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紅:新《職業教育法》釋放信號積極,是否取消“強制性普職分流”是關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雷望紅】
一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訂是近26年首次大修,新修訂的版本一經發出,就引來了廣泛關注。《21世紀經濟報道》率先發表《職業教育法大突破:取消普職分流,明確本科職業教育》一文,將修訂法中的“普職協調發展”理解為取消中考後普職分流政策,由此引發了社會討論和羣眾歡呼。
不過,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很快在新聞發佈會上闢謠,説“有媒體和專家把‘普職協調發展’解讀為‘取消初中後的普職分流’,這其實是一個誤讀,誤解”。

“取消初中畢業後普職分流”話題一度衝上微博熱搜第一
這其中確實存在誤會!
其中的誤會在於,《21世紀經濟報道》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將“普職分流”等同於“強制性普職分流”,即當前各地強制實施的普職五五分流政策。而教育部陳子季司長對“普職分流”的理解是一般意義上的“普職分流”,即中考後學生自主選擇是進入到中職學校就讀,還是進入到普通高中就讀。
誤會之所以會產生,原因應有二:
一是儘管我國一直存在普職分流,但由於學生可以自主選擇,沒有激發社會反映,因此“普職分流”並未作為一個專門的術語進入到廣大民眾的視野。近年來,因教育部門大力推動普職五五分流,社會對於普職分流的討論較多,且都是將之作為強制性的政策進行討論的,“普職分流”由此就成為了“強制性普職分流”的代名詞,指代的是當前各地實施的普職五五分流政策。
2018年,我在讀博期間,團隊曾經召開過一次非正式的學術研討會,一位武漢大學的教授在會議上就吐槽過普職分流政策給自己所帶來的壓力——因為擔心自己上初中的兒子成績達不到前50%而上不了高中,因此要想各種辦法提高兒子的成績,比如自己要去陪讀,還要請各種家教補課等等。

當時大家都默認“普職分流”指的就是“強制性的普職五五分流政策”。兩會期間,多位專家對普職分流提出政策建言,同樣是直接使用“普職分流”指代“強制性的普職分流政策”。
二是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第十四條中規定,“國家優化教育結構,科學配置教育資源,在義務教育後的不同階段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
《職業教育法》中並未提及“普職分流”四字,而是表述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並強調在義務教育後的不同階段因地制宜。
結合兩會期間專家們提出的“柔性分流”、“取消中考後的普職分流”等建議,媒體、社會乃至專家自然將這一表述理解為對強制性普職分流政策的反思和糾偏,即不再採取嚴格的普職五五分流政策,而是能夠實行因地制宜的柔性分流和分階段的多次分流。
二
《21世紀經濟報道》的文章之所以能引起羣眾歡欣,不無道理。近年來,強制性的普職分流政策確實帶來了很多問題,學校、學生、家長和學者等各類羣體均期盼着能夠改變這一政策,有效解決因強制普職分流帶來的問題。
首先,強制分流造成中職學校學位供給不足,導致部分學生失學。
一般情況下,一個縣只有1-2所公辦中職學校,可供給的學位數量有限。由於普職分流政策推動速度較快,很多地區已經按照五比五的比例進行分流了,但是縣政府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導致一些地區公辦中職的學位數不夠,無法完全解決分流學生的就學問題。
一些學生會選擇到外地公辦中職就讀,一些學生會選擇到私立職校就讀,但是到外地公辦中職或私立中職就讀的成本都比較高,有的私立中職學費高達上萬元。我的一個表弟,2018年沒有考上高中,但是本地的職校教學質量不佳,表叔就將表弟送到外省的一所著名私立職校就讀,每年學費高達13000元。而那些沒有獲得本地公辦學校學位,又無法承擔高額成本的學生就會選擇中斷學業。
據我們調研瞭解,湖南省某縣只有1所公辦學校,2021年招收了1763名學生,當地有3所民辦中職學校因收費過高、技術不硬導致學生寥寥,大約有1000名學生失學;河南省某縣2021年應分流的學生約7000人,但當地職校學位不足,公辦中職學校只招收了2100多人。
其次,強制將中考後50%的學生分到中職,強化了學校的後進特徵,導致學生管理困難。
隨着普職分流在全國各地推廣開來,各地區紛紛要求普職比達到5:5,按照中考成績劃定分流線,中考成績位於後50%的學生不能就讀普通高中,只能去讀中職學校。
強制分流形成事實上的分層,即職校學生普遍認為自己是後進生,不斷強化“後進”的身份特徵,逐漸形成學習成績差、厭學情緒重、行為習慣差的集體特徵和集體認知,並逐步墮化自身的行為。

