠奪解釋成合法統治、合法擁有這些基本問題的。將古希臘-古羅馬説成西方歷史的“古典時代”，是這個文明在遺忘了一千多年之後通過“文藝復興”又找回來的，就是一個將自身的野蠻出身掩蓋起來的最大謊言；有了這個光輝的前世，西方社會就搖身一變成了文明社會，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它發動的最為血腥野蠻的侵略戰爭美化成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或者如韋伯和施密特等理論家，將歐洲人的侵略或佔領解釋成一種以建構秩序為目標的正當的法律行為。
《大地的法》書影
第二、出自西方的謊言也天然帶有“浮士德文化”的本質。一方面，這些謊言是被當作最高層級的世俗權力來追求的，是作為一種“精神武器”來使用的。因此，撒謊作為一個手段在權力這個終極目標之下被自動賦予了某種“正當性”，撒謊者完全不受良心約束，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另一方面，謊言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本身也構成了一個具有無限可能性的空間，也吸引具有“浮士德式”精神的人持續投入激情和能量追逐其中，在製造出彌天大謊的同時也滿足了他們“浮士德式”的渴望。
就這樣，經過長達數百年的撒謊和欺騙，謊言之上又疊加謊言，今日西方“謊言帝國”的輿論權力和話語權力已經巨大無比，而這個權力又通過充斥着謊言的學術產品、教育產品、新聞產品、娛樂產品等，每日每時都在得到繼續強化。
第三、出自西方的謊言，在服務於西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戰爭的方面，發揮着最大的和最為關鍵的作用。如果説西方“物質武器與精神武器的結合”是西方在全球取得勝利的制勝法寶，那麼它的“軍事革命”與“謊言革命”的結合就是法寶中的法寶。由於西方“浮士德文化”的衝動本性，可以説，歷史上西方發動的戰爭，無論是對外侵略還是列強之間的混戰，絕大多數都沒有正當性，其中很多都包含了巨大的罪行，因此不得不靠大量的謊言來掩飾。
非如此，戰爭就無法進行，而且會因為其中巨大的罪行而遭到清算。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從一管白色粉末“證據”開始，到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伊拉克被摧毀，整個過程中無以計數的平民失去家園、生計乃至生命，其中幾乎所有關鍵事實都需要靠謊言來遮掩，否則多少個罪名也不夠美國用。
塞爾維亞球迷拉橫幅列美國入侵史
理論上的歸納就是這些了。西方發動的戰爭與出自西方的謊言這兩者是如此的密不可分，“軍事革命”與“謊言革命”兩者的發展是如此同步，事到如今，人們只需看看西方集團的“軍事帝國”有多麼龐大，也就差不多可以估算出與之完全配套的那個“謊言帝國”有多麼龐大。
最後講個現實中的例子。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兩週後，美國準備出兵阿富汗。一名記者就美國政府會不會在出兵問題上對媒體撒謊一事向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提問，拉姆斯菲爾德回答説：“不，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我沒有對媒體撒過謊。我不打算去撒謊，而且也沒有理由這樣做。我有幾十種方法可以避免讓自己陷入謊言之境。我不會去撒謊。”記者沒有繼續追問，這段對話很快在輕鬆的笑聲中結束了。
這差不多可以視為是“謊言帝國”的巔峯時刻之一，從這個時刻開始直到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可恥地撤軍，在拉姆斯菲爾德20年的餘生中，他一直都是美國入侵阿富汗和入侵伊拉克這兩場最為失敗的戰爭的最直接責任人之一。追根溯源，正是由於他和同僚們的撒謊，美國的入侵得到了公眾輿論的普遍支持，戰爭機器順利開動；巨大的戰爭機器開動之後，20年裏這兩個國家都遭受了巨大的創傷，休養和復甦遙遙無期，美國自身也由於這些自欺欺人的謊言而犯下無數極為愚蠢的錯誤，花費了驚人的巨大代價。
之所以很少的幾個人的謊言竟可以導致如此巨大的災難，是因為以拉氏為代表的這種撒謊已經代表了“謊言帝國”的最高階段，也就是每個人都欺騙他人而且連自己也欺騙、每個人都受騙而且連自己也受騙的階段。
而之所以“謊言帝國”不斷進入更高的階段，則是因為“浮士德文化”的戰爭衝動和謊言衝動兩者相輔相成，導致身處其中的人們不撒謊不行，無法遏制。（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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