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世界亂了，中國怎麼辦？

【文/鄭永年】

在今年的論壇上，各國領導人除了表達對俄烏戰爭的遺憾，也表達了對全球供應鏈紊亂、供應鏈與貿易鏈政治化、世界經濟總體惡化趨勢的深度憂慮。俄烏戰爭仍在繼續，而世界經濟增長進入疲態，無論是各國領袖還是國際組織都非常擔心“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和日本自民黨總裁的福田康夫在論壇上甚至沒有討論疫情，而是表達了對俄烏戰爭帶來的次生問題的深度關切。

表面上看起來，俄烏戰爭影響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但實際上，美國和歐洲國家也以不同方式捲入其中，處於大國博弈邊緣的小國更是深受其害。客觀地看，小國對危機的承受能力低，並且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小，因此，亞洲和中東的一些小國就表示了對俄烏戰爭的擔憂，希望大國能在解決戰爭問題上多承擔一些責任。

但令人遺憾的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除了中國較為穩定之外，大部分國家或處於不穩定狀態，或是能力不足。美、俄兩國正在烏克蘭進行代理人戰爭；英國剛從歐盟脱離；而法國正面臨着總統大選。俄烏戰爭發生以來，法國總統馬克龍儘管多次調停，仍顯得力不從心。整體來看，世界正處於亂局之中。

世界之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打擊；二是俄烏戰爭對世界格局造成衝擊；三是特朗普時期開啓的由美國主導的“逆全球化”趨勢。

烏克蘭尋求避難的平民（新華社圖）

世界秩序進入亂局

在經濟方面，新冠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紊亂。疫情影響的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變化，還深刻影響了全球的貿易體系——國家間和各國家內部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包括中國在內，疫情對大部分國家的中小型和微型企業是一個災難性的打擊。俄烏戰爭更是雪上加霜，強化了這個趨勢。

在國際安全方面，國際秩序出現了“再封建化”的現象。這次俄烏戰爭就表現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已經基本不起作用。在聯合國體系內，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受到很多國家的譴責。但冷戰後，美國就開始拋棄聯合國體系搞單邊主義， “9·11”事件的反恐行動後，美國更是奉行單邊主義，聯合國對美國早已沒有制約能力。

實際上，蘇聯集團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使得美國上升到了一霸超強的地位，此後，美國基本上就凌駕於聯合國之上了。

在前南斯拉夫戰爭事件中，美國動用的就是北約的力量，而不是通過聯合國的機制解決爭端。在反恐問題上，由美國小布什組織的collation of willing（多國部隊），通過製造敵我矛盾，脅迫他國要麼跟美國站在一起，要麼與美國為敵。如今的俄烏局勢也如當年一樣。聯合國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只是一套規則，在成員國都不接受規則的情況下，儘管聯合國還存在着，卻已經失去了讓成員國接受規則的能力，也失去了協調大國行為的能力。

**國際秩序的“再封建化”還帶有“安全碎片化”的特徵，越來越多的國家為求自保都想直接或間接地增強軍事能力。**如白俄羅斯修改憲法意圖擁核，芬蘭和瑞士申請加入北約，日本、韓國想與美國實現核共享。當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體系不能為成員國提供安全的情況下，國家必須走向自保。

在逆全球化問題上，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就以“美國優先”為由開始了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伙伴進行“脱鈎”的行動，也逐漸從國際組織中“退羣”。儘管拜登上台以後不像特朗普那樣大肆破壞美國的外交關係，但實際上也是在繼續推動“逆全球化”，組建以美國領頭的所謂的“value based bloc”（基於價值的集團），繼續促使中美脱鈎。

無論是新冠疫情、俄烏戰爭還是逆全球化，美國在這些議題上都在推動世界秩序的走向“兩極化”。簡單來説就是利用俄烏戰爭將中國和俄羅斯綁架一起，塑造所謂的“中-俄軸心論”；用意識形態來定義中美關係，掀起所謂的“民主與專制”、“文明與野蠻”間的競爭。

過去40年很多國家都感受到了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國際秩序的民主化，但如今這種進步的現象越來越少，愚昧、野蠻和暴力逐漸佔據了上風。戰爭從本質上説，就是野蠻的行為，因為沒有“文明”的戰爭，戰爭對任何人來説都是野蠻和暴力的。野蠻和暴力不僅表現在國與國之間，更表現在各個社會內部，如英美等國的民粹主義崛起，造成了對少數族羣的不公平待遇。

