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董筱丹、羅士軒：中國工業從何而來？先從一場“經濟危機”説起……
【文/温鐵軍 董筱丹 羅士軒】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這是西晉李密《陳情表》中的第一句，描述我國在1949年建國之初所遭危機也是恰當的。
1949年，靠“農村包圍城市”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權，一方面要面對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的私人資本絕大多數囤積居奇的投機風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經濟不可能短期恢復的情況下，所有文教衞及公交警物等都需要現金開支，卻不可能把發動農民革命參軍和支前的低成本治理的方式照搬到城市。於是，新政權只能以赤字財政維持城市的基本運轉，而在沒有黃金或硬通貨儲備的條件下，也只能大量增發貨幣彌補赤字。
如此，按照現代經濟規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結果就是通脹惡化，直接威脅新政權的生存。這也是很多下層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根植於城市的政權旋即失敗的主要教訓，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屢見不鮮……
今天，我們有如此全面的製造業體系和當年的一窮二白之間，有着強烈的對比關係。中國的工業化到底是怎麼起來的？建國初的危機對中國製造業有着怎樣的“催產婆”作用？第一代領導集體如何治理建國初期發生的赤字和通脹互相惡化的危機？以及如何扭轉通脹壓力下城市經濟符合市場規律的“脱實向虛”？如何應對城鄉二元結構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自覺抵制工業品下鄉導致工業化難以推進的矛盾……
這一切，對當今困境化解也很有借鑑意義。
“國初經濟危機”
我們是從清末開始，就通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按現在的説法就是“引進消化吸收”等，進入了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但是每一步，都跌跌撞撞，很難成功。
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直接影響後起國家，日本就是這場危機中受影響比較嚴重的國家，進而引發了中日之間的戰爭。
而這個期間，正好是民國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形式上的國家統一，進入工業化疊加城市化的高增長時期，又因為中國不可能向外獲得任何剩餘來形成本國資本積累，只能對內。
所謂對內，主要是城市工業從農業提取剩餘。
農業產出本來就低，如果過量剩餘被城市工業提取，會導致鄉村衰敗，小農破產。國內以農民為主體的階級革命，隨之風起雲湧，內憂外患之際，使得國民政府在三十年代開始興起的“民國黃金十年”遭遇到了難以改變的危機。
那時候的那幾代人，無論如何努力，客觀上都沒有條件改變這場內生性危機。
同時，由於民國政權相對穩定後於1935年到1936年改行紙幣制，放棄原有用白銀做貨幣的同時，卻因美國白銀提價而出現白銀外流，遂從1936年開始逐漸陷入通貨膨脹危機。
紙幣是靠政府政治強權賦權的紙介信用，民國稱為法幣（一個國家的法定貨幣，指的是1935年至1948年，國民政府發行的流通貨幣名稱），一般來説，國家政治強權的權力有多大，向紙幣系統做信用賦權的能力就有多大。但因為戰爭需要增加軍費開支等，法幣從發行之初，就不是硬貨幣，隨着財政不斷赤字，政府就得增發貨幣彌補，這個基本矛盾無法改觀。
國民政府1948年有個深化改革，在美國人從來堅持的“美國第一主義”的善意幫助下進行的——政府借入4800萬“美金”作為“金圓券”貨幣發行依據，這就實質性地改掉了原來法幣制的“名義”主權貨幣體系。
但是，這種半殖民地性質的外匯本位的貨幣體系僅4個月就崩潰了，民國長期通脹隨之惡化，使軍費佔比達80%以上的高赤字財政不可能再維持，現代金融與現代財政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其軍事上的失敗。共產黨靠小米加步槍的一個連隊，能夠讓上萬國民黨士兵交槍，除了革命軍人神勇之外，還因為國民政府確實沒“真錢”給軍隊發餉了。
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時期主要靠發動農民羣眾參加土改來支援解放戰爭，農村根據地沒有條件構建現代化的財政金融來支付農民做出的巨大貢獻。解放軍從村裏取走多少小米、軍鞋、門板（擔架），打個借條就可以了。當年戰爭時期給農民打的借條，直到2007年還有兑現。那時，農村沒有現代財政金融，卻能夠靠低成本的傳統農村包圍高成本的現代城市取得革命勝利。
