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青青子衿”：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週年的文明意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茂松】
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制度與人缺一不可
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它在歷史上經歷了一次次的危機挑戰，依然能保持唯一連續未斷裂，背後乃是有其道理。即深刻的文明原理所在，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大是大一統的大國政治，不僅大，還要能持久、連續而不斷裂。保證可大可久背後的道理，就是“可大可久之道”。“可大可久之道”一方面體現在中國文明的價值與制度上，同時體現在承載價值、運作制度的具體的人身上。前者被稱為“治法”，後者被稱為“治人”。“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制度是要由人去運作、執行的，好的制度能否達到好的效果，根本上取決於執行制度的人的品質。所以在中國文明傳統中， “治法”與“治人”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對於“治人”的重視，體現了中國文明傳統對於“人”的深刻地理解，中國文明傳統相信人，乃是相信人、相信政治家能團聚人心，乃是相信人、相信政治家的政治組織動員能力。國家、天下的事情不是少數人、一部分人的事，而是要通過政治家領導政治組織來激發、團結、組織、動員全天下民眾一起來辦的，這就是中國文明傳統形成具有高度組織、動員力的舉國體制的內在文明動力所在。舉國體制一以貫之於中國文明史，古代中國是農業文明的舉國體制，新中國前三十年是工業文明的舉國體制，今天則是數字文明時代的新型舉國體制。三種文明形態的舉國體制一以貫之的都是中國文明傳統對於人的高度重視，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説“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的文明根源所在。
與舉國體制一體的是中國文明一以貫之的大一統的傳統，大還要能久。久則有賴於一代代人對於“中國之為中國”的家國天下事業的自覺的繼承與發揚光大，這就是《中庸》所説：“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國共產黨在建黨百年的歷史時刻通過的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需要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鬥，必須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 中國共產黨對於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的自覺意識，正是對於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傳統的繼承。要從文明史數千年的歷史縱深來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止是可見的一百年，背後乃是接續、貫通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傳統。深刻認識到“必須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正是中國文明核心原理的深刻體現。
繼去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今年則是中國共青團成立一百週年，共青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後備軍，本身是“後繼有人”的一部分。與此相聯繫的，黨管青年、全面從嚴治團，也同樣是在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及其“可大可久之道”的文明史視野下，才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圖自上海黃浦
“後繼有人”的底層文明原理： “繼善成性”
《周易》為羣經之首，詮釋《周易》之《易傳》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成性”四字甚為精闢地道出了中國文明的價值追求，“後繼有人”正是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繼善成性”的底層文明原理。繼《五經》之後的《四書》中的《中庸》、《大學》則是將“繼善成性”四字落實於教化以及教化與政治的一體上，而這也就是“後繼有人”在政、教的制度上的落實。
《中庸》、《大學》的開篇非常顯豁地體現了中國文明傳統對於人的深刻認識。《中庸》開篇説：“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大學》開篇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中國文明對於人之為人的理解，在於天命、天賦之性善，而這超越了西方的天賦人權。而人繼承、葆有、發揚天賦予人之為人所在的天性之善，需要明道、明德，而這要通過教育的方式來達到。
《大學》、《中庸》原本屬於《禮記》中的兩篇，宋以後被單獨抽離出來，而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回到《大學》、《中庸》歸屬於《禮記》一書的特點，可以看到包括《大學》、《中庸》在內的《禮記》一書是對於禮樂文明的意義即文化價值的詮釋，《周易》則更是將禮樂文明上升到“天道”、“道”的抽象精神的高度。作為禮樂文明原典的《五經》無一不強調禮樂教化之“慎始”。
《周易》在表示天、地之初始的乾、坤二卦之後的第三卦是代表人間事業的屯卦，而繼屯卦之後的第四卦則是代表童蒙教育的蒙卦，強調“蒙以養正”。作為禮樂文明的通行之禮的“冠婚喪祭”之禮中，排在第一個就是冠禮，即成年禮。冠禮的整個儀式強調成人者對於家、國責任的自覺繼承意識。孔子在《論語》中自述其“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青年”是現代的概念，孔子所説的十五歲到三十歲近於現代的青年。《詩經·鄭風·子衿》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詩句。《毛詩序》詮釋這首詩是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曹操《短歌行》一詩引用《詩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來表達其求賢若渴之心意。中國傳統用《詩經》中“青青子衿”來指代青年學子及其青春氣息。《詩經》不是後世簡單理解的純文學，而是“詩教”精神，《論語》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新中國成立後影響力巨大的《青春之歌》的小説、電影以及上世紀八十年代盛行的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都是承此“詩教”精神而來的。
《青春之歌》劇照
“青青子衿”指代青年學子及其青春氣息，強調的是對於青年成才的要求。中國文明至為重視青少年教育，這又與接班人培養緊密聯繫在一起。《禮記 ·· 文王世子》《大戴禮記 ·· 保育》專門記載西周對於世子、太子作為接班人從小到大，在德性與學問上至為嚴格的教育，教育世子“不可不慎”。而這也推及於天下之士的培養，從上到下一以貫之的是“以修身為本”。《禮記·· 文王世子》記載“天子視學”，以此為天下樹立重教之示範，這與天子行籍田之禮以向天下樹立重農之示範是一樣的。一耕、一讀，皆為中國文明傳統之根本，耕讀傳家也成為傳統中國人的理想。後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主官與專門的學官，無不重視對於年輕士子關心、愛護、培養與考核。