由於縣城中職學校的學生學業壓力輕,晚自習放學早,週末也有假期,這些後進生聚集到中職學校,又擁有較多的自由時間,彼此相互影響,很難安心學習,有些學生還會違規違紀。
我們在中職調研發現,學生普遍不愛學習、愛玩手機,女孩子塗脂抹粉、穿奇裝異服,男孩子上課不進教室,三五成羣在校園裏閒逛;即使留在教室,也是在課堂上睡覺、玩手機、聊天、吃零食,下課後則會抽煙、喝酒、打架。此外,中職學校學生談戀愛的比例也比較高,老師很難對他們進行有效管理。
雖然部分職業學校為了加強學生校園管理,專門聘請了生活教官負責管教學生,但是生活教官在管教過程中若出現失當行為也易引起矛盾。因此,中職學校的學生管理負擔重,安全管理壓力大。
再次,教師隊伍不專業,教育資源匱乏,在教學上面臨兩難,隱性輟教問題突出。
我國縣域中職學校的教師多非科班出身,大量教師是從中小學轉崗而來,沒有專業的職業教育經驗。他們在教學中面臨着兩個兩難困境:
一是理論知識講解上的兩難。
由於學生的基礎薄弱,老師不能講難度太大的知識,如果難度太大,學生聽不懂,但又不能每天講解粗淺的知識,否則學生學不到東西,上課得不到認可。簡言之,老師想提高難度學生接受不了,不提高難度學生又學不到知識。

二是實踐操作指導上的兩難。
由於大多數中職學校所處的縣城產業集聚度不高,缺乏校企之間的深度互動和融合,學校缺乏實操條件和實操氛圍,雖然國家為縣城中職學校投入了實訓設備,但是學生實操的強度同樣很低,很難學到系統有用的知識。
中職學生在學校不想學、學不會或學不到知識、能力和技術,以至於中職學生極其容易流失。貴州一所中職學校的汽修班,高一時40多人,高二時30多人,高三就只剩下20多人了;廣西一所中職學校全校3600人,除去高三實習學生外,實際在校生僅1000人,學校也分不清哪些學生是流失了的,哪些是還會偶爾來上學的。而學生流失,又會進一步打擊教師的教學積極性。
對於中職學校的老師而言,他們在學校的主要任務不是教會學生知識和技術,而是看管好他們不出事,這種工作性質和工作狀態讓中職教師感到挫敗,由此出現了教師“隱性輟教”的現象,比如廣西某中職學校大約有30%的老師隱性輟教。
最後,學生基礎差,學校管理鬆散,學生培養質量得不到保障,無法適應產業升級的職業人才需求。
隨着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製造業已經開始逐步實行“機器換人”和建立黑燈工廠,智能製造的大力推行意味着我國職業人才的培養也要相應地進行轉型升級,培養出知識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並具有終生學習能力的現代產業工人。然而,我國中職學校卻無法培養出與產業發展相匹配的現代產業工人。

