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敲打德國：寶馬大眾都是納粹財富的繼承人
【編譯/觀察者網 楊蓉】
“德國最強大的三個商業家族、其公司和下屬慈善機構怎麼會與這個國家值得稱讚的紀念文化如此脱節？”
“我越是花時間瞭解這些商業王朝，瞭解他們不光彩的過去、財富和企業，以及他們試圖忽視或掩蓋其掌門人與納粹德國的關係的意圖，我就越發懷疑德國的這種紀念文化到底有多深刻、多真誠、多持久。”
77年前的5月8日，納粹德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得以告終。現如今，戰火在歐洲重燃。在能源問題上猶豫不決數週後，德國總統朔爾茨終於在今年的5月8日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表示德國把幫助烏克蘭視作“歷史責任”，但也強調德國不會輕易屈從於其中任何一方的要求，德國不會作出使北約成為戰爭方的決定。
而在稍早前的4月19日，美國親自由派媒體《紐約時報》也刊發了荷蘭籍記者大衞·德容（David de Jong）評論文章“敲打”德國，回顧了一番德國作為納粹主義萌芽地的黑暗歷史，並扒開了寶馬、保時捷和奔馳三大老牌車企的家族產業背後與納粹千絲萬縷的聯繫。
大衞·德容曾為《彭博商業週刊》、《華爾街日報》和《荷蘭金融日報》等媒體供稿，花4年時間寫就《納粹億萬富翁：德國最富有王朝的黑暗歷史》（Nazi Billionaires: The Dark History of Germany’s Wealthiest Dynasties）。該書已於報道刊發當天（4月19日）出版，報道原文改寫自書中內容。
《紐約時報》4月19日刊文：他們是納粹財富的繼承人，但他們不會道歉
眾所周知，汽車工業是近現代德國的經濟支柱。這不僅是因為汽車工業為德國貢獻了10%的GDP，更是因為保時捷、奔馳、寶馬和大眾等品牌被世界公認為德國工業智慧和卓越工藝的象徵。
或者至少，這是這些企業通過數百萬美元的品牌推廣和廣告投放，試圖維持的形象。
德容指出，上述企業鮮少花費金錢和精力討論其起源。事實上，其成功可以直接追溯到納粹時期：德國汽車設計師費迪南德·保時捷（Ferdinand Porsche）説服希特勒將“大眾汽車”（Volkswagen）投入生產，而他的兒子費裏·保時捷（Ferry Porsche），一名自願加入的希特勒直轄黨衞隊（SS）軍官，最終建立了這家公司。
無獨有偶，曾讓寶馬從破產中“起死回生”並發展壯大的德國實業家赫伯特·匡特（Herbert Quandt）及其父親君特·匡特，以及持有奔馳的德國鋼鐵大亨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其實都被控在二戰中犯下戰爭罪。與逃脱罪行的匡特家族不同的是，弗利克在紐倫堡後續審判中被判有罪。
從左至右依次為：君特·匡特、費迪南德·保時捷、費裏·保時捷、弗里德里希·弗利克
“這在現代德國並不完全是一個秘密，但它被很愉快地忽視了。”德容寫道，這些在德國戰後創造的“經濟重生奇蹟”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的人，仍然受到廣泛擁護和讚譽，從建築物到基金會和獎項的設立，到處都能看見他們的名號。
德容認為，在因其紀念和懺悔文化而倍受讚揚的德國，要開誠佈公地承認國內部分最富有的家族的戰時活動，充其量只是一種事後的思考。但是，在這些企業以及德國對企業創始人和掌門人的納粹歷史持更為開放態度之前，清算工作仍將是不完整的。
德容稱，自己已經追蹤報道了這些家族十年之久，在翻閲了數百份歷史文件、學術研究和眾多回憶錄，與歷史學家交談，並調閲德國多地及其他國家的檔案後，他被自己所瞭解到的內容“震驚到了”。
1938年，費迪南德·保時捷（最左邊）向希特勒展示大眾汽車模型。圖片來源：英國“戰爭史”網站
以匡特家族為例。匡特家族19世紀時發跡於毛紡業，第二代繼承人君特·匡特（Günther Quandt）和他的兒子赫伯特·匡特（Herbert Quandt）都是納粹黨的成員，其工廠強迫或奴役多達5.75萬人為德國生產軍火。此外，君特還從被迫以低於市場價格出售其企業的猶太人，以及被德國沒收財產的人手中低價收購其公司，而赫伯特則至少協助促成了兩樁此類可疑收購，並監督了波蘭一個未完成的集中營的規劃、建設和拆除。