從士子對於自身的嚴格要求而言，首先是立志，“士志於道”，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也就是成己成人的內聖外王之道。孔子説：“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士的進德修業的教育是着眼於今天所説的人的全面發展，所以孔子強調“君子不器”，君子不能侷限於專門人才，而要有能通貫性的大格局與大戰略。年輕士子在學習階段要專心致志於道而無暇考慮其他，更不夾雜功利之心，孔子説：“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説：“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年輕士子志於道、專心於求道、問道，而國家則要充分為士子前途考慮。學而優則仕，由教育而通向政治，隋唐以下年輕士子通過科舉考試這一制度化安排而進入政治，被選拔為官員，成為接班人。科舉考試的內容是經學，士子要代聖賢立言，經學體現了禮樂文明的文化價值觀，即“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意識以及家國天下意識、內聖外王之道。科考中進士者分別在翰林院、中央六部或地方縣裏任職，要經過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層層歷練，正所謂“士者，事也”，只有在複雜繁難的政治事務的不斷磨練中達到政治成熟、政治能力增長，方能真正成為合格的接班人，這是由中國大一統的大國政治的特點所決定的。
王陽明近年來為大家熟知，王陽明少年時就立志為聖賢，青年時代學習興趣廣泛，基於北方邊患，他學習騎射、兵法；他又喜歡文章，更是想在佛、道之中追求、領悟生命意義，領悟超越、究竟之道。但只有在他由科考得中而進入政治實踐，尤其是在政治受挫，被貶到龍場後而悟道。他在政治實踐的磨練中，在與當時屬於邊陲的龍場當地百姓的深入接觸中，開始深刻領悟聖人之道是百姓人人心中本來具有的。
中國共產黨內在的青春精神以及建團百年的文明意義
近代以前中國長期領先於世界，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侵入中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羞，中國陷入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的三重困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是要克服這三重困境，通過領導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來推翻舊中國，建立新的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帶有中國文明以天下為己任的士精神以及青春精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新青年》雜誌、五四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李大釗提出“青春中華之創造”。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給友人的信中説到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 他強調立大本大源：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何為大本大源？毛澤東回答：“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 毛澤東日後回憶道：“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青年毛澤東與友人約定“不談金錢、不談女人、不談家庭瑣事”，毛澤東《沁園春長沙》一詩道出了青年之志：“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户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之後，第二年即1922的5月5日至10日，廣州召開了團一大。選擇5月5日這一天召開，有着特殊的意義，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的日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 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就是中國文明傳統強調的士之為士首先要立志，要立志成為聖賢。團作為黨的後備軍，團同樣也以共產主義作為遠大志向。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與此具有每個階段連續性的是，少先隊作為少年先鋒隊與共青團作為青年先鋒隊，先鋒隊意識就是《大學》中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的文明原理的深刻體現。
而共產主義的遠大志向也與《大學》“止於至善”的中國文明核心原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止”與行走相聯繫，“止於至善”是説達到至善才會停止，但至善是遠大的目標與追求的過程，所以“止於至善”實際是説不達到至善就不會停止，所以對於至善的追求是到死方休的永不停留的過程，共產主義作為遠大理想也同樣是如此。
團一大的召開地點最初是與黨的一大一樣，定在上海召開的，但由於安全的原因，改在了廣州召開。而改在廣州召開，也是經過當時的黨中央深思熟慮的，那就是當時廣州在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形勢的發展。黨中央決定將團一大與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這三個大會一起在廣州召開。團一大選擇在廣州召開的深遠意味要放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來看。廣州是中國近代史開始的地方，正是在廣州，英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侵入中國，中國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再聯繫到1919年的五四反帝愛國主義運動爆發於北京，1921年黨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具有特殊歷史意味的城市進行的運動與會議，無不聯繫着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主題。
北大中文系已故詩人、學者林庚先生敏鋭地用“盛唐氣象，少年精神”八個字來概括唐人的青春朝氣。《新青年》之新、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青團的青春精神，是具有着深厚中國文明底藴的“新”，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其德”之新。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青團的青春精神，指向着對於中國近現代克服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的三重困境，指向着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文明覆興的歷史使命的自覺擔當。這也就是建團百年的文明意義。
“青春之歌”與千錘百煉：與廣大工農羣眾相結合是判斷一個青年是否革命的唯一標準
作為中國人民的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感召、吸引中國的愛國進步青年加入其中。抗戰時延安的嶄新革命氣象使其成為革命的聖地，吸引着中國廣大愛國進步青年排除各種困難而紛紛奔赴延安。這些進步青年在延安學習，並在於廣大工農相結合的過程中得到鍛鍊、成長。