成都某職業中學電子專業電汽控制實訓室學生在訓練(資料圖/新華社)
中職學校的學生有兩方面的特性使得他們無法適應產業發展的變化:
一是中職學生初中理論基礎差、底子薄,缺乏學習系統知識和操作複雜機器的基礎和能力,也難以習得終生學習的習慣,比如很多中職生不會基本的數學運算,不懂簡單的光電原理。
二是中職學生缺乏學習壓力,他們本身在初中時期就處於邊緣狀態,任由自生自滅,在進入職校之後,學校對他們只是底線要求,沒有排名,沒有競爭,缺乏嚴格考核和競爭激勵的學習生活,使得他們在職校的學習沒有壓力,缺乏積極上進和學習技能知識的主動性。
然而,智能製造時代所需要的現代產業工人,必須要擁有專業而系統的知識儲備,同時具有精湛的技術能力,才能勝任現代工廠的需求。顯然,我國中職學校的學生培養狀況和培養要求,與產業發展的人才需求嚴重不符。
從政策設計的角度來看,推動普職分流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將初中生分流以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但是政策推進的結果卻進一步激發了學生及其家長的焦慮情緒。
原因在於,我國中職學校的辦學水平低,學生得不到有效培養,畢業的學生就業狀況不理想,且在強制分流之後,中職學校後進生的規模變大,學生入讀之後受到負面影響的可能性進一步提高。因此,絕大部分家長不願意將子女送到中職學校就讀。
這一代年輕家長普遍接受過初高中及其以上教育,深知教育對於勞動力素質提升和個人職業發展的重要性,普遍希望子女能夠讀高中、考大學。為了避免自家孩子在中考中落入後50%,家長們提前採取各種方式推動子女進行教育競爭。
比如,在中小學階段加大對子女培訓的力度,雖然國家實行了嚴格的“雙減”政策,但是仍然有很多家長採取隱蔽的方式為子女補課;還有的家長會強化對子女的陪讀,很多地區的陪讀已經從高中陪讀轉向了中小學陪讀。甚至還出現了中考移民,將子女從中考競爭激烈的地區移民到對於自身具有競爭優勢的地區,比如從省城移民到周邊地市縣。
三
客觀而言,國家強調職業教育的重要性並不為過。隨着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國家亟需培養一批適應產業發展的職業人才,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具有預見性和必要性;但是,通過強制性普職分流不僅無法有效培養人才,反而還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理清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和着力點。
從學生培養和市場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國職業教育的主陣地應在高職階段而非中職階段。
之所以很多人反對在中考階段進行強制性普職分流,原因在於初中畢業生心性不成熟,還無法確定自己的興趣和職業發展方向,過早分流會扼殺他們的興趣,剝奪他們進行其他選擇的可能性,從而影響到他們未來的發展。更何況大量中職學校的教師隊伍、管理模式、校企合作等方面不如人意,無法為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培養環境。
此外,在企業中調研瞭解到,企業也更希望招收高中生或經過高中訓練的高職生,而不願意招收中職生。中職生一是缺乏高中組織化的規則訓練,會更加散漫,心性不穩定,二是基礎不紮實,知識接受能力更差,很容易遭遇職業發展天花板。
雖然市場的需求主體更加傾向於高職生,但這並不意味着中職教育應該被徹底取消。職業教育中的技術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經驗積累型的技術,這類技術進入門檻低,但是要學專學精,需要在學習和工作中不斷積累經驗,然後才能形成較強的技術。
現代社會是一個日益規範化的社會,一些曾以傳統師徒制教授的技能逐漸學校化,比如美髮、烹飪、縫紉(服裝設計)、汽修等。這類經驗積累型的職業人才,就可以在中職階段開始培養,學生畢業後既可以選擇直接就業,在工作崗位上歷練技術,也可以選擇深造,到高職學校繼續學習技術。

中職學生在進行焊接訓練(資料圖/新華社)
還有一種是知識密集型的技術,這類技術需要一定的基礎知識和理論支撐,進入門檻較高,只有在學懂學通理論之後,才能通盤瞭解和把握技術,並需要持續地更新知識以適應技術的變革,有些技術還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藴才能做好。
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對知識密集型的技術有了更多的需求,比如計算機、汽車維修、機械加工、交通運營、電子商務、動畫製作等。這類知識密集型的職業人才培養,需要依靠高強度的學習,否則很難培養出來。這部分職業人才可以在高考階段分流,重點放在高職階段進行培養。
此次修訂《職業教育法》,提出“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表明了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和發展決心,同時特別提出要“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在義務教育後的不同階段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也着實給了社會一股信心,有助於緩解家長焦慮,並將職業教育推向良性發展的方向。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職業教育發展和職業教育地位提升有一個社會適應的過程,教育等級化思想由來已久,“職業教育低人一等”的觀念不可能依靠強制性政策瞬間消除,政策實施不當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激化矛盾。
因此,教育部門要理解社會對於強制性普職分流政策的不滿,滿足羣眾對於“取消普職分流”(實際上是“取消強制性普職分流”)的期待,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升職業學校的人才培養質量上,通過培養效果建立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如此才能實現國家目標和社會需求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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