如今，匡特家族的兩個繼承人擁有大約380億美元的淨資產，旗下寶馬公司握有寶馬、Mini和勞斯萊斯三大品牌，並在化工和科技行業擁有大量股份。
匡特家族如何逃脱了戰後的審判，東山再起？德容稱，二戰結束後，華盛頓和倫敦發佈的數以萬計的政府文件顯示，德國並沒有像公眾輿論認為的那樣完成“去納粹化”，反而讓大量德國戰犯逃脱懲罰、逍遙法外，匡特家族也在受益人之列。
1960年，赫伯特從其父親處繼承了一筆財富。五年後，他將寶馬從破產邊緣拯救出來，此後成為公司最大的股東，並開始重組公司。如今，他的兩個孩子斯特凡·匡特（Stefan Quandt）和蘇珊娜·克拉滕（Susanne Klatten）坐擁寶馬約50%股權，躋身德國頂級富豪之列。
德容表示，匡特家族繼承人並非對其長輩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2007年，一部名為《匡特家族的沉默》（Das Schweigen der Quandts）的電視紀錄片揭露了該家族與德意志第三帝國（納粹帝國）的關係。作為回應，匡特家族4年後委託歷史學家、波恩大學現當代史教授肖爾蒂塞克（Joachim Scholtyseck）帶一組研究人員進行了調查，其結果就披露了上述家族史，但是“寶馬的繼承人們似乎更願意繼續過自己的日子，就像什麼都沒發現一樣”。
紀錄片：《匡特家族的沉默》
匡特家族唯一一次就調查結果接受採訪並回應，是在調查發佈當年（2011年）的9月。斯特凡告訴德國《經濟週刊》（Wirtschafts Woche），淡化家族與自己父親、祖父的聯繫是有必要的，但這也是“大規模的、痛苦的”矛盾。
然而，德容卻指出，祖父君特·匡特的名字至今仍保留在寶馬公司總部，且斯特凡還以父親的名字設立了一年一度的“赫伯特·匡特媒體獎”（Herbert Quandt Media Prize）。斯特凡稱，父親的“畢生成就”（life’s work）足以為這份獎項正名。
不僅如此，德容還表示，儘管斯特凡聲稱家族委託進行這項研究的最重要目標是“開放和透明”，但在獎項設立後的十年間，其網站上的赫伯特人物生平介紹都幾乎完全沒有提到赫伯特在納粹時代的活動，也沒有包含此前家族史調查的內容，只提到赫伯特在1940年加入其了父親電池公司的董事會。
赫伯特·匡特（右）。圖片來源：Carscoops
值得玩味的是，直到2021年10月底，也就是德容向匡特家族反映這一問題的幾個月後，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此時距離匡特家族那份調查報告的發佈已經過去十多年。
德容發現，如今網站上的介紹已經擴充內容，並提到了調查的部分結果，例如赫伯特曾負責柏林電池工廠的人員配備，而那裏的工人受到了強迫和奴役，但仍然忽略了赫伯特參與集中營項目、讓戰俘為自己的私人莊園做事、幫助收購從猶太人手中奪取公司等“事蹟”。
匡特家族的“洗白”之路不止於此。2016年，寶馬公司的慈善部門以赫伯特之名重新整合為“寶馬基金會-赫伯特·匡特”（BMW Foundation Herbert Quandt），成為全球主要的慈善機構之一，擁有約1.5億美元的資產，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影響力投資”，斯特凡和蘇珊娜則是其創始捐助者之二。
基金會的網站上，赫伯特的生平更是僅以一句話濃縮帶過：“他確保了寶馬公司的獨立性，為公司未來的成功發展打下了基礎。”而慈善會的格言，是促進“負責任的領導”，並激勵“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努力實現一個更加和平、公正和可持續的未來”。
寶馬基金會首頁截圖
三大家族中的修正主義者，不止匡特一家。
2018年，保時捷公司成立了費裏·保時捷基金會（Ferry Porsche Foundation），這距離費裏設計出他的第一輛跑車——傳奇車型保時捷356已有70年。