1939年3月，陝甘寧邊區的青年組織規定以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羣眾的五四運動20週年紀念會上作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講稿刊載於當年6月1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1期。《青年運動的方向》成為指導中國青年運動的綱領性文獻。毛澤東在講演中對於“五四”所作的深刻詮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他談到 “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了龐大軍隊——“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
毛澤東指出，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那麼，主力軍是誰呢？毛澤東回答道：“就是工農大眾”。毛澤東要求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羣眾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毛澤東深刻地指出：“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羣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
毛澤東拿這個觀點來看過去的青年運動，指出一種錯誤的傾向，這就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青年運動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農大眾相聯合，他們反對工農運動，這是青年運動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毛澤東批評他們實在太不高明，跟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不聯合，並且根本反對工農。
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指出，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標準，並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羣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羣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澤東總結，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羣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毛澤東指出“現在中國青年運動的不統一，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他號召在座者“你們應該繼續要求統一，因為統一才有力量。你們要使全國青年知道現在的形勢，實行團結，抗日到底。”
毛澤東表揚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團結，而且和工農羣眾相結合，這一點更加是全國青年的模範。毛澤東號召大家把好的地方發揮起來，把錯誤去掉，“使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使革命由失敗轉變到勝利。到了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一天。每個青年都要擔負這個責任。每個青年現在必須和過去不同，一定要下一個大決心，把全國的青年團結起來，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定要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這就是我所希望於你們的。”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底層密碼就是組織起來，共青團發揮青年先鋒隊作用同樣靠組織起來。
使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抗戰、解放戰爭是如此，新中國成立之後同樣如此。我們看到城市中工廠的青年突擊隊的模範帶頭作用，看到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同樣通過青年突擊隊把農村青年組織起來。
青年具有情感易受感發，尤其容易受到文學作品感發的特性。1958年出版的楊沫的小説《青春之歌》以及第二年上映的電影《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小説《青春之歌》出版後的半年時間就發行39萬冊，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發行121萬冊。廣大青年學生是《青春之歌》的最大讀者羣。北京大學生物系三年級學生曾排隊輪流看小説，大家都非常急切地想早點看到小時，有個同學生病住院時，“我們把看書的優先權給了他，這被認為是最好的關懷和很大的幸運”。而有些同學好不容易拿到小説，“晚飯也不吃飽或者乾脆不吃就到參考室去佔座，一看就是一個晚上”。（以上關於《青春之歌》的影響方面的材料，引自武新軍《青春之歌，迴盪在幾代中國人的青春記憶裏》，《光明日報》2019年06月28日）
《青春之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精神食糧”。不止是青年學生，甚至連工廠工人、青年農民也成為了《青春之歌》的廣大讀者羣。
《青春之歌》的小説拍成電影，在全國放映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電影院全部爆滿，很多影院24小時放映，很多人甚至為了能買上電影票，餓着肚子通宵達旦排長隊。抗日時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鮮花》也因為電影《青春之歌》而再次流行全國。
日本共產黨主席野坂參三在廣州看過電影《青春之歌》後，寫下了《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道路》一文，並號召日本青年來閲讀《青春之歌》。他指出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並説“女主人公在入黨時舉手向黨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滿了喜悦和自豪的目光凝視着紅旗的神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電影《青春之歌》在日本二十多個城市陸續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貝共放映了3249次，許多青年工人看過影片，紛紛提交加入日本共產黨的申請。《青春之歌》演林道靜的謝芳跟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期間，東京的大街上出現了林道靜的巨幅劇照和畫像。（以上材料，引自武新軍《青春之歌，迴盪在幾代中國人的青春記憶裏》）
《青春之歌》的小説與電影之所以能如此打動廣大中國青年以至日本青年，就在於《青春之歌》關乎的是青年人的人生理想、人生意義的追求與選擇，中國青年的青春、理想、志向與救亡圖存與國家命運、國家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
小説《青春之歌》初名《千錘百煉》，道出了《青春之歌》作為成長小説的特點，青年的人生意義正在於與包括廣大工農大眾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結合中鍛鍊成長，青年的覺悟和奮鬥是其中的關鍵詞。而中國青年的成長離不開黨的領導，影片中林道靜與林紅、盧嘉川的關係就是黨與青年的隱喻關係。電影《青春之歌》林紅的扮演者秦怡於5月9日建團百年之際去世。