目前，無論從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看，都出現了亂世現象。全球化雖然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是各個國家內部越來越分化，社會財富差距越來越大，中產階級的佔比也越來越小。

民粹主義的崛起使近代以來的文明進步觀和道德價值體系崩塌了。過去尼采説“上帝已死”，現在再次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基於進步之上的道德體系再次解體。各個國家各自為政，國家內部的社會羣體也各自為政，疊加社交媒體的放大影響，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內部秩序都呈現出碎片化的現狀。

世界之亂的根源：逆全球化、國際安全體系倒塌及現代性的喪失

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包括菲律賓和哈薩克斯坦等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均表示出對現今亂局的無奈和擔憂——尤其是擔心美國將貿易武器化，將經濟合作政治化。如果美國將任何事情都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這不僅損害中國的利益，還將損害所有國家的利益，當然也包括美國本身的利益。

**簡單地説，世界之亂是因為大國失去了提供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因為有效的國際治理需要各大國提供足夠的公共品。因此，當大國各自為政，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產品時，世界就會倒退回割據狀態。**過去不管是全球化還是國際安全，其本質都是公共產品。

此外，各國對現代性的追求，也是和全球化相向而行的。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還是其他主義，過去四十多年，大家的共同目標都是追求現代性，而“追求現代性”這樣的共同目標，其實也是一種公共品。失去提供公共品的大國裏，美國尤為典型，它不僅已經沒有能力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甚至沒有表現出意願來繼續支持其盟友，做出例如“退羣”之類的舉動。

更糟糕的是，全球範圍內正在產生更多的international public ‘bad’（壞的公共品），具體表現在環境和安全危機上。如博鰲論壇上，就有人提出對於塑料過量使用使得海洋生物大量死亡的擔憂。這些緊迫的危機還包括新冠病毒、能源短缺、糧食危機、核擴散等等。假如沒有大國提供好的公共產品，這些危機會愈發深重。

4月23日，阿富汗民眾在喀布爾領取中國援助的糧食。新華社發（塞夫拉赫曼·薩菲攝）

顯然，危機來臨時小國將首當其衝——大國如俄羅斯，畢竟其國土面積大，即便發生戰爭，但還是保持着韌性；小國如烏克蘭，就只能依靠西方國家的力量支撐。因此，小國在危機面前非常脆弱，即便美國給烏克蘭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其目的還是為了讓烏克蘭代替西方與俄羅斯對抗。

儘管俄羅斯和美國迄今還沒有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但“代理人戰爭”這個過程也表現為大國對抗。不僅好的國際公共品無從談起，更產生着越來越多的壞的國際公共品。

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問題上，其他國家更是力不從心。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協調了好幾次談判，但當土耳其認為談判取得進展的時候，歐盟外長卻在會後認為談判陷入僵局。這説明有些歐洲國家不想結束戰爭。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則直接點明，歐盟想通過烏克蘭戰爭拖垮俄羅斯，因此北約會繼續支持烏克蘭作為代理人作長期對抗。

全球化到來之前，各個國家相對孤立，自給自足的程度比較高，人們無需擔心一國內部所發生的問題。但是，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一體化時，某國或某區域的內部危機就會即刻國際化，使得國際秩序的危機更加深刻。

應當承認，二戰以後，美國領導的西方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全球化也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資本和技術驅動的。

如果沒有美國的里根革命和英國的撒切爾革命，世界很難出現今天人們所見的全球化。從這個角度看，也正是西方的資本和技術擴散到世界其它地區，才讓世界變得更加開放，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也從全球化過程中受益。

全球化的過程為美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美國把低端技術轉移到中國，積累了財富的同時又提升了國內的技術水平。中美兩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是非常互補的。但是美國內部的問題在於財富分配不均，導致社會撕裂、民粹主義盛行。

蘇聯解體以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改革並沒有有效地推進。美國和西方國家已逐漸無法提供如此龐大的國際公共產品，而當中國有能力去提供部分國際公共產品時，卻又遭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排斥。

換言之，當中國、印度等金磚國家崛起的時候，西方國家還是牢牢把持着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公共產品，拒絕新興國家以非西方的方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不願與新興國家分享國際領導權力，從而導致了國際公共品供給不足。這進一步説明，新興國家在世界秩序中還是扮演着邊緣的角色。