但是，共產黨剛一打進大城市，就立即遭遇到和國民政府一樣的現代化困境——必須每天都要有財政開支才能維護城市管理，民國軍隊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開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醫療、街道衞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現代財政才能維持。
由此，勢所必然地發生所謂“國初經濟危機”。
1949年，新政權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的嚴重財政赤字，雖然比國民政府時期低大約10%，但赤字率仍高達70%左右。新政權為了保證財政開支，也只能增發貨幣。但國民黨在離開大陸的時候把國庫的黃金和外匯全部帶走了，按照教科書理論，這樣發出的貨幣只能是“毛票子”。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報》報道大批糧、煤運抵上海（圖片來自東方網）
全面去依附
面對如此嚴峻的危機，我們是怎麼走出來並且進入工業化第一步的？
工業化第一步是什麼？面對分散的小農經濟，只有從小農手中獲取剩餘，才能有產業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的極度稀缺，這是任何發展中國家要進入工業化都繞不開的第一難題。更何況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帶領西方全面封鎖中國，想要按照西方經濟學給定的“出口替代”或“進口替代”理論、通過對外貿易來獲得外部資本，門都沒有。
只能眼光向內，對內獲取農業剩餘完成資本積累。
然而，建國初期第一大危機是舊政權放棄“主權幣制”造成的惡性通脹，不僅沒被革命終結，反而在農民武裝包圍並且奪取了大城市之後，延續了嚴重的赤字與通脹。
此時，若繼續按1947年確立“新民主主義”給定的、與一般發展主義無異的“私營企業+市場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的、本源於斯大林主義的既定方針辦，則新政權難以維持。雖然中國共產黨明確要發展私人資本經濟，但是在惡性通脹壓力下，任何實體企業都沒有利潤可言。
實際上，中國經濟所謂“脱實向虛”不是現在才發生，在高通脹的20世紀40年代末期就已經存在私有制經濟脱實向虛了。資金從無利可圖的實體經濟大量流出，普遍進入投機經濟，導致生活物資囤積居奇、外匯和股票市場多空炒作……但那確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使然。
幸虧，當時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比88%的傳統二元結構。
幸虧，1947年共產黨開始搞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執行的是歷朝歷代都要努力實現的“耕者有其田”的符合鄉土中國的“農户理性”的土地制度。
到1949年建國以後全國推進以自然村為單位的“大拉平”土改，使佔總人口88%的農民恢復了傳統意義的小農經濟，客觀上不需要現代化的經濟體制；這使得新政權只需用有限的財政能力，去治理覆蓋佔總人口比重不足12%的城裏人的通脹危機及其次生問題。
新政權、農民、私人資本之間形成互動，具體看：
一旦土地到手，傳統小農一般在滿足簡單再生產的同時還要追求擴大再生產，也就是擴大土地面積，那就要節衣縮食儘可能多地向國家交售農產品以積蓄現金；恰逢私人資本脱實向虛之際，必然把白米、白麪、白布這些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哄抬物價。
這時候，新民主主義講的是私人資本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應對這場危機。大量研究的結果也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應對不了危機的重要原因，是沒法直接使用革命手段來解決問題，拿私人資本沒有辦法，市場經濟嘛，私人資本和政府調控玩貓捉老鼠的遊戲，私人資本在危機中更加獲利，政府調控無效，民生受損，甚至政權維持不下去。
但是，新政權能夠延用在農民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巨大動員能力——在上海、武漢等大城市裏打“三白”戰役。這時，共產黨通過全國土改實現了歷朝歷代的“均田”但卻不“免賦”，以便從農民那裏得到大量的“三白”物資，有策略地投放到城市，用於平抑市場價格，迫使大批囤積居奇的私商的“順週期”投機落敗。
與此同時，農民還把出售農產品所吸納的大約佔政府總發行量40%的貨幣，為了今後買地需要，而儲存到銀行，這些貨幣不進入流通領域，也就沒有造成通脹壓力。這對農民微觀主體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卻在宏觀上直接幫助人民銀行大量回籠並在鄉土社會沉澱增發的貨幣，同時也間接幫助新政權極大減少了財政赤字壓力。
總之，新政權一方面靠迴歸傳統的土改普遍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則靠增發現代貨幣換取增量農產品穩定供給，幫助政府壓低了城市物價並且反過來吸納了過量增發貨幣。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1948年民國金圓券改革造成的惡性通脹危機初步平定下來了。這個過程的關鍵在於：