“處理自己的歷史是一種全時承諾（full-time commitment）。”該慈善機構的主席在一份聲明中寫道，“費裏·保時捷基金會想要鼓勵的正是這種關鍵的反思，因為：要知道你要去哪裏，你必須知道你從哪裏來。”
德容諷刺地指出，其實保時捷本可以從離歷史根源更近的地方開始，比如直接這樣寫：
“該基金會是以一個在1938年自願申請加入黨衞隊的人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941年被錄取為軍官，並在他的餘生中為此撒謊。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裏，費裏先生忙於領導斯圖加特的保時捷公司，而該公司剝削了數百名被脅迫的工人。在戰後的幾十年裏，作為保時捷的首席執行官，他的身邊都是前黨衞隊高級軍官。”
1934年，費迪南德·保時捷（左）和費裏·保時捷。圖片來源：歐洲汽車新聞
德容表示，在其1976年的自傳中，費裏對保時捷的猶太創始人阿道夫·羅森伯格（Adolf Rosenberger）進行了“扭曲的歷史描述”，其中充斥着反猶太主義的言論，還指責羅森伯格在被迫逃離納粹德國後進行敲詐。“戰爭結束後，似乎那些被納粹迫害的人認為他們有權獲得額外的利潤，即使他們已經得到了補償。羅森伯格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費裏在書中寫道。
但事實是，1935年，儘管公司利潤已經大幅增長，費裏的父親費迪南德和連襟安東·皮耶希（Anton Piëch）以與1930年購買保時捷公司10%股份時相同的價格將羅森伯格的所持股份買斷，費裏這才拿到了這部分股份。“簡單地説，羅森伯格被騙了，沒有得到他所持股份的全部價值。”德容表示，這筆交易顯然是一種“雅利安化”。
如今，保時捷所做的不僅僅是資助教授職位或製造跑車，保時捷家族與其表親皮耶希家族共同控制着大眾汽車集團，該集團旗下有奧迪、賓利、蘭博基尼、西亞特、斯柯達和大眾汽車等品牌。據估計，保時捷-皮耶希家族的總淨資產約為200億美元。今年2月，大眾集團證實計劃將保時捷從集團中分拆出來讓其上市，這將成為2022年最大的IPO之一。
只是，保時捷家族從來沒有公開討論過其創始人在第三帝國時期的活動。除了費裏以外，曾為大眾設計出第一款經典車型甲殼蟲的費迪南德和皮耶希在二戰期間共同管理大眾汽車工廠。在那裏，為了完成龐大的軍火訂單，工廠使用了數以萬計的來自納粹佔領的地區的“奴隸”。
2019年3月，費裏·保時捷基金會宣佈，它將在斯圖加特大學資助德國首個“企業歷史”（corporate history）教授職位。
斯圖加特大學網站截圖
這又是哪一招？德容發現，斯圖加特大學歷史系曾在2017年發表了一項由保時捷公司資助的、關於保時捷公司在納粹時代的起源的研究，但該研究“似乎遺漏了很多東西”。
“不知為何，羅森伯格的個人文件沒有被納入研究。該研究還錯誤地描述了羅森伯格先生出售股份的性質。”德容寫道，“我對這項研究看得越多，就越覺得它更像是一個部分的粉飾，而不是一個全面的交代。”
最後是弗利克家族。
第三帝國時期，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控制着德國最大的鋼鐵、煤炭和武器集團之一中德鋼鐵公司（Flick Kommanditgesellschaft）。1947年，弗利克因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被判處七年徒刑。在紐倫堡審判中，他被認定三項罪行：使用強迫勞動和奴隸勞動、在財政上支持黨衞隊和掠奪一家鋼鐵廠。根據2008年的一項研究，可能有多達4萬名工人因被弗利剋剝削奴役而死。
“撇開所有道德標準不談，弗里德里希·弗利克擁有成為德國首富的天才能力——還是兩次。”家族史《弗裏克家族》一書的作者托馬斯·拉姆格 （Thomas Ramge) 曾如此評價道。1950年提前獲釋後，弗利克重建了自己的企業集團，成為當時德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戴姆勒·奔馳的控股股東。1985年，德意志銀行收購了弗利克企業集團，使他的後人成為億萬富翁。