中國如何應對世界亂局？

一方面好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另一方面壞的國際公共品急劇增多，導致了全球危機越來越深重。那麼，中國怎麼辦？

首先，中國要承擔起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不能放棄和平與發展的路線。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講的，“越是困難時刻,越要堅定信心,越要沉着勇毅”。就是説，中國要有責任感。我們是世界上一面獨立的旗幟，不能簡單地跟着西方走，也不能簡單地跟着任何一個大國走；我們既不是美國，也不是俄羅斯。

經濟是國內上層建築的基礎，也是國際秩序的基礎。從博鰲論壇中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國家對中國肩負起國際責任的期待是很高的。這很容易理解，中國作為世界經濟體的內在組成部分，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加入WTO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正增長的貢獻最大。此外，中國對世界扶貧的貢獻也是最大的。亞洲國家對中國有高期待是很正常的。

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擁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儘管是中低端的產業，但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這方面具備中國的規模效應，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各國對中國的抗疫情況表示非常的關切。中國供應鏈是世界供應鏈體系中的關鍵，中國的供應鏈一旦中斷，會對世界供應鏈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中國只有自己穩定了，才能對世界的穩定作出貢獻。

因此，在經濟方面，中國要繼續保障供應鏈不被中斷。為此，疫情防控政策要與時俱進，用科學和理性來對待。隨着新冠病毒的變種，我們的防控措施也要變化，不能一刀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過，“要以最小代價實現最大的疫情防控效果”。

今天，一些地方過度的防疫措施影響了國內和國際的供應鏈體系，不僅讓很多中小型企業受到巨大的衝擊，大型民營企業也開始深受影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變得十分不方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外資企業開始向其它國家轉移。最近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復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將逐步恢復全球出口。可見中國防疫政策的動向是可以影響世界的。

精準和科學地防禦疫情，不僅對恢復中國經濟有重大意義，對恢復世界經濟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不要把疫情防控跟經濟完全脱離。保護老百姓的生命是我們的要務，但是如果經濟搞不好，同樣會影響老百姓的生命。

如果處理得好，這兩方面並不矛盾。經濟安全跟老百姓的生活之間要做到平衡。既然中國過去是在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在科學防疫的同時也要做到繼續開放。美國等國家想要與中國脱鈎，我們更不能如其所願。

穿着防護服幫助轉運物資的“大白”志願者。新華社記者 張超 攝

同時，我們在經濟上要有競爭意識。對於“卡脖子”的關鍵領域，我們需要強化競爭意識，儘管我們儘量不用“競爭”來定義整體的中美關係或者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再者，我們也不怕競爭。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必須加大對科技研發和人才的投入。

第二是安全方面，我們不學美國和俄羅斯搞“團團夥夥”。所有的世界戰爭都是在“團團夥夥”之間發生的。我們要堅決反對美國組建的亞洲版北約。在安全方面，我們確實要加快國防現代化，保衞國家利益要求我們有能力遏制戰爭，所謂“止戈為武”，為世界和平提供保障，這是一個大國的底線。

過去40年，亞洲是世界上發展得最快、最和平和最穩定的區域，很大的原因在於中國沒搞“團團夥夥”。這裏要強調的是，“團團夥夥”的多邊主義和中國所踐行的多邊主義是不一樣的，我們已經實踐出一種開放包容、針對解決問題的多邊主義，而不是美國西方那種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多邊主義。

美國所謂的同盟政策，如印太戰略同盟、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等都是針對中國的。現在搞value based bloc（基於價值的集團）也是針對第三國的，具有強烈的排他性（exclusive），因此人們説這是假的多邊主義。

比較而言，中國的多邊主義如上海經合組織、“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包容性的，不針對第三國，而是針對practical issue（解決實際問題）的多邊主義。如上海合作組織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金磚國家（BRICS）合作機制是為了協調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儘管美國、日本反對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仍然對他們開放。

最後，我們還是要繼續追求現代性。現代化就是對現代性的追求，而現代性則是一整套進步的、具備普遍性的價值觀。

人類追求現代性的目標基本上一致，但方法則不一樣。比如説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24個字裏也有很多西方所認同的價值觀，但實現這些價值的過程並不是要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方式，而是要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即使美國沒有足夠能力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中國還是要追求這種現代性，承擔起大國的責任。