其一，土地革命派生出農產品貿易量增加、支撐增發的主權貨幣。
革命能夠產生制度收益，我們稱之為“革命紅利”。當整個國家被西方完全封鎖，意味着我們被迫實現了去依附，就像最近這幾年美國一再提出制裁中國，讓中國所謂脱鈎，這其實是又一次全面的讓中國去依附。
建國之初那麼困難的情況下被動去依附，到底是怎樣走出危機的？
首先是政府理性，我們不能只強調私人經濟的經濟理性，還要強調政府理性，就是維護國家主權獨立。我們是一個戰爭打出來並且打了一百多年解殖戰爭的政權，能不能輕易的放鬆底線？關係到能不能放棄主權的原則！不能。因此只要我們不放棄主權獨立，就得到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擁護，因為大多數人親身經歷了主權喪失、半殖民地社會對人民造成的傷害，所以，堅持政府理性就是要維護主權的同時使農民耕者有其田，就得到了中國當時占人口88%的農民——即最大多數人的擁護。
其二，本幣之錨：“三折實”使本幣基於實物信用。
接着，由於我們是主權貨幣，而這個主權貨幣當時是用解放區的方式，是折實的，當時的財政、金融都是折實，折成小米。毛主席當時工資是折算成一年三萬多斤小米，一個部長几萬斤小米，都是這樣算的。我父親那一代人進城當老師，也是按照折實來算他們的工資。
用折實的方式內生性地與土改結合，因為土改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以後，農民的產出在提高，形成的增產拿來跟政府交換，要存起錢來才能買地，於是政府大量增發的貨幣被農民吸納，就使國家貨幣主權保持了相對穩定。獨立主權向貨幣體系賦權形成的信用，農民是接受的，因為農民本身是革命主體。這意味着大量增發的貨幣儲備回到銀行，等於農民幫助國家完成了一個貨幣收發的閉環。農民銷售的農產品被國家組織的物流系統調到沿海沿江大城市，打掉了投機把物價先降下來，實體經濟就能復甦了。
所以，新政權對這場危機調控成功，一是得益於土改形成的革命紅利；二是共產黨在根據地形成的折實體系。二者都在扭轉危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因為城市當時實行的是軍管，所有的外匯投機、股票投機，全部被用軍事管制的手段取消了。私人資本經濟下，只要那些能夠吸引金融資本投機的投資人大量進場，資金就不可能向實體經濟投。所以，如果一手開放虛擬資本交易，一手還要鼓勵實體經濟，顯然是自相矛盾。建國之初的主要做法，一是打掉投機才能讓資金去搞實體經濟。二是本幣的錨很大程度上是折實，錨定在實體經濟上。銀行那時候都叫“存三白”，就是存進去錢的時候值多少白米、白麪、白布，到取錢的時候還能買等量的白米、白麪、白布。所以並不是老百姓直接把米麪布存到銀行，而是存到銀行的錢可以相對實物等值地得到保障，主權貨幣信用是用折實方式支撐的。這些都是化解通脹的主因。
其三，國家資本：重構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財產關係。
國初危機化解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跟一般發展中國家差異很大的因素，就是新政權把官僚資本、買辦資本沒收了，也把跨國公司代表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產沒收了。通過革命所建立的經濟成分叫國家資本，具有全民所有制屬性，也意味着政府宏觀調控中最可操控的手段就是國家資本，但它在最初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中是很弱小的。只是因為朝鮮戰爭第一次戰役打贏，蘇聯開始向中國輸出裝備生產線，國家資本才得到了陡然加強。
蘇聯大規模向中國轉移的軍事裝備生產線在戰時被中央政府控制的國家資本直接吸收，就需要很多勞動力進城去搞基本建設。因為那時候沒多少機械，所以挖土方、修馬路、蓋廠房，所有這些大規模基建都靠的是農民勞動力進城。整個“一五計劃”期間有兩千多萬農村壯勞力進城，這些人未必適合工業，主要是搞基建的，就需要國家主辦的供銷社採購大量農產品來保障他們的生活，於是就構成了國家的物流系統和農村之間的剩餘之間的交換，這個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國家資本經濟體系就壯大起來，新民主主義階段財產關係的所有制結構隨之也改變了。
因為，當國家資本大規模加強的時候，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就是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之間的矛盾，所以就有了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由於國家資本確實發展速度很快，1953到1956年三年時間就完成了對私人資本的改造。此後，是國家資本以全民所有制的屬性，形成了對農村中獲取剩餘的體制改造。
1953年，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計劃、成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邁開了步伐。（圖自新華社）