1947年1月15日，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在紐倫堡接受審判。圖片來源：彭博社
如今，弗利克商業帝國旗下一個價值約40億美元的分支，在德國城市杜塞爾多夫設立了一個私人基金會，且毫不意外地命名為“弗里德里希·弗利克資助基金會”（Friedrich Flick Funding Foundation）。該基金會在德國最富盛名的大學之一的董事會中擁有一個席位，並將資金用於教育、醫療和文化事業，主要活動在德國和奧地利。
“這個基金會仍然以一個被定罪的納粹戰犯的名字命名，在他的工廠和礦井中，成千上萬的人從事強迫或奴役勞動，包括數千名猶太人。但在該基金會的網站上，你永遠不會瞭解到弗利克財富的污點歷史。”德容毫不客氣地諷刺道。
他不禁問道：德國最強大的三個商業家族、其公司和下屬慈善機構怎麼會與這個國家值得稱讚的紀念文化如此脱節？
德容試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解釋這個牽扯複雜的問題。
當德容向匡特家族的長期發言人約爾格·阿佩爾漢斯（Jörg Appelhans）詢問其在總部和媒體獎項上使用君特·匡特和赫伯特·匡特的名字一事，對方以電子郵件回覆稱，“我們不認為重新命名街道、地方或機構是處理歷史人物的一種負責任的方式“，因為這樣做“阻礙了對他們在歷史中的作用的有意識的暴露，反而助長了對歷史的忽視”。
“這是一種特別無恥的歪曲。”德容説，這些家族並沒有展示他們財富背後的血腥歷史，除了偶爾委託別人以晦澀難懂的學術語言撰寫研究報告，然後又從不在網站提及這些研究結果以外。
“他們甚至沒有以誠實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事實上，他們正在做相反的事情：紀念他們的大家長而不提及他們在納粹時期的活動。”
果不其然，當德容聯繫到弗利克家族辦公室時，其代表拒絕發表評論。當德容問及費裏·保時捷基金會為何不在其網站上展示費裏的生平介紹時，該基金會主席塞巴斯蒂安·魯道夫（Sebastian Rudolph）則打外交辭令般地表示，基金會正在研究費裏的介紹“在多大程度上也應該在基金會網站上有所體現”，並補充稱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費裏的“畢生成就”。
德容指出，幾十年來，紀念文化一直是德國社會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在德國的各個城市和鄉村，你會發現許多“絆腳石”（Stolpersteine）。這是一種由黃銅和混凝土製成的方約10釐米的方塊，上面寫有受迫害的猶太人的信息。在德國，大大小小的紀念碑隨處可見。從柏林到法蘭克福，從漢堡到慕尼黑的咖啡館裏，每天都有關於集體內疚和贖罪的對話。這些都是反思性的、細微的，最重要的是，有所覺悟的。
然而，這場正視過去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繞過了許多德國最受尊敬的大亨和他們的黑暗歷史。
德國街頭的“絆腳石”。圖片來源：Folklife雜誌
“我越是花時間瞭解這些商業王朝，瞭解他們不光彩的過去、財富和企業，以及他們試圖忽視或掩蓋其掌門人與納粹德國的關係的意圖，我就越發懷疑德國的這種紀念文化到底有多深刻、多真誠、多持久。”德容直言。
文章的最後，德容發出詰問：固然，汽車工業是德國的典型，對國家經濟和國家認同都至關重要。但對這些大亨的批判，是否就是對國家認同的否定？這些人是否需要得到支持，就因為他們仍然是德國復興和經濟實力的有力象徵？在德國，慶祝商業成功是否仍然比承認反人類罪行更重要？
“還是説，真正的答案更簡單：也許這個國家受制於幾個億萬富翁和他們的全球性企業，而這些人更關心保護自己的聲譽——以及他們的財富——而不是面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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