秦怡在電影《青春之歌》中飾演進步青年林紅（左）
新中國“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的教育方針，着眼於“後繼有人”，此後的上山下鄉運動同樣如此。上山下鄉運動不是一些人簡單以為的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問題，根本上還是在於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性、全局性問題。上山下鄉運動的底層結構，乃是針對現代化帶來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問題。廣大城市知識青年下到鄉村，與廣大的農民建立休慼與共的共同體關係，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知識青年與中國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再次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陝北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的大歷史意義，正在於此。共同富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正是根源於此，根源於中國社會的底層結構。從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比較視野來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廣大農民相結合，這保證了中國不會出現今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存在的民粹主義。
“人類文明新形態”視野下的“黨管青年”與“全面從嚴治團”
“詩言志”，1980年盛行全國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首歌曲道出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青年對於國家天下的責任擔當。而同一年《中國青年》雜誌發起的“潘曉討論“，將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引向深入。與新中國青年突擊手一脈相承的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新長征突擊手。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改革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強調黨的全面領導、全面從嚴治黨，團作為黨的後備力量，與此相應的則是“黨管青年”、“全面從嚴治團”。“黨管青年”是黨的全面領導的一部分。在“全面從嚴治團”的精神下，共青團要牢記共青團密切聯繫青年羣眾的橋樑的職責，自覺根除“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問題，刮骨療傷，從而切實改進作風，深入基層，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羣眾性，這就是“團幹部更像團幹部，團員更像團員的“正名”工作。共青團作為黨的後備隊伍，作為青年先鋒，同樣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這是百年共青團能夠始終保持青年先鋒性的根本所在，也是對於中國文明“日新其德”的精神的繼承與發揚光大。
將“黨管青年”與“全面從嚴治團”，放在“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視野下，將得到更為深刻的認識。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以社會主義方式完成了現代化，並同時克服了現代化本身帶來的問題，最終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建團百年以及“黨管青年”與“全面從嚴治團”正是中國共產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一部分。
“全面從嚴治團”意味着要牢記共青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後備軍而“堅定不移跟黨走”的這一初心；“全面從嚴治團”意味着共青團的自我革命與鬥爭精神。面對“兩個大局”，中國要以社會主義方式全面實現現代化，這也對新時代中國青年提出了要求。新時代中國青年首先要立志並持志定；其次是要自覺在學習增長各種本領，“君子不器”，否則將是“不學無術”；新時代青年的所學最終要在偉大的鬥爭實踐中加以檢驗。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在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深刻體認並深入分析鬥爭與矛盾的無所不在的普遍性，要有敢於鬥爭的精神，並在不斷的鬥爭實踐中增加各種鬥爭本領。
習近平總書記在每年的五四前後這個時間都是留給青年人的，“到年輕人中間和青年學生相處，到學校看看”，與青年和藹可親地談立志、談成長、談擔當。他將青年工作放到戰略性的高度，他強調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祖國的未來屬於青年，重視青年就是重視未來，青年工作攸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歷史實踐證明，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優勢是贏得青年，執政的最大風險是失去青年，要始終堅持黨管青年的總原則。
黨管青年意味着首先要保障好青年權益，給他們成長的空間和時間。新時代出台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第一個以黨中央名義下發的少先隊工作文件。青年發展政策體系是中國的制度保障優勢。黨管青年，還意味着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熱情關心青年，嚴格要求青年、積極引導青年，為廣大青年成長成才、創新創造、建功立業做好服務保障工作。” 青年具有熱血沸騰、敢想敢幹、有理想有擔當的特點，黨抓住青年的特點，引領青年將個人奮鬥匯聚進國家民族奮鬥的偉大事業中。而信任青年、愛護青年是給青年成長的空間和時間，信任的同時還要嚴格要求青年、積極引導，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愛護青年寬嚴相濟、剛柔相濟的辯證法。
習近平總書記連續幾年出席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時，都是選擇參加中青班的開學典禮，這顯示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於年輕幹部培養的重視，而這也就是“抓好後繼有人根本大計”的歷史意識、政治意識與戰略思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年輕幹部要勝任領導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領是很多的，而這些本領根本上是要在王陽明所説的事上磨練，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產黨員的心學的根本所在。
新時代的“黨管青年”、“全面從嚴治團”以及中國共青團成立100週年的整體性的文明意義，就在於 “抓好後繼有人根本大計”、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所具有的新的“可大可久之道”，這是中國文明繼續保持其連續不斷裂的至為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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