到1956年，伴隨着國家資本完成對私人資本的改造，工業化疊加城市化顯著加快。於是，大型工業品下鄉的要求使得中央推出了以鄉為單位的農村集體化，這以後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來源於從農業提取的剩餘。
其四，私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第一次逆週期調節。
上文介紹了惡性通脹被新政權緩解的基本經驗。而危機之後進入蕭條也是一般規律。私人資本的小規模企業，抗不住宏觀經濟波動風險對他們的打擊，投機經濟1950年被壓抑之後，大量的私人資本在投機中的損失直接表現為進入蕭條。在這種情況下，儘管試圖繼續新民主主義，可無論怎樣刺激發展實體經濟，私人資本為主的中小企業就是活不起來。
一方面是這個通貨緊縮、經濟下滑的蕭條階段，另一方面是政府加強物資採購服務於戰爭需求；那就只有政府直接干預。然而，當政府直接來下場購買，形成對私人資本經濟拉動的時候，雙方都出了很多問題，那就派生了“三反五反運動”；隨後，則是戰爭中得到蘇聯東歐“外資”直接戰略性援助而迅速壯大起來的國家資本對私人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剪刀差提取的“三農”剩餘
忘不了本，才有未來。中國工業化怎麼來的？
據統計，隨着農民收入增加，全國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總額從1950年的7.3萬元增加到1952年的14.1萬元，增長91.15%，比農民購買力增長速度高出11個百分點。
我們1949年出生的一批孩子，很多取名為鐵犁。建國初期城市中剛有所恢復的民族工業，參照蘇聯通過馬拉步犁提高農業裝備係數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先進耕作方式，生產出了“雙輪雙鏵犁”。隨即就有個“鐵犁”下不了鄉的故事，可以説明城鄉二元結構客觀上存在的對立性矛盾。
這種犁有兩個犁鏵、兩個輪子，拉力比木犁增加一倍，可以同時犁出互相平行的兩條，並且比一般犁溝壟犁得更深。相對於當時農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稱為“鐵犁”。其成本僅29元，而銷價為39元（1955年後新幣值）。
這在城市，應該是自主性的民族工業開始有了支農產品的大事。很多報紙大力宣傳，很多進城幹部都激動地給自己那年出世的孩子起名叫“鐵犁”，無論男女。
但在農村，無論政府怎樣宣傳動員，卻很少有農民購買。
因為土改之後全面恢復的傳統小農經濟，仍然是一種“資本淺化”的經濟類型：一是村裏的木匠打個架子，鐵匠打個型鏵，套個牲口就可以耕田了，並不需要再去購買一個“鐵犁”；二是長期以來，村社內部包括工商業在內的多種經營並不走現金交易，因而村民沒有購買城市工業品的習慣。
後來，這種雙輪雙鏵犁還是靠“組織分配”半強制地下到農村的，但已經是農村開展合作化運動以後的事情了。
不過，由於這種“一刀切”的命令式做法沒法考慮農村千差萬別的地質地貌特徵，確有一些地方顯著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但也有很多地方分下來的“鐵犁”因難以適應當地農地和牲畜條件而被置棄一隅。這個農村合作化之後的“鐵犁”尾聲也表明，正是有了農民合作體系的建設，才可以承接城市工業品下鄉。
1956年形成了以鄉為單位的集體化之後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形成工農兩大部類交換之間的剪刀差，國家用剪刀差的方式提取了大約七千多億的農業剩餘，到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的時候，我們的國有工業的固定資產總量只有九千多億，所以有人説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老農民創造的，是農業剩餘提取進了城，變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而不是憑空產生的。
越是加強剪刀差，農村可供分配的就越少，到60年代我全家都下鄉插隊的時候，我們一個直白的感受就是，集體能夠分配的只是總產量中的一少部分，相當大部分在我們分之前國家已經拿走了，為什麼説社員沒有勞動積極性，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大鍋飯，而是我們的大鍋飯給農民留下的少，國家提取走的多。
很多人以為是農村集體化搞得不好，其實是城市工業化只能用農村集體化的方式提取積累。要明白，國家資本早期的原始積累和中期的逐步壯大是和這一系列歷史的重大事件直接結合的，我們基本上是個與時俱進、不斷調整、實事求是的政策體系。
今天所做的一切，應該説是一個歷史延續的演變過程，從來沒有中斷。
在這些問題上，國家資本壯大和私人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及國家資本和分散小農之間的矛盾，都是我們在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必須克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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